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春霖

米春霖，字瑞風，1882年（清光緒八年）生於今遼寧省凌海市。清末畢業於奉天政法學堂,被分發到黑龍江省任職，先任黑龍江省金礦局局長。1912年春,民國成立，米春霖出任黑龍江省都督府副官。1913年8月25日，朱慶瀾任黑龍江省都督府參謀長，米春霖與朱慶瀾結識當始於此。1916年5月，朱慶瀾受黑龍江省陸軍第1師師長許蘭洲排擠，掛冠離職赴京。

同年7月6日,黎元洪頒發總統令，任命朱慶瀾為粵省省長，米應朱慶瀾之邀隨朱南下赴任,職司廣東省省長公署糈餉處處長，兼省官煤總辦。米春霖協助朱慶瀾澄清吏治，嚴禁賭博，一掃貪污。特別為朱慶瀾建立廣東警衞軍60營籌集糧餉做出貢獻。

朱慶瀾在廣東省長任內，因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的護法運動,為段祺瑞所忌,也為地方實力派所不容，朱無法立足於廣東遂於1917年8月提出辭呈，離赴滬暫居。米春霖與朱同進退，與此同時返回奉天，投在時為27師師長孫烈臣的麾下,任第27師副官。

1919年7月，米春霖隨孫烈臣赴黑龍江省,出任督軍公署副官長兼被服廠會辦。

1921年3月21日，吉林督軍鮑貴卿因失職及疾病而去職，張作霖調孫烈臣轉任吉林省督軍兼省長，米春霖隨同孫烈臣赴吉，就任吉林軍械廠廠長、哈爾濱圈河商埠局總辦，代理海林木業公司理事長。

1922年春，米春霖經孫烈臣推薦，出任“鎮威軍”兵站處處長兼糧秋廠廠長。

1925年8月，張作霖任命米春霖為蘇皖宣撫使、鎮威軍兵站司令，繼而又任楊宇江蘇督辦公署副官長。10月,蘇、皖二督辦被逐，楊宇、姜登選先後狼狽北逃，米春霖也隨之退回關外。

1926年1月奉軍再次興兵入關。張作霖委米春霖為鎮威軍兵站總監。

1927年春,奉軍下河南對抗北伐軍，米春霖任鎮威軍一、三聯軍兵站處處長。同年6月米春霖出任財政部印刷局局長。張學良主政東北後，為促進易幟早日實現，決定於7月1日成立由王樹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治等人組成的代表團赴北京與國民黨政府協商易幟事宜。7日，米春霖等一行抵達天津。

10日,蔣介石在碧雲寺接見米春霖等奉天代表團，提出東三省應先行易幟,實行三民主義。24日，蔣介石在香山雙清別墅宴請米春霖等奉天代表，主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以自家人辦自家事,絕無其他主張。

張學良於1928年7月3日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本兼各職。不久，委任米春霖為安東關監督。1929年1月25日,米春霖被派往哈爾濱,出任東省特別行政區特警處處長。翌年1月,米春霖被調回瀋陽，任東三省兵工廠總辦，月之11日到廠視事。

1931年9月,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已無法行使職權，張學良於9月23日在北平發出漾電，設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行署及遼寧省政府行署於錦縣，以張作相代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米春霖、邢士廉、張振鷺、彭濟羣為政府行署委員，米春霖為臨時代理主席。主持省府政務。9月28日，米春霖、彭濟羣、邢士廉、張振鷺等由北平往錦州,在錦州的黃顯聲會合，組織省政府行署。省政府行署設在交通大學院內。繼之，榮臻也率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在平人員到錦州辦公。遼寧省抗敵政府成立後，權力所及雖僅僅遼西一隅，但南滿鐵路沿線各地及東邊各縣仍能與之密通消息。致使偏安遼西一隅的遼寧抗日政府，猶能存在3個月之久。

