綠化樹

章永璘是個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因寫詩而被打成右派送勞改隊“改造”。幾年後，又被遣送到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偏遠的農場落户。這時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人們正處在飢餓的恐慌中。在求生本能的驅使下，他諂媚、討好，耍各種各樣的小聰明來為自己多搞到點東西吃。到了晚上，他又陷入無休止的自譴自責之中。

馬纓花，是農場一個普通的勞動婦女，她沒有男人，身邊只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在一次勞動中，章永璘和馬纓花結識了。兩天後，馬纓花以讓章永璘幫她幹活為藉口，把章從“右派”宿舍帶到她家，意外地捧出饑荒時期鮮見的白麪饃給他吃。此後，每天下工後，她都讓他到家裏吃個飽。瘦弱的章永璘由此漸漸強壯起來。馬纓花家還有一個男單身常客，叫海喜喜，一心想娶馬纓花，常給她弄些吃的東西來。馬纓花收下他的東西但不“希待”他，並把他送來的東西給章永璘吃，從而引起了他的妒意。後來海喜喜藉故和章永璘打了一架，並從此不再登馬纓花的門。章永璘沉浸在愛情的幸福之中，這使得他失去理性，竟在一天晚上對馬纓花做出求愛的舉動，沒想到馬纓花用“你還是好好地念書吧”一句話拒絕了他，使他羞愧難當。最後他想到應該“超越自己”，於是開始研讀《資本論》。有一天馬纓花説她的爺爺象他一樣也是個唸書人，她還説她不“希待”海喜喜，因為他放着書不念，是沒起色的貨。章永璘這才明白，她把身邊有一個男人正正經經在唸書，當做由童年印象形成的一個憧憬，一個美麗的夢。

春節快到了，章永璘仍是每晚到馬纓花家去。一天晚上他又到她家，正巧，隊上要宰牛羊，她去幫忙，他一個人在她家讀着《資本論》。突然海喜喜闖進來了，用異常温和的口吻請章到他家説點事。在海喜喜的家裏，還像接待老朋友似地請章上炕、喝茶、並講了自己多年的流浪生活，講了怎樣到這裏，結識馬纓花後曾想在此定居，又突然説到自己今夜就要離開此地，臨走想送給章永璘和馬纓花一麻袋黃豆，那是他揹着大家在西邊開荒地的勞動所得。最後又勸章永璘跟馬纓花結婚，説馬纓花是個好女子。章永璘先是詫異，繼而被他這種豪爽氣概和男子漢的寬宏大度所感動，以至用這種氣度對比自己，感到羞愧難當。

當章永璘再次向馬纓花提出結婚的要求、並説海喜喜和謝隊長都覺得應該如此時，馬纓花卻説他們倆的事情不要別人多嘴，她自有主張。她不能容忍自己的男人和別人家的男人一樣“老婆孩子熱炕頭”，認為那是“沒起色的貨”，她的男人應該唸書，只要唸書，她就是再苦也願意。並且説，如果結婚了，家裏的活就得他幹，沒功夫唸書。再者，那些傻男人也不會象以前那樣再給她家送東西了。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她拒絕他就是因為有着這種為了愛情、為了他人的獻身精神。他知道她有着這種神聖自恃感情，更執意要跟她馬上結婚。她以為他對自己的感情有懷疑，安慰他説等日子好過一些就結婚，還説：“你放心吧！就是鋼刀耙我頭砍斷，我血身子還陪着你哩！”

但章永璘因海喜喜跑了之後，有人誣陷他和海喜喜要搞陰謀……失了自由。以後又連續被管制和勞教。1968年勞教期滿回到農場，才知馬纓花一直沒有結婚，在他勞教期間，帶着孩子到縣城找她哥哥去了，以後又全家去了青海。 ^[3] 

