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村

民國初年，威遠新場一帶的“地火”現象引起地質專家的極大興趣，開始在曹家壩、新場、卡房店一帶勘探。1940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派隊到曹家壩火井坡鑽探，這是首次使用現代技術在威遠縣境內為找“地火”開鑽的第一口井（威1井）。在二疊系陽新統地層中發現微量天然氣和滷水。建國後，國家加快了找油找氣的步伐。1956年，在威1井南偏東18.56米處鑽威基井。後不斷勘察深鑽，發現有氣藏和油氣結構。
　　1964年， 四川石油管理局派地質隊到威遠復鑽威基井，出現漏氣、井噴，這是四川盆地首次在震旦係獲得工業氣流，也是國內首次在最古老的地質結構層發現氣藏。後又在二疊系陽新統發現新的氣藏。這顯示出威遠和四川盆地有良好的天然氣開發前景，引起了國家石油部的高度重視，遂派四川石油管理局陳李中帶領相關人員到威遠籌備 “石油會戰”。同年，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提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1965年6月，四川“石油會戰”領導小組成立，會戰指揮部暨四川石油局機關5天之內從成都遷到威遠新場紅村辦公。當時到威遠參加石油會戰的鑽井隊、作業隊、高等院校師生、解放軍轉業幹部和威遠民工達5000餘人。
　　威遠氣田的發現，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極大關注。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的半年時間，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賀龍、彭德懷等先後到紅村視察。
　　紅村石油會戰在眾多領導的重視和關心支持下取得了突破成果。探明天然氣儲量達400億立方米，屬底水襯托的裂縫性氣藏。原始氣水界面海拔-2423米，含氣面積219平方千米，氣藏厚度240米，屬當時全國最大的單一氣田。累積完成鑽井144口，1976年產氣量達11.57億立方米，最高日產高達373萬立方米，當時屬於全國產量最高的單一氣田。鋪設了威遠——成都，威遠——青白江，威遠——樂山、五通橋，威遠——瀘州的大管徑地下輸氣管線4條，總長534.62公里，將威遠氣田淨化後的優質天然氣通過川南、川東、川西的輸氣網絡送往國防、民用單位，為四川的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立下赫赫戰功。 ^[1] 

紅村，是一個三線建設時期在四川新出現的一個地名。有很多傳奇人物曾在這裏停留，包括鄧小平、彭德懷、賀龍、彭真、薄一波、粟裕都曾親赴現場，為紅村打氣！

50年前的1965年夏天，一場轟轟烈烈的“石油大會戰”在這裏打響，當時的石油部副部長張文彬坐鎮紅村第一線指揮，大慶、玉門等地的精英也調來支援，荒蕪的山村迅速建起了上千棟房屋，上萬人在此工作生活，這裏每天都是彩旗飄飄，紅歌嘹亮。

50年後的2015年夏天，來到紅村，宛如隔世。絕大多數房屋已被毀壞，處處是殘垣斷壁。從破敗的角度來看，

紅村“死了”，但仍有一人守着這座廢城，他是當年萬人會戰隊伍中惟一留下來一直住着的人——廖宣州。紅村50年的繁華、淒涼，他都是目擊者。 ^[2-3] 

紅村位於威遠新場。威遠當地人對這裏沒太大興趣，這裏道路破敗，景緻平常，離這裏不遠的石板河才是夏季大家愛去的地方。石板河有一段河牀是由整塊石板岩石構成，平坦乾淨，河水清淺而平緩，在酷暑中溯溪而上，就能在炎熱中享受清涼。如今週末時間，河裏的人密密麻麻，快要趕上春熙路了。

而紅村是冷清的，上山的路是隻有兩三米寬的碎石路，野草叢生，時不時能看到一截石板台階，或垮了一半的牆壁，偶爾也能看到幾棟比較完整的房屋。這裏的房屋和四川傳統民居有明顯不同，它的牆體主要是石頭和黏土，但其石頭並不規則，這是用乾打壘（一種簡易的築牆方法，在兩塊固定的木板中間填入黏土）的方式修築而成。顏色也不是四川常見的青、灰、白色，而是比較鮮亮的土黃色，這是一種在西北常見的顏色。

我們的車只能開到半山腰一處平地，從地面依稀可辨的白色瓷磚線可以看出，這裏以前是一個籃球場。再上面是蓄水池和一片片玉米地，如果走近會發現，這些玉米地的位置以前應該是房屋的屋基，其邊緣還有水泥和石頭硬化的痕跡。