遼寧省抗日政府於錦縣成立後，急調原駐通遼的騎兵第3旅張樹森部、駐祧南的步兵第20旅常經武部、駐盤山的步兵第19旅孫德基部集中於錦州附近與錦州當地駐軍步兵第12旅張挺樞部一起在大淩河一線佈防。遼寧省警務處新編的公安騎兵3個總隊也調集錦州北部三屯附近，整訓迎敵。

11月初,日本關東軍任命附逆的張學成為“東北自衞軍總司令”，編組18個旅。以日本人為顧問,設司令部於黑山縣高山子附近。張學成乃張學良之堂弟。遼寧省抗日政府決定進剩之前，曾派黃顯聲赴平請示張學良允准由榮臻、米辦。熊飛奉榮臻、米春霖之命率2個公安騎兵縱隊往，一戰即將張學成及日本顧問擊斃。戰後，熊飛攜此役所獲證據：偽司令大印、旗幟、佈告、文件等到北平向張學良報告，有功者得賞銀5萬元，命令將所俘獲人員一律遣散,不準留用。

遼寧省抗日政府成立時，集中在錦州地區的抗日隊伍不足3萬人，處境十分困難。錦州不時遭日本飛機轟炸，抗日政府仍能堅持辦公，但不久即陷於癱瘓狀態。代理省主席米春霖去平，由代理民政廳長祁彥樹兼理。長官公署行署於12月20日即着手整理結束。遼寧抗日政府工作人員是在駐錦部隊撤退之後，於1932年1月3日晨全部離開錦州的。3日午後，錦州失陷。省府人員皆逃往北平。

1933年3月,熱河失陷。張學良代蔣受過下野，出國考察，歷時8個月又17天，後奉召歸國。1934年1月6日，張學良抵香港，8日，到上海。2月7日,蔣介石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臨時會議決議的名義，特派張學良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3月1日，張學良在武昌總部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張學良歸國後，仍然念着流亡關內的東北難民。同年6月，張學良為了切實解決東北難民的困難，曾派米春霖夫婦負責慰問東北抗日將士及在上海的眷屬。

1935年3月1日,蔣介石在武昌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張學良任行營主任，米春霖出任第3處（總務）處長。同年10月1日，“西北剿共總部”成立於西安,蔣介石兼任總司令，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代總司令職，米春霖被委為總部辦公廳中將主任。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為説服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對蔣介石進行苦諫、諍諫乃至哭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不但不允，反而對張學良進行申斥。同張、楊兩將軍攤牌，要麼“剿共”到底,要麼東北軍、17路軍調離陝北。蔣介石把張、楊逼上了梁山。張、楊兩將軍只能實行兵諫逼蔣抗日。

西安事變前，東北軍有些將領對“兵諫”態度是很慎重的，米春霖曾對張學良説：“我們不‘剿共'可以保存實力；聯共抗日可以收復失地。我們可以不執行蔣介石的政策，但不能跟蔣介石鬧翻。”

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張學良在公館召開高級將領會議，米春霖出席會議。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米春霖積極支持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和擁護張、楊提出的八項政治主張。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於12月14日成立，米春霖除積極參與臨時西北軍委會的工作之外，他還同馬占山等43人，發起“創辦防毒面具與鋼盔工廠募捐運動”。米春霖等在《啓事》中指出：自“雙十”張、楊兩將軍實行兵諫、發表八大救國主張後，各方贊助的電報如雪片飛來，舉國民眾莫不歡喜欲狂，“在我們賢明的領袖領導之下，有着偉大的民眾力量，極不難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陰謀，以解我們歷年的抑鬱。更不難收復失地，雪盡國恥，中華民族就此解放了。從此脱離積年累月血腥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和羈絆了。可是，在要求解放爭取自由平等和復土雪恥的進程中，對日的神聖戰爭，光榮的流血，是不可能避免的。敵人的飛機炸彈和毒氣，定會無情的向我們施放的。我們為減少在敵人這種武器之下的曬性與流血，為避免敵人這種武器的殘害與殺傷，以取得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才發起募捐運動，協助官方完成大規模防毒面具鋼盔工廠建立。現在誠懇地請求各界贊助我們這種行動，以財力捐助給我們，共同完成中華民族解放的重大任務。”