1957年7月，張賢亮因在《延河》上發表詩作《大風歌》落難以後，頭腦僵化、神情寂寞，而年過35尚孑然一身，更使他孤獨淒涼，想到別的農工雖然貧困但還算温飽的家庭生活，一股悲涼之情也就油然而生。可是當時的身份和經濟狀況都不准許他想入非非，感關睢而好逑。他曾説過，如果他那時有一筆供一位姑娘從四川到寧夏的路費可以娶親成家，但事實上他只能做羅漫諦克的夢，把勞動婦女的温情、憐憫和關懷作為一種精神的慰籍和寄託。被張賢亮稱為“綠化樹”的青年婦女馬纓花，也就是集中了他經歷過的許多美麗善良的婦女特點而詩化了的藝術形象。在西北貧瘠的荒漠地區“勞動改造”二十年，這段生活成了張賢亮取之不竭的素材資源，也使他20世紀80年代的小説帶有較明顯的“自敍傳”色彩，《綠化樹》是典型作品之一。 ^[4-5] 

章永璘既是一個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又是一個典型的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改造的知識分子。當章永璘被打成右派因而飽受打擊迫害時，出於生存的本能，他一次次地為填飽肚子勞心費神，並耍過各種小聰明。初到馬纓花家，即便得到如此深的信任，章永璘竟也只想揭開鍋蓋，掀開簾子，看看有什麼可以吃的。然而，每當黑夜降臨，白天的那些卑劣的邪念就會開始折磨他的靈魂。儘管現實生活處境異常的艱難，但章永璘始終沒有喪失理性，反以一種近乎自虐的方式來審視自己的思想與靈魂，他接受了思想改造的痛苦過程，但並不懷疑這種改造的荒謬性，而是自責自己離馬克思主義還有很大距離。於是，章永璘一直堅持學習《資本論》，並在其中執着尋找超越苦難，超越自我的精神源泉。章永璘是幸運的，在極為艱苦的改造環境中他遇到了馬纓花、海喜喜以及謝隊長等生性淳樸善良的普通勞動人民，他們身上閃爍出的某些光輝甚至給予這個迷茫痛苦的知識分子以寶貴的精神力量。章永璘在學習中開始不斷思考，不斷拷問自己的靈魂。馬纓花純真的情愛、海喜喜寬廣的心胸，謝隊長真切的關照，促使章永璘最終領悟到了《資本論》的深刻內涵，他的思想終於產生了質的飛躍，並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相連在一起”，由此探尋到了“超脱自己”的真諦，最終開始踏上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淨土”。但是，在另一方面，作為一名唯物論者，作為一名有着自身獨特精神追求的知識分子。

馬纓花是《綠化樹》中獨一無二、光彩照人的理想女性形象。她是現實生活中美的象徵，她兼有奔放不羈的性情和賢良温柔的愛。如作品中所寫的那樣，她是“黃土高原上的迎春花”，是“沙漠荒原與貧困農村環境中綻放的一株閃爍着光與美的花朵”。馬纓花有過不幸的人生經歷，像許多沒有文化的普通農村婦女一樣，她粗俗、淳樸，善良而富於同情心，思維的方式往往是很單純.很直接的。但是，馬纓花嚮往知識，渴望追求美好的事物，正是她的愛給章永璘迷茫痛苦的生活注人了新的活力和希望。馬纓花對章永璘可以説是一見鍾情，這在從章永璘肩上奪下鎬頭時的“慌亂”以及她第一次約章永璘到自己家吃東西時的“微妙的關切”中就可以細細地體味出來。而當她真正愛上了，便是不顧一切，不計後果地愛着。馬纓花愛的方式也是獨特的，一開始沒有卿卿我我或含情脈脈，而是心甘情願地供章永璘吃，供章永璘穿，並將他視為自己的丈夫。在複雜艱苦的現實環境中，她主動地、義不容辭地關心照料章永璘，乃至做起他的保護人。馬纓花還有着貞女節婦般的勇敢剛烈，當章永麟試圖懷疑她對愛情的忠貞時，馬纓花一番從容決斷的回答令人為之動容，“你放心吧!就是鋼刀把我頭割斷，我血身子還陪着你哩！”這就是一種無私樸實的愛，一種忘我的愛 ，充滿了崇高的獻身精神。 ^[2] 

《綠化樹》寫章永璘在四年強迫勞動中如何經過“苦難的歷程”最終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章永璘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他在勞改時飢餓、贏弱，精神已處於徹底崩潰的邊緣。但他在飢餓中求生存，在女性的愛撫中渴求愛情，經過勞動人民的關懷與啓示，學習了《資本論》，終於獲得了精神上的營養。作品通過人物的一系列懺悔、內疚、自責、自省等內心活動的描寫，禮讚“綠化樹”般的中國勞動人民。 ^[1] 

