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麻風病人的吻

《給麻風病人的吻》揭開了莫里亞克進入創作成熟期的序幕。故事講述了：主人公讓.佩羅埃爾長相醜陋，體弱多病，無法獲得異性的喜愛，他在極端自私的父親——朗德平原上的豪門地主的驅使下，娶了年輕貌美的女孩諾埃米為妻。諾埃米非常討厭讓，只是由於父母貪圖地主的財產，不得不從命出嫁。婚後，夫妻生活非常不愉快。不久後，讓發現諾埃米對他就如同給“麻風病人”的吻一樣，純粹是出自妻子的義務和憐憫。於是，讓每天去看望身患肺癆的朋友，希望染上重症，儘早離開人世，結束妻子的痛苦。但當他即將達到目的，奄奄一息的時候，卻又因為發覺年輕、帥氣的醫生深愛這諾埃米而萬分嫉恨。讓死後，諾埃米在命運的逼迫下，拒絕了意中人的求婚。 ^[1] 

人性的深度——莫里亞克小説系列總序（董強）

給麻風病人的吻

弗朗索瓦·莫里亞克（Francois Mauriac），1885—1970， 法國天主教文學大師，著名小説家、戲劇家、詩人、雜文家、批評家。1885年10月11日出生在波爾多。1906年赴巴黎從事文學創作。在出版了兩本詩集後，於1913年發表了第一部小説《身戴鐐銬的孩子》。三十七歲時發表了《給麻風病人的吻》，從此進入創作的旺盛期，相繼發表了《火流》《母親大人》《惡》《愛的荒漠》《苔蕾絲·德斯蓋魯》《終點》《蛇結》《弗龍特納克的神秘》《黑夜的終止》《黑天使》《未知的海》《法利賽女人》《被愛的和被恨的》《羔羊》《昔日一少年》等重要小説以及一些詩歌、劇本和文藝評論集。其中《愛的荒漠》獲法蘭西學院小説大獎。莫利亞克1932年任法國文學家協會主席；1933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1958年榮獲法國國家榮譽勳章。1952年，奠里亞克因在小説中“深入刻畫人類生活的戲劇時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藝術激情”而獲得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2] 

莫里亞克並非只是小説家。他一生的雄心壯志是成為詩人。與所有從外省到巴黎的“文學青年”一樣，他是帶着自己自費出版的詩集闖蕩法蘭西首都的。進沙龍，看戲，成為大作家的座上客：莫里亞克的文學生涯在最典型的法蘭西氛圍中開始。從十九世紀中葉起，這種氛圍就一直籠罩着整個法國文壇。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説的“文學場”，用於這種氛圍，最為貼切。在這種氛圍中，波德萊爾拿了自己的詩集去叩見維尼和雨果，蘭波在巴黎語驚四座，左拉在梅塘高談闊論，普魯斯特在上流社會中孕育着自己的“似水年華”：美好年代，大抵是文學家、藝術家的美好。安德烈·紀德在《偽幣制造者》的開頭，描摹了一幅絕好的青年學子如何在盧森堡公園中暢談文學和人生的場景。與那個時代的大多數青年作家一樣，對於莫里亞克來説，重讀古典，追溯文明之源，探討人性，概括人生，成為文學的根本追求。他的周圍，是巴萊斯、科克託這樣的大文人。

默默無聞，也是大多數文學青年的命運。莫里亞克很幸運，在經歷了長達十年之久的默默無聞後，一部《給麻風病人的吻》讓他聲名鵲起。法國的文評家、讀者們很快就會發現，這位年輕的作家不是一部曇花一現的暢銷書的作者。一種獨特的幽深洞明的激情，將一直灌注這位波爾多作家的所有作品及生活，從而照亮整整一代人的心靈。法國文壇上，將長久看到一位思維與創作同樣活躍，想象與行動同樣投入的大作家。

縱觀莫里亞克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到，莫里亞克的人生非常全面，是典型的法蘭西文人的一生。作為作家，他是詩人、劇作家、小説家、記者、政論家、時事評論家、日記撰寫者；作為社會名流，他介入法國政治的方方面面，在長時間內左右法國的輿論導向，與戴高樂將軍惺惺相惜。

