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理學

精神病理學依據不同的研究方向可劃分為描述性精神病理學（descriptive psychopathology）、心理動力性精神病理學（Psycho-dynamic Psychopathology）、實驗精神病理學（Experimental psychopathology）、神經精神病理學（neuropsychopathology）等方面。它們分別從症狀描述、心理動力、實驗方法以及腦神經學角度研究了精神病理學。

涉及此領域的專業人士主要是臨牀心理專家(Clinical Psychologist)以及精神病學家（psychiatrists）。他們主要從事於心理疾病的臨牀治療及研究工作。這些研究涉及了心理疾病的症狀學、病原學、實驗方法、神經心理學等眾多領域。其中，精神病醫師及專家更側重於描述性精神病理學（descriptive psychopathology），它的主要目標是對心理疾病臨牀症狀與併發症的描繪及研究。這個研究方向不僅決定了他們需要從事於臨牀治療，而且還負有修正診斷標準以及對心理疾病歸類劃分的職責。而臨牀心理專家則工作在一個更廣泛的研究領域。除臨牀心理專家與精神病學家外，涉及此領域的還有神經心理專家。他們主要是研究腦改變（如腦損傷等）與心理疾病之間的關係。

卡倫.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是美籍德國精神病學家和精神分析專家，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年就讀於弗萊堡、哥廷根、柏林等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曾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學習與工作。1932年，她移居美國，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長，後在紐約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和任教，並創立美國精神分析研究所，自任所長。霍妮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病的人格》、《精神分析的新方法》等等。

霍妮把精神分析學説從泛性論的古典弗洛伊德主義轉向強調文化和社會條件對人的行為的影響的新弗洛伊德主義的方向。她贊同弗洛伊德關於潛意識衝動決定人的行為的論斷，以及自由聯想、釋夢、移情分析等方法，但堅決反對弗洛伊德的泛性論的力比多理論和戀母情結説，認為它們歪曲了自我與環境的關係，忽視了文化、社會因素對人的影響。霍妮所創造的一個最基本的概念是“基本焦慮”，認為人一生下來就處於一種看不見的充滿敵意的世界裏，所以在軟弱無能的兒童心裏往往就充滿着不安全的恐懼，這種不安全感又直接導致了焦慮，從而尋求安全、解除焦慮就成了人格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內驅力。因而霍妮認為潛意識衝動並不像弗洛伊德所認為的那樣是受所謂快樂原則所統治的性本能和死本能的衝動，而是受生存原則所統治的尋求安全、解除焦慮的衝動。

霍妮進一步提出了關於人格形成的理論。她同意弗洛伊德的人格是在童年的早期發展起來的觀點，但不同意弗洛伊德用原始性慾發展階段的進展來解釋人格的形成。霍妮強調社會環境，特別是家庭環境、雙親在對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她認為兒童的基本焦慮主要來源於家庭中父母對待兒童的態度和行為。假如兒童從家庭、父母那裏得不到温暖和情愛，就可能產生各種不現實的顧慮，這種顧慮得不到及時清除，就可能發展成為神經性焦慮；反之，如果兒童從家庭、父母那裏得到了温暖和情愛，就會感到安全和滿足，就不會產生焦慮。因而她特別強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霍妮認為兒童為了獲得安全和避免焦慮，不得不採取種種策略方式，她概括為三種指向性活動，長大後相應地形成了三種不同類型的人格和生活哲學。第一種是趨向他人，形成了依從性人格，用愛來化解對方的敵意，從而保護自己；第二種是避開他人，形成了分離性的人格，這種人既不想歸屬，也不想反抗，而是離羣索居，與世無爭；第三種是反對他人，形成了攻擊性人格，這種人一心想要成為強者和戰勝別人。霍妮認為，在正常人那裏這三種態度是互為補充，達成一個協調的整體。而一旦這些行為模型僵化就會導致靈活性的喪失，從而加深焦慮，形成各種不同的精神病。

霍妮還認為，人格結構不像弗洛伊德所主張那樣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構成，而認為人格結構是真我、實我和理想我的組合。她所説的真我指個人所具有的天賦潛能中的一部分，是活生生的，是一個真正的生命的中心；實我則是由真我受環境的薰陶而鑄成的，它所表現出來的狀況是實際的、現實的；理想我是個人為了逃避內心衝突而產生的有關自己的盡善盡美的意象。精神病患者總是把這種意象看做真實可靠的，並藉以掩飾真我。這雖然可以暫時解除患者的焦慮，但難免要與實我發生衝突，從而引起新的焦慮，這是促成精神病的主要導因。一個人如果不是努力去實現真我，而是去追求虛假的理想我，必然會喪失生命的自發力，無從實現人生的真正價值。在霍妮看來，實現真我的途徑就在於充分發揮真我中所藴含的建設性力量，當然，各人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但只要有適當的環境，就可以造就健全的人格。霍妮本人對此也持積極樂觀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