夏日午後，知了鳴叫，而四周聽不到人聲，假如不是有一塊2012年豎立的四川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紅村石油會戰舊址”這塊牌子，恐怕不會有人覺得這裏有探訪的價值吧。 ^[2-3] 

甚至想通過照片瞭解紅村都不行，廖宣州曾有一張紅村的夜景照片，“房子依山而建，晚上看起來特別漂亮，我們都説像小重慶。”這張照片被水打濕之後，紅村所有的場景，只留在廖宣州的腦海裏。

但曾在這裏住過的人，對這裏的情況如數家珍，“衞生所、招待所、麪包房、四合院、三合院、電影院、舞廳……”房子不在了，但在什麼位置，有什麼故事，都記得一清二楚。

而對更多的人來説，住在這裏的廖宣州正在代言紅村。他見證過紅村的興起，也目睹了紅村的蕭條。他在這裏足足居住了50年，他清楚這裏的一磚一木。即便是老紅村的，跟廖宣州聊天，也是安慰，“紅村沒有消亡，還有紅村的人守在這裏。”

在平日，廖宣州餵雞、釣魚、遛狗、逗鳥，他習慣並喜歡這種生活，哪怕出錢讓他去縣城住，他也不會答應，這裏清淨，空氣也好，他已經適應了。 ^[2-3] 

紅村是在1965年才出現的地名。在此之前，其所在的新場曹家壩區域就有“異常現象”而被史料記錄。一百年前，當地人發現，這一帶動田間地頭，常冒出一股難聞的氣體，着火即燃，躥出藍幽幽的火苗，人們就用它燒水、煮食、取暖，並稱之為“地火”。

威遠的“地火”引起了地質專家的極大興趣。1930年代，地質專家譚錫疇、黃汲清等人先後到威遠考察，推斷這裏埋藏有石油和天然氣。但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要找出地層結構複雜的威遠“地火”實非易事。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派隊到曹家壩鑽探，鑽至1200多米時，只在二疊系陽新統（中國地層系統的專名，現已停用）地層中發現微量天然氣和滷水，遂停鑽。新中國成立後，地質工作人員重啓了鑽探工作，在經歷多次失敗後，於1964年發現氣藏，測試日產量高達7.8萬立方米。

在當時，西南三線建設正拉開序幕，在威遠的發現立即引起了中央的重視，於1965年初要求石油部在四川搞一次“石油大會戰”。這次會戰的級別非常高，石油部副部長張文彬擔任會戰指揮部指揮長，大慶、玉門等其他油田的精兵強將被抽調入川。

在成都指揮肯定不如在現場指揮，於是指揮部和相關的機關決定放在新場的一處荒山坡上。負責通訊保障的廖宣州就這樣跟着來到了指揮部。 ^[2-3] 

廖宣州還記得第一次到曹家壩這座山上的情形，那時這裏完全是一片荒山，一條路都沒有。本來，山腳下是一片狹長的平壩，在這裏修房子的話，大家不用爬坡上坎，比較輕鬆，但為了少佔良田，指揮部還是決定將領導機關設在山坡上。

參加會戰的建設者先修房子，就地取材是他們的傳統，威遠這邊石頭多，於是就炸開岩石，用碎石壘起，這樣修房子的速度非常快，廖宣州從工地經過，每天看到的景象都不一樣，房屋的建設可以用神速來形容，一棟平房快一點的話，只需要兩天就可以修好。所以，如果有幾天不來指揮部的話，就可能會認不得路。

最先來到的領導人是鄧小平，他與薄一波、粟裕等人在1965年11月到石油會戰現場，廖宣州當時還看到了鄧小平本人，而在其走後，這裏也被命名為紅村了。次月，彭德懷到紅村視察，並參觀了修建的住房和辦公用房。1966年，彭真和賀龍也先後來到紅村，一個建設項目短時間引起這麼多領導人到現場打氣鼓勁，這在當時也不多見。

小小的山村，一下子湧進了幾千人的修築隊伍，大家拿起鋼釺、二錘、鋤頭，破石頭、平場地、搭工棚，威遠當地人也幫着燒石灰、修築簡易公路、建房挖溝。最先修好的是山腳的幾十棟房子，所有的房子修好後立即住人，一個12平方米的房間，至少可以住16個人，中間再擺一張桌子當辦公桌，一舉兩得。 ^[2-3] 