莫里亞克1885年生於波爾多，一個出產舉世聞名的葡萄酒的地方，同樣也孕育了兩位思想的巨人：蒙田和孟德斯鳩。父親早亡，母親篤信天主教。殷實的家境使他很快就可以放棄工作，完全投身於文學創作。這種物質上的富裕並不讓他對貧窮和悲慘閉耳不聞，反而深知現代社會中金錢對人心靈所能造成的腐蝕和影響，多次強調這種家境讓自己感到“羞恥”。他年輕時參加了一個傾向於左翼的基督教組織，該組織致力於將基督教與勞苦大眾結合在一起，後因過於激進而被教皇取締。

1909年，他在巴黎自費出版詩集《雙手合十》，得到著名作家莫里·巴萊斯的讚許，但公眾並不知道他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因為身體原因，只能成為救護人員，抬擔架，救傷員，卻也因此而見證了戰爭的殘酷。1922年，他的小説《給麻風病人的吻》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引起轟動。他一鼓作氣，創作了《母親大人》，講述一個被母親的溺愛和管制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兒子的情感生活，同樣受到好評。1925年，《愛的荒漠》出版，一舉獲得法蘭西學院小説大獎。1927年，發表《苔蕾絲·德斯蓋魯》，同樣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好評如潮，被視為經典作品，莫里亞克正式躋身於人們關注和尊敬的大作家之列。1932年，他得了聲帶癌，治癒之後，聲音變得嘶啞，從此成為他著名的個人標誌。1933年，莫里亞克進入法蘭西學院，成為“不朽者”。在這前後，他保持了旺盛的創作精力，先後創作了《蛇結》《弗龍特納克的神秘》，併為《苔蕾絲·德斯蓋魯》創作了續集《黑夜的終止》。隨後，他嘗試了一些戲劇創作，但除了第一齣戲《阿絲莫黛》獲得成功之外，其餘均無太多影響。

1939年，法國向德國宣戰之後，莫里亞克回到波爾多自己家族留給他的馬拉加爾莊園，但德軍很快就徵用了這一莊園。莫里亞克開始了以筆抵抗的生活，尤其在1941年發表《法利賽女人》，1943年以筆名“弗萊茲”發表《黑色手記》，併為此不得不到處躲避德軍的搜查。

二戰結束之後，莫里亞克呼籲寬恕那些被稱為“法奸”的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勃拉齊亞克，但最終勃拉齊亞克還是被處以死刑。他拜會了戴高樂，並終其一生擁護戴高樂。1952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頒獎評語中，諾貝爾獎評委們高度讚揚他的小説作品，認為他在這些作品中“以強烈的藝術表達手段，在人情世態中挖掘了深刻的精神層面”。

二戰以後的莫里亞克雖然還發表了《加里加伊》《羔羊》等小説，但主要以政論家、雜文家、回憶錄作者的面目出現，關注法國乃至全世界的各種時事。他不僅像紀德那樣出版了好幾冊《日記》，還在《費加羅報》《快報》等刊物上發表《備忘錄》，並接連出版《內心回憶錄》。1969年，具有自傳色彩的小説《昔日一少年》發表，幾乎是莫里亞克的“臨終遺言”。1970年，莫里亞克辭世。

莫里亞克與紀德構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法國小説的兩個半圓。陰與陽。莫里亞克在中學時代就讀紀德的小説，尤其是《背德者》和《地糧》，並受到很深影響。紀德彷彿是莫里亞克的反面，兩人卻有着一種驚人的共性：對人的靈魂與肉體的衝突持有最誠實的觀察與最真誠的反省。

