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三月，小學教師林震到區委組織部報到。在這裏碰到了以前認識的趙慧文，他很高興第一天就遇到了熟人。他興奮地走進組織部第一副部長的辦公室，劉世吾熱情而得體地接待了他，在嚴肅地講述了一番組織工作的重要性之後，分配了他的工作。

具體指導林震工作的是工廠建黨組組長韓常新。此人身材高大，衣着整潔，平時誇誇其談，且能迅速提高到原則上去分析問題和教訓別人，給人一種比領導幹部還像領導幹部的印象。

上班第四天，林震去通華麻袋廠瞭解發展黨員的情況。他預備了半天的提綱，和廠組織委員魏鶴鳴只談了五分鐘就用光了，這使他很窘。但他卻意外地瞭解到該廠廠長兼支部書記王清泉獨斷專行、官僚主義作風的情況。他鼓勵魏鶴鳴向上級反映，魏説已反映多次，不但沒用反被批評不尊重領導。

吃過午飯，林震彙報麻袋廠的問題，韓常新不以為然，反倒勸他不要陷進去。第二天，韓常新帶林震去麻袋廠，意在讓他見習見習。林震發現韓只對數字和具體事例感興趣。回來以後，韓常新便寫了份“簡報”，林震看後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給林震印象最深的是劉世吾。他可以一面聽取彙報，一面翻閲材料，又能突然指出對方的錯誤。他還經常愛説“就那麼回事”，好象把一切都看得很透。一天晚上，林震找劉世吾談了對韓常新寫的“簡報”與區委工作缺點的看法，對方卻發表了不少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議論。走出辦公室，林震感到更加惶惑。

不久後，在黨小組會上，林震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原因是他擅自作主支持魏鶴鳴召開工人座談會，蒐集對廠長的意見。林震據理力爭。劉世吾卻批評他過高估計自己，想當娜斯嘉式的英雄，林震感到氣憤和痛苦。

星期六晚上，趙慧文約林震到家裏去坐坐。她坦率地説出了心中的苦悶：開始，她也想同區委工作中的缺點作鬥爭，但感到力不勝任，只好埋頭於事務工作。接着還一一談了對韓常新、劉世吾等人的看法。林震深受啓發並鼓勵她：“人應該在鬥爭中使自己變得正確，而不能等到正確了才去鬥爭!”

五月中旬，《北京日報》以鮮明的標題登出揭發王清泉官僚主義作風的羣眾來信，區委書記也過問此事。劉世吾馬上雷厲風行地着手解決。不到十天，王清泉就被撤職。有一次，劉世吾和林震到工廠附近小飯鋪吃餛飩，劉世吾感慨地談起過去，繼而悶悶地説：“我們創造了新生活，結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動我們。”他還提醒林震，趙慧文對他的感情不太正常。林震回到宿舍後心裏有種説不出的難過。

區委常委開會批准了對麻袋廠問題的處理意見。列席會議的林震發言，建議對區委組織工作中的缺點進行檢查。會場上出現輕微的騷動。韓常新、劉世吾均為自己辯護，而區委書記也批評林震太感情用事。

第二天，林震應約再次來到趙慧文家裏。趙慧文向他介紹了自己家庭的情況，表示要把林震當做弟弟看待。她還讓林震看自己寫的對組織部工作存在問題意見的草稿。林震離開趙家時夜已深了，一陣莫名其妙的思緒湧上心頭。他要正確對待友誼與愛情，並使自己更堅強。他迫不及待地敲響了深夜還在工作的區委書記辦公室的門。 ^[3] 

1955年，中共團中央發出號召，要全國青年和團員學習蘇聯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説《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此書描寫了一個剛剛走入社會的女農業技術人員娜斯嘉不妥協地與一切陰暗現象做鬥爭，改變了集體農莊的舊面貌的故事。時任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區委副書記的王蒙，憑藉自身的基層工作經驗，深感娜斯嘉的性格過於理想化，她的勝利也似乎容易了一些，如果一個知識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中國，應用於解決黨內矛盾，往往不會成功，生活鬥爭遠比《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裏所寫的更復雜。再加上王蒙正在悉心修改其長篇小説《青春萬歲》，處於創作巔峯，為了調劑一下腦筋，他於1956年4月寫成了短篇小説《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王蒙寫作有兩個目的：一是寫幾個有缺點的人物，揭露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極現象；一是提出一個問題，像林震這樣積極反對官僚主義卻又常在鬥爭中碰得焦頭爛額的青年到何處去。 ^{[4]  [5-6]} 

