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書亞·勞倫斯·張伯倫

張伯倫1828年9月8日出生於緬因州的布魯爾，是他父親五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其家鄉是一個靠農業和造船的海邊小鎮。他的名字取自一位當日傳奇性的美國海軍准將詹姆斯-勞倫斯。他的母親向他灌輸了宗教信仰（他在公理會長大），而他的父親則對軍隊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張伯倫有着傑出的軍事背景，儘管他謙虛地否認了這一點：他的曾祖父曾參加過殖民戰爭和革命戰爭，他的祖父曾在1812年戰爭中擔任上校，他的父親在1839年對新不倫瑞克的所謂阿羅斯托克戰爭中擔任緬因州軍隊的二把手 ^[2]  。 ^[1]  童年時代的張伯喜愛多彩的户外活動，尤其是騎馬，7歲的時候就已經可以駕馭駿馬在自己的農場飛奔了。而到了十幾歲的時候，張伯倫的性格卻是有了很大的轉變，變得出奇的內向害羞，如同其父親一樣沉默寡言。年輕時，張伯倫在磚廠和木材行業工作，1846年開始教書。 ^[1]  1848年張伯倫進入了鮑登學院（Bowdoin）主修文學和修辭學。在大學張伯倫自己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約書亞。大學期間，其獲得過寫作和演講的校際一等獎。作為一名學生，張伯倫絕對是那種讓老師欣賞的標準好學生。此時張伯倫最大的愛好也從騎馬演變為了拉奏低音古提琴。

1856年畢業多年業已取得碩士學位的張伯倫被包林大學聘為了修辭和演講學教授。之後又被聘為現代語言學的教授。在這些位置上張伯倫發揮的很好，他能夠流利地使用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德語，希伯來語，意大利語，阿拉伯語還有與敍利亞語足足八種外語。在當時的包林大學看作是無價之寶般的人才。

隨着1861年後，內戰的爆發，張伯倫平靜舒適的教書匠生涯也被打破了。他的不少同事和學生紛紛加入了北軍投入了血腥的戰爭之中。面對到歐洲教書遠離戰爭的機會，張伯倫最終還是留在了美國並被徵招加入了志願軍。

1862年，張伯倫獲准休假兩年出國留學。儘管遭到了教員的抗議（他們不想在戰場上失去這麼優秀的老師），他還是應徵成為緬因州第20步兵團的中校。Israel Washburn當時是緬因州州長，在他簽署張伯倫的委託書之前，其他嫉妒他的人警告他要注意這位年輕的教授：一名男子寫道，張伯倫“不是鬥士”；另一位輕蔑地説張伯倫“什麼都不是”。正如麥克弗森後來所寫，張伯倫“不是聯邦軍隊中唯一的大學教授，但他肯定是兩支軍隊中唯一一個能讀七種語言的人：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敍利亞語、法語和德語。” ^[2] 

參軍後被任命為中校擔任第20緬因志願步兵團的副指揮官。其團長為一名西點畢業生阿爾伯特·艾姆斯，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他成了張伯倫的一位傑出的好老師。在這個團裏的指揮官中還有張伯倫的最小的弟弟湯姆-張伯倫，一名見習准尉。

第20緬因接到的頭一個命令就是參加了內戰史上最血腥的一天戰鬥---安特提姆戰役。在馬里蘭的南山與南軍的一支部隊展開了首次戰鬥。頭一回面對真實戰鬥的張伯倫，似乎是被血腥所嚇煞了，整個戰鬥中呆若木雞，幸虧團長艾姆斯的頑強指揮擊退了南軍的進攻。1862年12月，第20緬因又參加了菲特烈伯格戰役，這次戰役是北軍所經歷的最慘重的失敗。張伯倫日後回憶那次戰役如同是在和“死神”露營一般。也許是經過前次的經歷，張伯倫這一回表現的很不錯，沉着冷靜地帶着部隊順利撤出了被南軍炮火所覆蓋的城市。經歷這兩次的大戰役後的1863年春天，張伯倫和第20緬因平安無事地在休整中度過。到了5月，他們又參加了查爾斯韋拉戰役，此戰中團長艾姆斯在雙方的槍林彈雨中陣亡。其間，張伯倫已經學習和提高了很多自己的軍事修養，從一個徹底的門外漢而成長為一個能獨當一面的指揮官。在了查爾斯韋拉戰役中團長陣亡的情況下出色地接替了指揮權，帶領部隊突破南軍包圍。戰後被提拔為上校正式負責了第20緬因的指揮官之職。