莫里亞克的人物處於精神的荒漠之中。烈日下的孤獨，旱季中的彷徨。痛苦萬分，卻不肯就此沉淪，一邊呻吟着，一邊在求索。所以，對莫里亞克來説，“基督教的最大益處之一就是給人類的痛苦帶來了一種意義”（《羔羊》）。當人們身處深淵之底，卻又隱約看到一線天空之時，真正的精神危機就產生了。莫里亞克不願意放棄的，是基督教的信仰，而非基督教教會。在他看來，現代基督教會中充斥了“偽善之人”，徒知教條，而乏真正的基督之愛。法國教會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反應，讓莫里亞克看到了許多基督教徒其實缺乏正義感，而教會人士對金錢的貪婪，更讓莫里亞克從小就感到“驚詫”。他一生追求的，是一種類似帕斯卡爾的宗教神秘主義激情，以及帶有冉森教派痕跡的神恩的缺席所帶來的悲劇感。所以，他一生都與拉辛和帕斯卡爾對話，創作了《帕斯卡爾和他的妹妹雅克琳》，以及《讓·拉辛的生平》。基督教的善惡二元之分，如同在雨果作品中一樣，以一種強烈的對比同時呈現，從而賦予莫里亞克的作品一種自始至終的浪漫主義色調。信仰與墮落，靈與肉，波德萊爾所説的“上升的愉悦和墜落的暢快”，在他作品中以人物的對立方式體現出來，所以，在他的作品中，總是可以同時看到病人膏肓的贏弱之人和追求快樂、身體健康的強者，拘謹的知識分子和充滿動物蠻力的農民，毫無經驗的靦腆的外省人和左右逢源的巴黎情場高手。他的人物彷彿永遠在天使和野獸之間搏鬥，在精神性和“母狗性”之間搖擺。

雖然諾貝爾獎評委們認可的是莫里亞克的最大成就——小説，但他富有詩人氣質的天賦一直未變，而且他直到去世之前還自認為是詩人。這種詩意在小説及散文作品中均有表露。就小説而言，他對氣氛的描寫十分精湛。照莫里亞克本人的説法，創造氛圍的天賦，就是詩的天賦。正如老一輩翻譯家，莫里亞克的最好譯者之一桂裕芳先生所説，莫里亞克善於賦予自然景物以人性，使之與人物同呼吸，共哀樂。春夏秋冬、白晝黑夜，無不帶上人性的色彩。風暴、烈日、淫雨都與人物激烈的內心活動，洶湧翻滾的激情或孤獨哀怨相互烘托，對應。在形容苔蕾絲的孤獨時，作者這樣描寫當時的氣候：“一直到十二月底都必須生活在這黑暗中，彷彿這數不清的松樹還不夠似的，雨又下個不停，在陰暗的屋子四周豎起了幾百萬條活動的柵欄。”“雨落在瓦片上，模糊的玻璃窗上，荒涼的田野上，一百公里的荒原和沼澤上，最後幾座活動的沙丘上，大西洋上。”對於人物的外貌，莫里亞克的描寫高度簡潔。同樣是苔蕾絲：“深陷的雙頰，顴骨，乾癟的嘴唇，還有那個寬廣而秀麗的前額。”僅此而已。在問及她的下毒動機時，苔蕾絲回答説：“我想要什麼？我不想要什麼可能還容易説清楚。我不想扮演角色，裝腔作勢，説些俗套話，總之，每分鐘都背叛另一個苔蕾絲……”

波爾多在他的文學世界中佔了重要的位置。他本人承認：“波爾多地區的那片土地和那片天空永遠在我心中，因此也在我的書中。”他的人物是“馬拉加爾的黏土和聖孚裏安的砂岩土捏成的”。所以，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有人驚訝，一個世界性的文學大獎，怎麼給了一個地方性、區域性的作家？莫里亞克對此類評論毫不介意。

四

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上，有一次最為著名的討伐，由於雙方身份的特殊，以及深遠的影響而成為經典，那就是薩特對莫里亞克的文學討伐。這兩位都是諾貝爾獎得主，都是法國文壇的領袖級人物，而且這一討伐改變了後來文學創作的方向。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作為小説家，莫里亞克一直探索小説的本質和創作手法問題。1928年，他發表《論小説》，1933年，發表《小説家及其人物》，全面闡述自己對小説的理解。在莫里亞克看來，小説必須同時符合兩個要求，一方面，作品必須是“邏輯的，理性的”，另一方面，必須讓人物具有“不確定性和生命的神秘”。小説家從現實中汲取原材料，再運用自己“變形和放大的權利”，創造出活生生的男女眾生相，從而形成完整的小説世界，其中充滿了人性，但人物不是“由骨肉構成”，而是人在變形之後的、風格化之後的形象。這些形象構成一張張“道德的解剖圖”，以區別於“人體的解剖圖”。