萬人誓師大會是當年“石油大會戰”的一個高潮，參加萬人大會的，是從大慶、玉門、青海、華北等全國各油田調集來鑽井、測井、試油、機修、供應、醫療的隊伍。當時提出年產天然氣70億立方米，為的是學大慶苦幹實幹的精神，鼓舞幹勁，大造聲勢。

各礦區、各工地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各油田的隊長們爭相搶話筒表決心。廖宣州專門守在那裏，負責管理音響和話筒。台上本來只有4支話筒，按照規則，應該是一個一個依次來，可是為了爭到發言機會，沒輪到幾個人發言，就亂套了。隊長們接二連三上台爭着發言，到後來，乾脆是誰搶到話筒誰就發言，因為人太多，話筒被搶壞了好幾個。

紅村很快就建好了，山坡上是密密麻麻的房子，錦旗和標語滿山都是，到了晚上，整個山村燈火輝煌。在紅村，生活基本以工作為主，廖宣州從1965年到紅村，直到1969年才有假可以休，“我是負責通訊保障，一天工作時間常常是17、18個小時，從早上8點開始，就要檢修線路，那時電話常出故障，一會兒山腳、一會兒山坡。晚上指揮部要開電話會議，我更是不能離開，一直待到深夜，而這個會議室服務員是不能進的，所以我還要客串服務員，端茶送水，電話會結束後還要打掃衞生。”

據説，當時在紅村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樣，高強度、快節奏，用流行的話來説，“根本停不下來。”而會戰的成果是顯赫的。1966年年底，威遠構造探明儲量達400億立方米，這次會戰找到了四川第一個陸上整裝大氣田——威遠氣田。 ^[2-3] 

在幾千上萬人的紅村，吃飯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每個小單位都有自己的食堂，有自己的飯菜票，這些飯菜票不能在其他食堂流通，所以到飯點的時候，必須趕回自己單位的食堂。有一年除夕，廖宣州錯過了飯點，他於是上旁邊的小鎮去覓食，去了才知道，除夕這天，這裏的店鋪只做上午的生意，下午和晚上都關門過年了。

但當年的紅村在周圍老百姓心中，是個神聖的地方。這裏的工人地位高，這裏常常放露天電影，在全國流行穿解放軍服裝的大氣候下，這裏卻流行穿紅衣服——石油工人的工作服，常常有當地人花錢買紅村人的工作服，然後穿着在街上得意地走來走去。

到上世紀80年代，氣田產量開始下滑，威遠氣田慢慢淡出人們視線，為油氣而建造的紅村，也慢慢走向衰敗，離開的人越來越多，曾經一度上萬人的紅村，慢慢變成人煙稀少的野村。2003年，紅村遭到破壞，《中國石油報》這樣寫道：那年夏天……一排排見證紅村艱苦創業的乾打壘房子被夷為平地，一週之後徹底消失。

作為一個退休老頭，廖宣州沒法阻止事情的發生，但他卻又覺得，這麼一個地方，不可能就這樣完了吧，早晚還得要有人守護。於是，當年那上萬人的隊伍中，他成為其中惟一留下來的人。

他在這裏，看到會戰舊址成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也看到紅村當年的工友和在這裏長大的紅村二代回來故地重遊，很多人都流淚了，當年生活、戀愛、結婚、生子的地方，從衞生所、大禮堂，到電影院、舞廳，都不在了。只有坐在廖宣州門口的破椅子上，聊聊當年，體會“人是物非”。

但廖宣州還在期待，前幾年這裏搞頁岩油探測，他發現紅村又不時有穿紅色衣服的石油人來來往往，他向每一位到紅村的石油人問同一個問題，“紅村是不是又要會戰了？紅村是不是又有希望了？隊伍是不是要回來了？”

我們向廖宣州告別的時候，他突然跟我説，“我不離開這裏了，死了也埋在這裏，就守在這裏啦！不離開了！”他最後搖了搖頭。

廖宣州正在代言紅村。他見證過紅村的興起，也目睹了紅村的蕭條。他在這裏足足居住了50年，他清楚這裏的一磚一木。即便是老紅村的，跟廖宣州聊天，也是安慰，“紅村沒有消亡，還有紅村的人守在這裏。”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