《綠化樹》本身就是對歷史背景的一種演繹，從中所透露出來的一切信息彷彿都在熱情地讚頌着一種至純至淨的美好人性和理想人格，深情地呼喚着人類一直以來都在心中執着追求着的夢想，即一個由無私温情、平和、自由、平等的靈魂和心性所組成的理想世界。 ^[2] 

一、對主人公心靈世界的深刻刻畫。作者大膽進人當時還少有作家去表現的潛意識領域，表現被剝奪了基本生存權利的知識分子與“食”、“色”本能所展開的肉搏戰，讓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窺見自己心靈深處的醜惡，把章永璘敏感、痛苦的心理放到理性的審判台前，不斷地承受嚴厲的拷打和審問，在新時期反思小説中達到了少有的思想深度。

二、展現了粗獷蒼勁的西部美學風格。小説以濃墨重彩描繪了西北邊地農場和鄉村的自然景物、鄉風民俗，更着力表現了大西北情歌高亢悠揚的美妙動人之處，加上它所刻畫的充滿野性之美的西部男女，渲染出質樸、粗獷、雄壯的西部風情。 ^[6] 

《綠化樹》曾獲中國作家協會第3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及1984年《中篇小説選刊》優秀中篇小説獎。 ^[2] 

文學批評家吳亮《冷峻而灼熱的心靈自迷一讀張賢亮的新作〈綠化樹〉》：在張賢亮的《綠化樹》中，我們不難覺察到這兩種歷史正融貫着、交叉着。而凝集在那交叉點上的，是一種精神上的痛苦眷戀，一種沒有怨憤的個人道德自省和一種追求真理的苦難歷程。它以獨白的形式，剖露了一個知識分子——詩人章永璘一的內心。這是一份冷峻而灼熱的心靈自述。 ^[7] 

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孔範今《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下）：從某種意義上説，《綠化樹》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對人民羣眾的懺悔，章與馬纓花的愛情關係事實上成為知識分子與勞動大眾的關係的一種象……從整體上看，張賢亮對歷史的反思不僅僅通過人物命運表現歷史的曲折，而且往往通過主人公自我的內省展開，小説主人公往往要在靈與肉的搏鬥中“超越自己”，通過對自身的痛苦反省和拷問，努力尋求‘比活着更高的東西’，最終完成人格的蜕變和昇華。 ^[3] 

原華中師範大學校長、文學理論家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下）：小説不僅應當“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應當給人以美的享受，這是張贊亮小説創作的立足點……這在作品中主要表現為：傷痕痛苦中的‘缺陷美”、粗獷質樸的內心美、大西北邊陲的風情美。 ^[3] 

《十月》編輯部編輯張守仁：在《綠化樹》裏，賢亮用他富有才氣的手筆，描繪了落難知識分子章永璘(其實是他自己的身影)的飢餓心理。而馬纓花這個婦女形象，尤其令人難忘。她的內心美，她那可悲的處境，以及苦難生活造就成的麻利能幹、練達善良，一一躍然紙上。我個人認為：1984年第2期《十月》發表的《綠化樹》，是他一生所寫得最好的小説之一。 ^[8] 

張賢亮，當代作家，江蘇盱眙縣人。1955 年中學畢業後至寧夏銀川幹部文化學校任教。1957 年因在《延河》文學月刊上發表長詩《大風歌》而被列為右派，遂遭受勞教、管制、監禁達十幾年，其間曾外逃流浪，討飯度日。1979 年9月獲平反，1980年調至寧夏《朔方》文學雜誌社任編輯，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1年開始專業文學創作。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文聯副主席、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寧夏分會主席等職，並任六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1979 年重新執筆創作後，先後發表了短篇小説《邢老漢和狗的故事》等；中篇小説《土牢情話》《綠化樹》等；長篇小説《男人的風格》《習慣死亡》。其中《靈與肉》《肖爾布拉克》分別獲1980年及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綠化樹》獲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