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萬歲

1952年夏末，新學期開學第一天，北京市某女中高三年級的教室裏，聰明又傲氣的李春，為學習獎章之事，與純真、熱情的班長楊薔雲發生了爭執。楊薔雲認為李春雖然成績好，但對同學自私保守，不配得到獎章。她為好友團支部書記鄭波抱不平。鄭波是少年布爾什維克，在同班女生中，是一個熱情而富有獻身精神的大姐姐。這時，班裏又來了一位名叫呼瑪麗的新同學。她是在孤兒院長大的天主教徒。為使她擺脱過往的精神枷鎖，鄭波和楊薔雲對她關心備至。李春和袁新枝因搞惡作劇．讓胖姑娘吳長福跳“肥豬舞”，遭到袁老師的批評。不久，牆報上出現了批評稿，李春誤以為是楊薔雲所寫，伸手就將牆報撕下。多愁善感的蘇寧病了，楊薔雲趕去看望。但當她從蘇寧的哥哥處瞭解了蘇寧的心事後，便鼓勵因失身而心灰意懶的蘇寧振作起來。在鄭波和楊薔雲的幫助下，蘇寧、吳長福、袁新枝、呼瑪麗在學習上都取得了好成績。李春也在鄭波和同學們的幫助下，改正了性格的弱點，消除了與楊薔雲的隔閡。令人難忘的中學時光即將結束，蘇寧煥發着青春活力指揮大合唱，李春代表全班作畢業演講，呼瑪麗奔出教室，參加最後一次團日活動。女孩們沐浴着春天的陽光，懷着美好的理想奔向明天。而這個班級最終也成功地摒除了個人主義，同化成為一個和暖有為的青年集體。 ^[3] 

1953年，時年19歲的王蒙在共青團北京市東城區委當幹部。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的青年學生們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歷了舊中國土崩瓦解，新中國的百廢俱興、萬象更新。大家都充滿了希望、朝氣、信念，相信從這一代人起將過一種全新的、無私的、非常光明的美滿生活，需要清洗的只是舊社會殘留下來的污垢，而且覺得這種情況未必比做幾次大掃除更困難，這也是當時全社會的共識。王蒙的想法和同齡人一樣，而且，他感覺到勝利的高潮不可能成為日常和永遠，於是，他認為自己責任把這段歷史時期和這段歷史時期的少年、青年的心史記錄下來。他於1953年秋天動筆，悄悄寫了一年，完成初稿後他請父親王錦第幫忙拿給北影廠的編劇潘之汀過目，潘稱讚王蒙有了不起的才華，把小説推薦給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室審讀。

1955年秋，青年出版社請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的蕭殷審讀了稿件，蕭殷向王蒙指出，小説的問題在於缺少一根主線，建議他從結構上下功夫打磨，同時，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出為王蒙請創作假，以便他專心改稿。

1956年春天，正在改稿的王蒙參加全國第一次青年作者會議時結識了邵燕祥，他把起草的《青春萬歲》的序詩請邵燕祥看，邵燕祥幫他進行了修改，並增添了“用青春的金線與幸福的瓔珞編織你們”等句。 ^[4-5] 

1957年，《青春萬歲》的部分章節在《文匯報》連載，個別章節在《北京日報》上發表。同年，反右鬥爭開始，《青春萬歲》的出版事宜被凍結。

1961年，中國各方面政策有所鬆動，小説的出版再度提上日程。中青社請馮牧審讀書稿，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馮牧認為書中提到“蘇聯”的地方過多，可以減少一些。於是，王蒙把小説中提到蘇聯歌曲、書籍的地方儘量中國化，例如將青年們讀的《卓婭與舒拉的故事》改成《把一切獻給黨》，把蘇聯歌曲改成陝北民歌。然而，由於“北戴河會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中青社的上級主管部門認為《青春萬歲》中未寫出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的結合，出版之事再次不了了之。

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韋君宜與王蒙見面時，提出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青春萬歲》，但請王蒙對個別內容進行刪減。

1979年5月，《青春萬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首次正式出版。 ^[5] 

