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

Silk Roads: the Routes Network of Chang'an-Tianshan Corridor

入選時間：2014年

遴選依據：文化遺產(ii)(iii)(v)(vi)

地理位置：N34 18 16 E108 51 26

遺產編號：1442（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共有）

從西邊的龜茲（今庫車縣）到東邊的洛陽，分佈着一系列的佛塔和巨大而複雜的石窟寺，記錄了佛教從印度途徑喀喇崑崙地區向東傳播，以及在吸收了本土思想後佛塔在建築設計上的演化過程。其他宗教建築反映了沿着廊道許多宗教（以及許多少數族裔）的共存狀態。大規模的商貿活動哺育了大型、繁華、興旺的城鎮，反映了定居社會和遊牧社會之間以多種方式進行的交流。 ^[4]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文明與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近兩千年以來為人類的共同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絲綢之路見證了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期間，亞歐大陸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之間的交流，尤其是遊牧與定居文明之間的交流；它在長途貿易推動大型城鎮和城市發展、水利管理系統支撐交通貿易等方面是一個出色的範例。同時，它與張騫出使西域等重大歷史事件直接相關，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規劃思想等，在古代中國和中亞等地區的傳播。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近兩千年以來為人類的共同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2014年根據文化遺產遴選依據標準(ii)(iii)(v)(vi)，絲綢之路：長安-天山走廊的路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批准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遴選依據標準(ii)：“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以跨越東亞與中亞的特大區域性路網規模、持久的沿用時間、豐富的各類遺存及其相互間的內在動態關聯、多元的交流內容、多樣的地理環境，展現出公元前2世紀～公元16世紀期間亞歐大陸諸多文明區域、特別是遊牧的草原文明與定居的農耕、綠洲或畜牧文明之間所發生的互為影響與作用，包括在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建築設計、住居方式、商品貿易、民族交流等方面所揭示的人們價值觀的相互影響。是亞歐大陸上人類經由長距離交通、開展廣泛的文明與文化交流的傑出範例。

遴選依據標準(iii)：“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是公元前2世紀～公元16世紀期間歐亞大陸經濟和文化交流傳統、以及社會發展的重要見證。特別是分佈於路網沿線的一系列都城、中心城鎮和聚落遺址，為亞洲大陸、尤其是中亞地區在約18個世紀中諸多業已消逝或發展演變的古代民族及其文明，以及東亞地區延續至今的華夏文明都提供了特殊的見證，揭示了亞洲歷史上中原農耕文明、草原遊牧文明、西域綠洲文明之間的交流、衝突、兼容、融合等對話過程，以及這一過程所經歷的若干重要歷史階段與突出的多元文化特性。

遴選依據標準（v）：“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經由一系列對自然環境的依託、利用和改造措施，包括對荒漠地帶土地利用的成功開發，共同支撐了荒漠條件下的行旅交通，最終使得跨越洲際的文化線路得以貫通，是人類為實現長距離交通與交流而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傑出範例。

遴選依據標準（vi）：“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的諸多遺址遺蹟與大量相關出土文物、簡牘文書、歷史文獻和行旅遊記，與對歐亞大陸上的人類文明與文化交流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張騫鑿空西域事件”直接關聯；與對東亞文化具有重大影響的中國佛教傳播事件和傳播方式直接關聯；與以絲綢為大宗貿易的洲際商貿傳統（如絹馬互市）以及粟特人在絲綢之路上獨特的經商傳統直接關聯；與此同時，在它沿線其它地點出土的大量文物、簡牘文書和考古資料等珍貴材料，尚可為亞歐大陸上廣泛的文明與文化交流內容、包括東西方之間物種、習俗、藝術、科學、技術等交流傳統提供實質性的佐證，揭示出這些交流活動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1-2]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走廊的路網是路網跨距近5000公里的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從中國漢唐中央首都長安/洛陽延伸到中亞的zhetysu地區。絲綢之路形成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一直使用到16世紀，將多種文明聯繫起來，並促進在貿易、宗教信仰、科學知識、技術創新、文化習俗和藝術方面的廣泛活動與交流。路網中包含的33個組成部分包括首都和各帝國和汗國的宮殿建築羣、貿易定居點、佛教洞穴寺廟、古徑、驛站、通道、燈塔、長城部分、防禦工事、墳墓和宗教建築。 ^[1-2] 