時間很快到了6月底，張伯倫的部隊也隨着伯特馬克河軍團回防了賓西法尼亞州，在葛底斯堡他將迎來自己命運的轉折點。在葛底斯堡戰役的第二天，第20緬因志願步兵團作為第三軍的一部分趕到了戰場，隨即就被派往駐守北軍戰線的最左翼小圓山。這裏是北軍戰線的最左端，邊山就是筆直的山崖，小圓山海拔400米，全山被鬱鬱葱葱的各種樹木所密密覆蓋。上午10點左右，南軍的胡德師中的兩個旅向北軍左翼發動了進攻，其中的德克薩斯第5和第6步兵團，阿拉巴馬第13步兵團朝着由第20緬因團駐守的小圓山發動了進攻。戰鬥一開始就陷入了苦鬥之中，雙方全都是拼出了全力。張伯倫組織起了猛烈的火力阻擊，其部隊就如同是釘子一般牢牢地紮在小圓山，一步也不肯後退。張伯倫很清楚，如果他這裏被攻破了，整個北軍戰線就有被突破保衞撕裂的危險。

“各位，我們今天的戰鬥將決定這場戰役的結果，而我也深信這次戰役的結果也將決定這場戰爭。我們不能後退，我們也無路可退！”張伯倫在戰鬥中如此地自己部下們説到。

三個團的南軍似乎是無休無止地對小圓山發動着波次的進攻，然而一隊又一隊的南軍士兵爬上山去然而得到只是一具具滾下山的屍體。同時，第20緬因也是付出了慘重代價，傷亡人數驚人。在血戰了4個多小時，張伯倫和他的部隊耗盡了所有的彈藥，然而敵軍卻還是仍在不屈不撓地向他們進攻。此時的張伯倫作出了他一生也許是最重大抉擇，他對自己的下屬下達瞭如下的命令，

“我們已經耗盡了彈藥，一半的兄弟也隨之倒下。但是，你們和我都明白，我們不能後退，為了我們的國家和理想，我們必須戰鬥到底，也只能戰鬥到底。這也許是我給你們的最後命令，全體上刺刀！準備衝鋒!”

正當南軍又一次向山上進攻的時候，他們卻突然聽到了緬因人那嘹亮衝鋒號，張伯倫揮動着自己的佩劍一馬當先地衝在了前面，第20緬因團的士兵們端着刺刀視死如歸般地衝下山來。進攻多時也同樣疲憊不堪的南軍被這突如其來的衝鋒嚇傻了，他們完全沒有料到這羣北軍竟然會發瘋一般地衝下山來。慌亂之中的南軍中幾乎沒有人來得及上刺刀，竟然被張伯倫的衝鋒連滾帶爬地被趕下了山，百十多名南軍士兵士兵甚至向着這羣槍膛裏已經沒有子彈的北軍士兵繳械投降。這次衝鋒也徹底地擊退了南軍對於小圓山的進攻。這也成為了整場戰役的一個轉折點，李的計劃也因此而破產，而葛底斯堡戰役因此成為了美國內戰的轉折點。

可以説，張伯倫指揮的這次衝鋒，是轉折點中的轉折點，是撬動函數的導數的二次導。 ^[3-4]  第三日第20緬因團被撤回了戰線後方，當戰役結束的時候，人們發現一年前剛從緬因出發時的第20緬因團有足足1000人，但到了戰役結束時只剩下了不足兩百人。

張伯倫在葛底斯堡的直屬上司詹姆斯·C·賴斯將軍在他的官方報告中寫道，“對於第二天戰鬥的輝煌成功，歷史將比戰場上任何人都更歸功於[緬因州第20志願步兵團]的勇敢和不屈不撓的毅力——作為目擊者，我毫不猶豫地説，這種行為的靈感和巨大成功來自張伯倫上校的道德力量和個人英雄主義。晉升只是對他在來之不易的葛底斯堡戰場上表現出的非凡勇氣的部分獎勵。”張伯倫本人則要謙虛得多，他在多年後寫道：“在我看來，我所做的似乎沒有超出人們對我的期望，在那裏突然降臨的巨大責任下，我有責任做什麼。” ^[2]  後來當一位作家要求他用第一人稱描述為他贏得榮譽勳章的行為時，張伯倫拒絕了，他不想顯得不謙虛。‘你不可能説任何……會有自吹自擂的味道，’這位作家（立刻）迴應道，‘因為你作為一名勇敢的士兵的記錄是眾所周知的，所以自我肯定會遠遠低於那些記得黑暗日子的人所知道的對你的真實評價。 ^[2] 