從這一小説理念出發，莫里亞克提出了“創造物的自由與創造者的自由。”在莫里亞克那裏，作品中人物的“自由”，源自於他們身上作為上帝所造之物的“神秘”。這種神秘使得人物本身具有一種抗力，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一樣，總是令人擔憂最終命運會將其引向何方。小説家作為“上帝拙劣的模仿者”，不能任意、隨機地介入，去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人物本身的張力會反過來引導小説家，將其帶向未知的領域。只有這樣，創造物的自由與創造者的自由才能很好地協調起來。

這些論述，即便從今天來看，依然閃爍着真知灼見。這是對小説的一種深層理解。但這種理解同時也是非常古典式的認識。因為這種理解建立在“折射”之上。莫里亞克人物的神秘，是對神性的一種折射，而小説人物，歸根到底，在“折射”一種現實。或者反過來説，現實在折射着人性深處的東西，而小説家的任務，就是去探索這現實所“折射”的深層的東西。既然是折射，就還是脱離不了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説”，歸根到底歸屬於古典體系。

莫里亞克根據自己的小説理論，在《黑夜的終止》中，身體力行，極力營造苔蕾絲的神秘與自由。

但就在這一點上，年輕的存在主義者薩特開始對莫里亞克發難。1939年2月，薩特在著名的《新法蘭西雜誌》上發表《莫里亞克先生及自由》一文，後來收入《境遇種種》（第一卷）。對於薩特來説，莫里亞克“扼殺了人物的意識”，“在創作之前，就已經鑄就了他們的本質。他已經下了命令，他們必須這樣或那樣”。薩特指責莫里亞克將苔蕾絲轉化成了物，她被一種命運所籠罩，這種命運雖然是在自然之中，卻代表着超自然的力量。連苔蕾絲的自由都是可以被預見的。而且這種自由只是在價值上而非在本質上與奴役相區別。因為在莫里亞克那裏，所有向上、向善的意圖就是自由的，而所有向下、向惡的意志就是非自由的，受到束縛的。因此，對薩特來説，“《黑夜的終止》在莫里亞克的腦子裏，想必是一部關於自由的小説，但對我們來説，卻是一部關於奴役的小説”。 薩特認為，莫里亞克的小説創作手法陳舊，老套，尤其在人物視角方面，莫里亞克“選擇了神聖的全知全能。但是，小説是一個人寫給眾多人看的。上帝的眼睛可以絲毫無礙地穿透表象，所以，在上帝眼中，沒有小説。上帝的眼中也沒有藝術，因為藝術是靠表象存在的。上帝不是藝術家。莫里亞克先生也不是”。

這篇文章對莫里亞克是巨大的打擊。因為，對這位基督教作家來説，他所一直致力的，正是要展示一點：“即便是那些最受宿命打擊的人，也具有一種力量，可以向那些壓垮他們的法則説不。”而薩特的文章則表明，至少在新生代的眼中，他的這種努力完全失敗了。

頗有意味的是，最具論戰精神的莫里亞克，作為功成名就的大文學家，面對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薩特的討伐，卻保持了沉默。這也是莫里亞克的人格偉大之處。對於他心目中的政敵，他可以極盡諷刺、攻擊之能事，然而對於後進，尤其是理性的批評，他即便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還是保持克制。他甚至認真思考了薩特的批評。在後來的創作中，可以看出，他也開始注重人物的視角，以及人物所處的特殊的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

他這樣做，一方面是由於其人格光芒和寬恕之心，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本人也意識到，文學開始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