1956年6月，《人民文學》收到了王蒙的投稿（原稿標題為《組織部來了一個年輕人》），編輯譚之仁和塗光羣認為小説尖鋭地提出了現實生活中反官僚主義的問題，發表後定會引起熱烈關注，於是將原稿面呈副主編秦兆陽。之後，根據譚之仁轉達的秦兆陽的意見，王蒙很快對小説進行了修改並交回編輯部。7月17日，《人民文學》第二天要發的9月號最後批稿子中，有一位作者臨時抽走了一篇四萬字稿件，於是，秦兆陽決定由王蒙的小説補位，而且親自連夜對稿件進行修改。除了把標題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之外，秦兆陽對內容也進行了比較重要的修改，強化反官僚主義主題和林趙之間的感情糾葛（當小説收入《1956年短篇小説選》時，王蒙為小説恢復了原名並刪去了一個“一”字，定名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4]  ，而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王蒙小説報告文學選》中收錄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根據作家原稿對部分重要內容進行了還原 ^[7]  ）。9月7日，小説在《人民文學》九月號上發表。 ^[8] 

年輕的中共黨員，原在小學當教員，因工作積極、成績突出被調到區委組織部。他積極向上、認真負責，針對一些領導工作中表現出的麻木、拖延、不負責，他敢於大膽地指出這種官僚主義是對羣眾的犯罪。雖然由於不講究工作方法和策略，他在鬥爭中遇到了重重困難，有時也感到迷茫，但他絲毫沒有退縮的意思。

區委組織部的秘書，年紀比林震略大幾歲，美麗、能幹，待人親切。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後，她曾和林震一樣，對許多東西看不慣，提了許多意見，但是，幾經碰壁後，她變得懶於過問與自己無關的事情。在她內心深處，雖然沒有放棄對於理想化的追求，但已經失去了鬥爭的意志。直到林震的到來，才令她重新煥發了青春活力。

區委組織部第一副部長，在解放前就投身革命，為革命事業受過傷。作為組織部的實際負責人，他對現實情況非常瞭解，處事老到、富有經驗，有着極強的工作能力，同時還喜歡讀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小説。另一方面，經過“現實生活”的打磨，他沾染上了官僚主義的習氣，對工作常常表現出冷漠麻木的態度，口頭禪是“就那麼回事”，並且為自己的行為創造了一套“完善”的辯解理論。

區委組織部工廠建黨組的組長，負責具體指導林震的工作。雖然只有27歲，但已養成了一副裝腔作勢的官場氣派和淺薄庸俗的惡劣作風。充領導他會拉長了聲音訓人，寫彙報他會強拉硬扯例子分析問題，憑藉幾個無所不包的“概念”成為了“少壯有為”的幹部，而且為此自鳴得意。 ^{[9]  [10]}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大膽地揭露了當時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現象，因“積極干預生活”著稱。不過，作品更是表現了新中國第一代青年人充滿青春活力的革命理想主義精神，和他們的個人理想與現實環境的衝突。

主人公林震是個熱愛生活、追求理想的青年黨員，他年輕的生命中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在小學當教員時，受到教育局嘉獎，他卻“更經常焦灼地鞭策自己”“要一日千里”。這樣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被作者推到了一個強大的官僚陣營和充滿市俗意識的現實環境中。小説通過麻袋廠廠長官僚主義問題從發現到處理的經過，引發出組織部內部不同代際人物對生活分歧的日益公開化和明朗化。林震感到壓抑卻又説不出問題所在，因為組織部官員們的缺點散佈在他們的工作成績中，像灰塵散佈在空氣中一樣嗅得到但抓不住。而對於以劉世吾為代表的飽經生活磨礪的人來説，要抓住像灰塵一樣的缺點似乎是一種苛求。劉世吾對於韓常新、王清泉之流的問題有清醒認識，但他並不主動處理、干預；他也夢想單純、美好、透明的生活，但只限於想像，而不會將理想付諸實踐；他不追求知行統一，而是從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退縮，用“就那麼回事”來彌合分歧，麻痹自我和周圍人對生活的感受力。林震對於劉世吾這種迴避矛盾的消極人生態度的審視、批判以及超越，正是這個青年走向成熟的開始。 ^{[9]  [11]} 

作品善於運用對比的手法，將幾個人物結合在一起寫，通過對比手法來表現人物性格的不同之處，使人物性格更加鮮明具體。同是組織部成員，在面對麻袋廠問題時，林震是心急如焚，想方設法地解決問題，而早就知曉此事的劉世吾，教訓林震幼稚，面對林震的彙報，他總能找到一套藉口和理論來為自己開脱。在區常委開會討論麻袋廠問題的會議上，林震為會議準備了幾千字的發言提綱，坐在角落裏緊張到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而同在會上的韓常新正專心地把自己的鞋帶解開又繫上了；劉世吾面對林震在會上所提的意見只是“點點頭説：‘小林同志的意見是對的，他的精神也給了我一些啓發……’然後他悠閒地溜到桌子邊去倒茶水”。通過對比很自然地表現人物性格和他們各自對待工作的不同態度。 ^{[12]  [13]} 

