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週報

1931年 3 月 9 日《紅旗週報》創刊於上海，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編印的第四份黨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的主編是張聞天，編輯有華少鋒（華崗）、蕭保磺，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的毛澤東、瞿秋白、秦邦憲、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陳雲等人都是《紅旗週報》的作者。

《紅旗週報》的前身是《紅旗》、《紅旗日報》。《紅旗》創刊於1928年11月20日，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開始為週刊，第24期起改成三日刊；1930年8月15日，《紅旗》與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上海報》合併，出版《紅旗日報》，仍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從多方面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受到廣大羣眾的歡迎，問世一個月發行數即達1.2萬份，後因印刷所連續遭到反動派破壞，該報難以正常出版。在此情況下，張聞天果斷地決定將《紅旗日報》停刊，改出秘密發行的《紅旗週報》。

1931年3月9日出版第一期，第一期至第九期是以報紙形式出版的，每期四版，刊載社論、論文、中共中央的決議、文件等。第十期起以刊物的形式出版，1933年8月第59期起由週刊改為半月刊，出至1934年3月1日，共64期，另出附刊13期。

《紅旗週報》第一期用四分之三的版面刊登了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包括《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法令草案》《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勞動法草案》《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土地法草案》《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紅軍問題決議案草案》《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經濟政策草案》。此後每一期的頭版頭條都集中刊登黨的綱領、法規、各項決議、宣言、文件、通電或者重要社論等，這些文章都刊登在頭版頭條，體現了《紅旗週報》堅持黨性的原則。

1931年6月20日《紅旗週報》第10期起以刊物的形式出版，也從本期起先後共使用16種偽裝封面應對國民黨的審查與破壞。《紅旗週報》的出版發行歷經曲折，“在白色恐怖的包圍中，為了躲過敵人的檢查和破壞，《紅旗週報》以種種化名作掩護，秘密出版發行”，從而得以在國統區堅持了近三年的時間。 ^[2] 

《紅旗》週報的內容，大致有這樣幾部分：

一、社論，通過社論傳達和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對某些重大事件的觀點；

二、新聞報道，它通過“西歐通信”、“蘇聯通信”、“南京通信”、“湘鄂西通信”等報道形式，介紹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蘇維埃制度、工農業成就和歐洲勞工運動狀況，宣傳中央蘇區、鄂豫皖、贛東北、湘鄂西建設和各邊區建設和各地紅軍的發展，揭露和批判了國民政府統治區的黑暗和腐敗；

三、大量刊登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政府、工會的各種文件、決議、宣言等；

四、大量刊登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各種文件、決議、宣言、文告等。《紅旗》週報創刊號，即在第一版最顯著地位刊載了中國（原文如此）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法令草案，包括勞動法草案等；代表大會結束後，先後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告全國工農勞苦大眾》書，《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全國工農勞動羣眾書》，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等等；

五、大量發表蘇聯及中共領導人的文章。經常刊登有列寧、斯大林和蘇聯《真理報》的文章，先後發表有毛澤東的《查田運動是廣大區域內的中心重大任務》、《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劉少奇的《農業工會十二縣查田大會總結》、張聞天的《關於新的領導方式》等；（六）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九·一八事變一發生，《紅旗》週報即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第二次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革命委員會宣言》，以及贛西南省、閩粵贛省、晉綏邊區等八個地方蘇維埃政府的聯合宣言等。（七）及時報道了反“圍剿”鬥爭的勝利等。

自1931年9月28日起，《紅旗》週報還不定期的發行增刊（油印）及時報道和分析國內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共出版了12期。1933年1月28日，還曾出版了一期鉛印的《紅旗週報臨時附件》。

《紅旗》週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報，它在緊跟中共中央的路線、政策、方針，進行了大量宣傳，鼓動和教育工作的同時，不可避免的也反映了當時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如九·一八事變後，共產國際認為日本侵佔東北主要是“向反蘇戰爭又前進了一步，而中共臨時中央，卻照搬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武裝保衞蘇聯”的口號，《紅旗》週報還積極宣傳了這種難以為中國人民接受，並會使中共在宣傳上陷於被動的口號；又如1933年發生福建人民政府事件，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錯誤地認為“福建事變”是“欺騙民眾的把戲”，拒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紅旗》週報根據這個精神，組織文章，宣傳陳銘樞、李濟琛等在福建組織的人民政府，“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一派，用新的欺騙，以民族改良主義的武斷宣傳來愚弄羣眾，緩和羣眾革命情緒，阻止羣眾走向蘇維埃的道路，以此來奪取反動統治中的領導權，去挽救地主資產階級的最後崩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