女七中高三甲班學生，團分支書記，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一個政治上成熟、性格堅強沉穩，富有毅力和韌性，內心又善良温柔的優秀青年。解放前，還在上初中一年級時，她就冒着生命危險投身革命，參加了民主青年聯盟組織，1952年入黨。當她意識到祖國需要無數富有真才實學的建設者時，便以頑強、有節奏、效率驚人的勞動，爭取每一分鐘，一步一步地追趕着全班功課最優秀的同學，終於在畢業考試中一躍而為全班第一。當她意識到“那個死了的世界仍留下許多塵屑”時，就以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爭奪、挽救深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毒害的呼瑪麗，使其覺醒。

女七中高三甲班的學生、班幹部。善良熱情，又顯得單純、急躁。她思想敏鋭，言辭直率鋒利，愛好幻想，頗有浪漫主義氣息。她用火一樣的熱情消融了滯積在蘇寧心靈中的冰塊，喚起了一度頹廢的蘇寧的哥哥蘇君武的新生活的勇氣，也促進了李春消釋疑慮，儘快轉變。

女七中高三甲班的學生。自小失去父母，在天主教會“仁慈堂”長大，精神和肉體受到帝國主義“慈善事業的雙重奴役”，受盡折磨，卻中毒很深。她篤信宗教，幻想在虛妄的天國中尋找靈魂的安慰。在鄭波和老師、同學們的幫助下，她經歷了緩慢而痛苦的轉變過程，終於覺醒。

女七中高三甲班的學生。出身於資本家家庭。受到過舊社會惡勢力的蹂躪，解放了，仍受到資本家父親的管束，內心曾經消沉。最後，她在楊薔雲、鄭波的幫助下勇敢地揭發了父親的不法行為。

女七中高三甲班的學生。父母早逝，由伯父撫養長大，長年寄人籬下的生活使她養成了孤傲、好勝而又堅強的性格。她多才多藝，功課很好，本來對社會工作也很積極，在1949年就加入了共青團，但1950年的年底，因躲避軍事幹校報名，漸漸和集體疏遠了，與好友楊薔雲也分道揚鏢，從此後變得只重視自身利益。經過一系列事件的教育和學校老師、同學的教育幫助，她認識並改正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重新融入集體中。 ^[6] 

《青春萬歲》中洋溢着濃郁的青春氣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在小説中，共和國的成立激發了人們對未來的憧憬，革命的種子注入了青年的血液，與他們生命的意義發生聯繫。在最青春最純潔的時光中，他們滿懷憧憬地嚮往着共產主義的大熱潮。楊薔雲、鄭波等人是王蒙“少年布爾什維克”情結的外化，他們加入學生自治會，參加集體遊行，愛國愛黨愛人民。她們作為黨、團的青年學生幹部，關心輕視政治的落後分子，鼓勵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學生揭露家庭罪惡，清除受外國教會荼毒的“反革命”分子，譜寫着五十年代的青春之歌。小説的主流是激情的、理想主義的、集體主義的，即使有憂鬱的個人的內涵的東西，也能比較容易“融入”大局的時代的洪流，而這種憂鬱的個人的內涵的情愫在“融入”的過程中則沉澱淨化，昇華為詩意，這種詩意以樂觀主義為主導。 ^{[7]  [8]} 

同時，作者在小説中着重強調了青春對生活的力量。首先，青春有鑑別生活的能力。小説表現了不同社會制度下人物的命運，將光明與黑暗、開朗與壓抑、歡樂與陰鬱等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感觸傳遞給讀者。這不僅説明作者對生活有明確的判斷，也反映他對青春向上的品格充滿了自信，他相信這種品格對生活中美與醜、善與惡具有敏鋭的鑑別能力。其次，青春有選擇生活的力量。以鄭波、楊薔雲等代表的人物富於青春的熱情、鋭氣和力量，得以儘早地從以往生活的“痕跡”中得到超拔，擁抱革命的新時代。再次，青春潛在着一種改變生活、預示未來的熱能。小説描寫蘇寧的家庭保留着與時代不相協調的氣氛：虛偽的謙卑，抑鬱的沉悶，寂寞的苦澀。但當性格爽朗的楊薔雲邁進這座四合院，給人的感覺宛若一陣清風颳過發黴的角落。 ^[7] 