除了橫向對比，小説還採用了縱向對比的方式豐富人物形象。劉世吾曾告訴林震“當我讀一本好小説的時候，我夢想一種單純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做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紅血球，或者做一個花匠，專門培植十樣錦……”從中可知，以前的劉世吾也曾和林震一樣，但是後來劉世吾變得世故圓滑、明哲保身，“取笑缺陷，僅僅是取笑；欣賞成績，僅僅是欣賞”。青年劉世吾與中年劉世吾的對比，揭露了官僚體制對人性的異化。 ^{[12]  [13]} 

小説將諷刺隱含於簡練質樸的敍事語言中，例如，生活、工作經歷十分豐富的劉世吾常常把“把黨的生活建立在……上”掛在嘴邊，而這段話在林震聽來是“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重複的“登”字加快了這句話的節奏感，也正是在“登登登”中讀者能看出青年林震對黨工作的滿腔熱情。而劉世吾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概念，“缺點是前進中的缺點，我們偉大的事業，正是有這些有缺點的組織和黨員完成的”，看似頭頭是道，實際是他充分利用自己深厚的政治素養掩蓋其官僚主義的惰性。小説中質樸卻形象的比喻也為揭露現實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純熟地駕馭那些林震覺得是相當深奧的概念，像撥弄算盤子一樣地靈活。”這句話表面是誇讚劉世吾諳熟黨的方針政策，實際上是諷刺他利用職權將制度玩弄於股掌之中。 ^[12] 

小説發表後，受到極大關注，出現了各種反應，有的工作部門甚至對號入座。《文藝學習》的主編韋君宜率先決定組織對該小説進行討論。從1956年第12期起，《文藝學習》連續進行四期針對該小説的討論，收到稿件1300多篇，前後發表25篇，參與者既有文藝界人士，也有黨團機關幹部。一般來説大學生和青年作家對小説持肯定態度。隨後《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延河》等媒體亦參加了討論。 ^{[14]  [15]} 

1957年1月，中國作協黨組組織了討論會，與會的郭小川、林默涵等人認為小説是有毒素的。有人將其與《野百合花》相提並論。2月9日，李希凡在《文匯報》發表《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將討論推向另一個階段，他對小説的真實性提出根本性否定，指控小説對官僚主義的描寫歪曲了現實，因為北京根本沒有官僚主義。對於該小説的討論，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自2月16日開始至4月，毛澤東先後五次表達了自己對於這篇小説的態度：否定李希凡所謂“北京沒有官僚主義”的論調；強調“保護”青年作家王蒙；強烈批評《人民文學》編輯部對小説原稿的修改。《人民日報》5月日至10日，連續三天刊登文學界關於《人民文學》編輯部修改小説時產生的問題的座談，以及《人民文學》編輯部就修改經過所進行的詳細説明。毛澤東的表態，使批判的對象轉為《人民文學》和秦兆陽，王蒙暫時“化險為夷”，但是到了1957年11月，他被召回團市委參加運動，之後被補劃為“右派”，其小説也隨之成為“毒草”。 ^{[14]  [15]  [16]} 

劉紹棠、從維熙：王蒙同志的小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由於作者嚴酷地、認真地忠實於生活，已經在廣大讀者中引起巨大反應。它激勵了那些想要改造我們生活中那種衰退的、不良現象的人們，也刺疼了那些正在衰退和已經衰退的人們，以及那些對生活熟視無睹和善意地粉飾太平的人們 ^[17]  。

何西來：它在思想上所表現出來的追求和理想、熱情和真誠，它在藝術境界上所表現出來的單純和明淨、透亮和晶瑩，打動着無數讀者的心，給他們以美的啓示和力量。……它不僅是王蒙本人創作道路上的一塊高聳的里程碑，而且已經是公認的當代文學史上的名作 ^[18]  。

王蒙，河北南皮人。中共黨員。青年時代參加黨的地下工作。1949年後任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委副書記。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後改正。歷任北京師範學院講師、新疆文聯編輯、文學局創研室幹部、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常務副主席，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第四、五、六屆副主席等職。1953年開始創作並發表作品，因短篇小説《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而成名。其代表作有《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其中短篇小説《最寶貴的》《悠悠寸草心》《春之聲》分獲1978—1980三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中篇小説《蝴蝶》《相見時難》分獲第一、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訪蘇心潮》獲市三屆全國報告文學獎等各種國內文學獎。1987年獲日本創作協會和平獎，同年獲意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等二十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