由於張伯倫的出色表現，戰後被國會授予了國會榮譽勳章，提升為准將。之後他被調往西部戰場，在冷港戰役中負了重傷，然而卻又堅持投入了僅僅12日後的彼德伯格戰役，以堅強和超乎南軍想象的打擊速度擊潰了南軍部隊。不過，他的傷勢卻進一步惡化，被迫退出現役。四個月後又再次堅持返回了前線，晉升少將，之後又相繼三次受傷。到了1865年，南軍在阿托馬託斯戰役中正式投降，格蘭特專門把張伯倫請到受降儀式上出席。

戰後，張伯倫又回到了久違了的教壇，放下劍，拿起了粉筆。很快他就根據自己的軍隊經歷寫出了一部回憶錄性質的書《逝去的軍隊》。1866年張伯倫成功地當選了緬因州州長，在他的任期內，他鼓勵該州批准第14修正案（該修正案使所有自由男女成為美國公民）。 ^[1]  1871年卸任後，又成為了母校包林大學的校長直到1883年。從1874年到1879年，他還是心理和道德哲學教授，也是政治學和公法講師，一直講授這些科目，直到1885年。隨着時間的推移，他教授數學以外的學校課程中的每一門科目。 ^[2] 

他還在緬因州農業和機械藝術學院建立的最初幾年發揮了關鍵作用，該學院後來成為位於奧羅諾的緬因大學。張伯倫是共和黨人，但不是黨內人士。張伯倫擔任鮑登學院院長，並在任期內做出了一些有爭議的改變。他開始在古典課程外增加科學和工程課程，但一年後學校恢復了原來的課程。除了試圖改變學校的教學內容外，張伯倫還試圖通過讓學生參加強制性的軍事演習來改變學生的行為。一些學生抱怨演習佔用了他們的學習時間，對新要求的不滿迅速蔓延。當張伯倫威脅要開除任何不參加演習的學生時，醖釀中的抵制活動被平息了，但演習最終是自願的，然後完全取消了。沃德寫道：“約書亞·勞倫斯·張伯倫終於被一羣不守規矩的男生打敗了。” ^[1-2] 

在後來的生活中，張伯倫並沒有放慢多少腳步。1876年，他在費城的百年博覽會上代表緬因州發言。他是1878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的美國委員之一，並撰寫了一份廣受讚譽的關於歐洲教育方法的報告。從1884年到1889年，他一直忙於佛羅里達州的鐵路和工業投資 ^[2] 

時間對他和他的戰友們造成了傷害，也對我們所有人造成了傷害。張伯倫在1901年的陣亡將士紀念日遊行中説，“在每一個迴歸的陣亡將士紀念日，如果不是因為你眼中有什麼永恆的東西，日漸縮短的隊伍、虛弱的步伐、灰白的臉都會讓我感到非常悲傷。你雖然內心堅強，但並沒有完全掌握那種讓你有價值的一切都在衰落的感覺，你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對抗即將到來的遺忘。你依靠你不會忘記的事物的力量團結在一起；儘管烏雲中出現了一個陰影，讓你感到不寒而慄，認為這些事情和你註定會被遺忘。”

雖然在戰爭期間，張伯倫屢次受傷，但到了晚年身體卻極為健康。張伯倫在彼得斯堡受傷的傷口從未真正癒合；他的餘生都生活在持續的疼痛中，多年來，他的腸道里一直有一根銀管來引流傷口 ^[2]  張伯倫“不知何故，在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他一直帶着傷口，在現代陸軍醫生可能認為完全殘疾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1914年2月24日，在他去世時，主治醫生直接將他的去世歸因於傷口感染。 ^[2] 

“戰爭對參與者來説是對性格的考驗：它讓壞人變得更糟，好人變得更好。”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