《青春萬歲》在人物設置、空間建構等方面都採用了色調鮮明的對比襯托手法。像鄭波、田林、楊薔雲、張世羣、袁新枝等人物作為新時代的代表，他們充滿陽光色調的性格，與呼瑪麗、蘇寧等人物的壓抑陰鬱構成強烈的反差。

而在空間建構方面，對作為無產階級新生力量——青年學生的空間敍述表現為生活空間和娛樂空間的開放化，其中廣場娛樂成為重要意像。小説裏有很多描寫節日和遊行的場面，夏令營、營火會、五一節、畢業典禮等，學生們表現出興奮的心情和積極的熱情，節日與歡樂成了那個時代的主色，一律是整潔、健康、歡快的調子。與此相反，作為灰暗人物的處所環境則封閉、灰暗、陰冷、窒息，充滿了腐敗的味道。蘇寧説：“雖然陽光也照着我，我一回家，仍然呼吸着發黴的味道。”

另外，小説中，在新社會里一切帶有舊思想餘毒的人表現在身體上就是病態，在此，疾病隱喻的是舊社會的遺毒給人體造成的不健全，暗襯的是新社會的健康與光明。 ^{[7]  [9]} 

該小説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比較注重心理描寫，並且具有較好的藝術效果，有的是直接敍寫人物內心獨白，有的是借特定環境中人物個性化動作、神態來表現人物心情。

小説第18章，李春得知鄭波得了一百分後，她的內心獨白是：“鄭波是有辦法，鄭波比李春強！……人家鄭波，那麼多社會工作，母親又新近故世，原來功課底子不強，可是人家高高興興地往前攆……‘難道我錯了？難道我錯了？’‘是的，你錯了！’”這段獨白表現了人物激動、沮喪相互交織，痛苦到了極點的心理。和班主任袁先生談談完話後，李春平靜了，但也像是煩悶了，她在宿舍補襪子，由於心緒不好，“發泄般飛快地縫補”，一使勁兒，針紮在左手大拇指上。這個場景中，小説又安排了李春的兩段內心獨白：“忽然，她覺得開心多了……當然這偶然的不幸落在一個人頭上時，她的不愉快達到了極點，但往往這樣一嚇，她就醒過來了……難道我就不能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難道我就沒有承認錯誤的勇氣？不，我的勇氣要使大家吃驚。”

這一部分逼真的心理描寫，細緻描寫了李春孤傲與堅強、沮喪與好勝、冷漠與熱情渾成一體的性格全貌，而且有重點地描寫了在正氣感召下，她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 ^[6] 

1983年，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女導演黃蜀芹將《青春萬歲》搬上銀幕，該片由任冶湘、張閩、梁彥等主演，在蘇聯塔什干國際電影節上獲紀念獎。 ^[10]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閲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11] 

2022年5月，入選中國藝術研究院發佈的在“講話”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藝作品榜單。 ^[14] 

河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劉思謙：王蒙為解放初期熱氣騰騰的中學生活留下了一份真實生動的寫照。它反映了黨的陽光雨露和社會主義文藝的乳汁怎樣哺育了一代人的成長，在他們稚嫩的胸膛裏播下了真理的種子。小説裏的人物像當年生活裏的中學生一樣天真可愛，她們有各自獨特的性情、愛好，心中燃燒着愛黨、愛祖國、為社會義事業獻身的青春熱情。這裏面沒有動人的情節、曲折的故事，也沒有解答人生問題的現成答案，但是卻有一種吸引人的內在魅力。 ^[12] 

王蒙，河北南皮人。中共黨員。青年時代參加黨的地下工作。1949年後任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委副書記。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後改正。歷任北京師範學院講師、新疆文聯編輯、文學局創研室幹部、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常務副主席，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第四、五、六屆副主席等職。1953年開始創作並發表作品，因短篇小説《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而成名。其代表作有《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等，其中短篇小説《最寶貴的》《悠悠寸草心》《春之聲》分獲1978—1980三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中篇小説《蝴蝶》《相見時難》分獲第一、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訪蘇心潮》獲市三屆全國報告文學獎等各種國內文學獎。1987年獲日本創作協會和平獎，同年獲意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等二十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