五

其實，薩特本人也很清楚，他之所以對莫里亞克如此關注，也是因為莫里亞克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主義者們的先驅，正如紀德，正如馬爾羅。莫里亞克不光直接通過他的接觸，影響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新一代小説家，如著名的“輕騎兵派”（最重要的代表為羅傑·尼米埃），也以自己的榜樣為年輕的存在主義者們指明瞭方向。我們完全可以説，加繆是莫里亞克的某種繼續，雖然在許多問題上——尤其在是否赦免勃拉齊亞克的問題上——兩人也曾激烈論爭。因為，雖然莫里亞克是個基督教信徒，但他最為關注的，還是人。作為基督教徒，即便在最為黑暗的德國法西斯佔領法國時期，他還鼓勵人們“不要躲到天主那裏以逃避世人，而要從世人身上重新找回天主”。他有一個著名的説法：“我們何曾見過一部傑作，來自一顆對人漠不關心的心靈？”“小説如果不是對人的研究，就什麼也不是。如果在有關人心的知識方面，小説不能幫助人向前邁進一步，那麼它就沒有存在的理由。”所以，他後來堅決反對著名的“新小説”，認為新小説中“既沒有性格，又沒有典型，也沒有用有力的線條刻畫出來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對人的關注，使他投身到了記者職業中。與忠實記錄自己的個人私生活長達六十年之久的紀德不同，莫里亞克蔚為大觀的《備忘錄》濃縮了對二戰之後法國社會的忠實記錄和思考，他也因此而被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論戰家之一。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正義”上，莫里亞克與加繆心靈相通。所以，當比他年幼的加繆因車禍不幸去世的時候，莫里亞克在自己的《備忘錄》中寫道：“接到電話：阿爾貝·加繆去世了。在剛解放時我們有過幾次筆戰，有禮貌的筆戰，此後沒有來往。但我此刻的悲痛表明他當時給我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他能幫助一代人去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德國焚屍爐和斯大林的清洗運動使世界變得多麼荒謬。他以熱情追求正義的名義去揭示這種荒謬——雖然他從不願意給這種熱情，給這種愛一個名字，一張面孔。”事實上，對莫里亞克來説，這個名字就是天主，這張面孔就是耶穌。在莫里亞克的眼中，加繆面對世界的荒謬，雖無基督信徒之名，卻行基督教徒之實。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莫里亞克對現代荒漠的揭示，已經預示了後來文學上的物質主義以及形式主義傾向。他的長子克洛德·莫里亞克也成了新小説的代表之一。一切都證明，莫里亞克已經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接下來的文學史，將是全新的一頁。福柯吹響了“人將消失在地平線上”的號角，法國小説全面走上了現代美學的道路。小説家們似乎都聽從了薩特的分析，將藝術聚焦在表象之上，開始拒絕深度，從而也放棄了對人性的深度的探索。

然而，莫里亞克以其全部作品，闡明瞭一點，即人性的深度只有在神性之光的照耀下才能顯示出來。他所挖掘的人性的幽暗及深不可測，代表着人類某種恆定的東西，所以，在講述波爾多葡萄莊園內發生的種種家庭戲劇的同時，莫里亞克觸及到了永恆。

這套叢書的最大亮點，在於將“德斯蓋魯”系列完整地呈現了出來。《苔蕾絲·德斯蓋魯》是莫里亞克最經典的著作，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形象。《黑夜的終止》是它的續集，而莫里亞克還創作了另外兩個短篇，《苔蕾絲在診所》和《苔蕾絲在旅館》，從情節發展先後來看，處於這兩部長篇之間。無論是試圖通過精神分析，還是通過新的情感誘惑，苔蕾絲都沒有能夠得到解脱。而在《黑夜的終止》中，由女兒的情事所掀起的內心波瀾，終於在苔蕾絲去世之前，得到最後的終結。莫里亞克的人物，往往只有在去世之後，才能得到完全的解脱，這是一種深深的冉森主義影響的結果。

但莫里亞克往往還是留下一個“光明的結尾”。家庭，這個被紀德最為猛烈抨擊的社會單元，最終如宗教一樣．為靈魂的遊子提供一個棲身之處，免其遭受萬劫不復的命運。從某種程度上講，苔蕾絲的故事，打破了一種對稱結構。長長的、無法解釋的罪惡感與孤獨，一直持續到了小説的終結，才伴隨着黑夜之終結而告終。這與《給麻風病人的吻》中男主人公讓的去世及時轉變了他的妻子，《母親大人》中母親的去世改變了兒子的習慣，尤其是《蛇結》中妻子的去世改變了男主人公的所有計劃等等，非常不同。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種非對稱性，反倒為莫里亞克的人物帶來了更大的張力，正如在另一部小説《愛的荒漠》中，十七年的別離，絲毫未能改變女主人公對男主人公父子倆的情感。這種恆定性，尤其是黑暗的恆定性，為莫里亞克的作品在強烈的反差對比之外，帶來了一種不可測量的幽深，也為他的作品披上了一種現代悲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