絲綢之路是世界上路線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化線路。絲綢之路是指起始於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古都長安（今天的西安）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它跨越隴山山脈，穿過河西走廊，通過玉門關和陽關，抵達新疆，沿綠洲和帕米爾高原通過中亞、西亞和北非，最終抵達非洲和歐洲，向南延伸到印度次大陸。這條偉大的道路溝通了中國、印度、希臘三大文明，全長一萬多公里。它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促進了歐亞大陸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在商貿、宗教、文化以及民族等方面的交流與融合，為人類社會的共同發展和繁榮做出了卓越貢獻。

公元前138年，一位名叫張騫的使者受漢武帝派遣從隴西出發，出使月氏。13年中，足跡踏遍天山南北和中亞、西亞各地。在隨後的2000多年中，無數商賈、旅人沿着張騫的足跡，穿越駝鈴叮噹的沙漠、炊煙裊裊的草原、飛沙走石的戈壁來往於各國之間，帶來了印度、阿拉伯、波斯和歐洲的玻璃、紅酒、馬匹、宗教、科技、藝術，帶走了中國的絲綢、漆器、瓷器和四大發明，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漸漸形成。

用“絲綢之路”（Silk　Road）來形容古代中國與西方的文明交流，最早出自德國著名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1877年所著的《中國——我的旅行成果》一書。由於這個命名貼切寫實而又富有詩意，很快得到學術界認可，並風靡世界。 ^[3] 

絲綢之路(2張)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由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整個絲綢之路的起始路段與分佈於天山山脈地區的交通路網組成，是“絲綢之路”中地位特別突出、交通距離特長、交流內容極為豐富、影響力非常深遠、旅途景觀尤為壯美多彩的組成部分。它從中國古代的長安/洛陽往西、經河西走廊進入天山山脈地區，路網跨距近5000公里、總長達8700多公里，由分佈於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3國境內的代表性遺蹟以及它們之間在18個世紀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交通交流關係構成。遺存類型包含了亞洲大陸上不同歷史時期的諸多帝國或汗國的都城或宮城、中心城鎮、商貿聚落或城鎮、佛教石窟寺、古道、驛站、關隘、烽燧、長城、城堡、墓葬等考古遺址和多種宗教建築與遺存；沿途擁有高山與平原、森林與草原、沙漠和戈壁、綠洲與河谷等亞洲內陸極富特色的地貌景觀。

絲綢之路(7張)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屬“絲綢之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在“絲綢之路”整個交流交通體系中具有起始的地位，還因經由多種途徑的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建立起跨區域的長距離交通，連接了多種文明地帶、展開了東西方之間持續而廣泛的商貿、宗教、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動，在遊牧與定居、東亞與中亞等文明交流中擁有廣泛而重要的影響和作用，見證了亞歐大陸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期間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主要脈絡及其重要歷史階段，以及其中突出的多元文化特徵；促進了洲際間多種文明的協調和共同繁榮，是亞洲大陸上建立長距離東西方交通、開展廣泛的人類文明與文化交流、對話的傑出範例。

2012年7月，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與中國及中亞五國政府共同協商，最終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共同申報這一項目，申報項目名稱最終確定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遺產項目的線路跨度近5000公里，沿線包括了中心城鎮遺蹟、商貿城市、聚落遺蹟、交通遺蹟、宗教遺蹟和關聯遺蹟5類代表性遺蹟共33處，以及沿途豐富的特色地理環境，申報遺產區總面積為426.80平方千米，遺產區和緩衝區的總面積為2344.64平方千米。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22處申遺點，從東到西涉及河南、陝西、甘肅、新疆四個省區：

漢魏洛陽故城遺址、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新安縣漢函谷關遺址、陝縣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

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彬縣大佛寺石窟、城固張騫墓。

玉門關遺址、懸泉置遺址、鎖陽城遺址、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

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爾尕哈烽燧、克孜爾石窟、蘇巴什佛寺遺址、北庭故城遺址。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境內共有8處遺產點：科斯托比遺址、阿克託貝遺址、庫蘭遺址、開阿利克遺址、塔爾加爾遺址、奧爾內克遺址、阿克亞塔斯遺址、卡拉摩爾根遺址。

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境內共有3處遺產點：阿克·貝希姆遺址、布拉納遺址、科拉斯納亞·瑞希卡遺址。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