為了營救蔣介石，宋子文兄妹相繼飛抵西安。在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的努力下，西安、南京雙方從12月23日開始正式談判,並取得初步成效,方針大致確定下來。12月24日午前，米春霖、鮑文越、馬占山、盧廣績、杜斌丞等人，奉張學良的指示與宋子文會面，宋子文當眾對西安事變談判中所商定的問題拍胸脯，豎大姆指表示擔保定能實現。

西安事變和平談判取得初步勝利,張學良將軍以無私無畏的精神,為蔣挽回面子，促其早日實現諾言，不顧他人勸阻,25日送蔣回到南京。結果蔣介石背信棄義，扣押張於南京。西安方面大為震動,尤其是東北軍集團更為憤概。接着，蔣介石為對張學良報復，派大批中央軍進逼西安,以力相威脅使西安早日就範。同時對西安方面進行挑撥離間,破壞三位一體。西安方面採取針鋒相對的鬥爭。1937年1月5日,以楊虎城領銜發表歌電，抗議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和進兵西安。1月8日、西北抗日聯軍常恩多等126名將領通電，響應楊虎城聯銜發表的歌電，譴責蔣介石回寧後不履行諾言，扣押張學良是“忘軍人之天職損領袖之大信。”在軍事上西安方面也做了相應部署。西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對蔣介石無疑是沉重打擊。

蔣介石在各方面的反對下，怕一意孤行會遭到眾叛親離的下場，於是派東北名流吳瀚濤、王化一於1月9日,持蔣介石、張學良信函赴西安勸和,於12日返回南京覆命。蔣介石 還經和張學良協商，研究出解決西北問題的兩項辦法，即甲、乙兩個方案此前，西安方面已派米春霖、李志剛、閻寶航於1月5日赴南京。6日李志剛晤面何應欽，爾後米春霖又拜會何應欽，各方均勸其服從中央。李志剛於12日返陝。米春霖獲准前往奉化謁蔣。並呈楊虎城給蔣介石的書信。米春霖在奉化於13日看望張學良。張當夜給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等抗日聯軍諸將領寫一親筆信，托米返陝帶回。蔣介石於14日覆函楊虎城，也令米春霖回陝轉達。

米春霖攜蔣、張信函於15日自南京飛陝。16日，米春霖再偕鮑文越、李志剛飛往南京。米、鮑、李三人帶來楊虎城所提解決西北問題的方案。其內容有三：（一）維持中央威信問題。楊虎城、于學忠、孫蔚如接受中央命令；取消12月12日以後臨時組織,恢復一切常態。（二）張之出處問題。設陝甘綏靖主任,以張為主任,楊副之；行營主任顧祝同駐洛陽；行營以張為主任，顧、楊副之。（三）軍事善後問題。潼關華陰一帶留中央軍駐紮，陝甘其他各地由東北軍、17路軍、紅軍分駐。其防地劃分，經三方商定後呈報中央；東北軍17路軍在中央領導下，其用人行政及訓練事宜，由各本部全權負責辦理；在談判期間中央下令停止何應欽指揮中央軍前進及其他一切軍事行動。最後要求蔣介石在西安時所許諾之各項具體救國方案請負責實現。此外,關於一切善後所需經費及軍隊編制事宜，另定方案辦理。由米春霖攜此方案謁見蔣介石時，卻遭到蔣的拒絕。

蔣介石寫長信警告楊虎城，信中強調三點：中央決不能放棄西北；張學良不宜再回西安；應知集中國力，應無害於國家統一，而不能做此以遂其把持割劇之私圖。蔣介石並命李志剛轉告楊虎城：此覆函乃最後的忠告，如無意實行,則不必再派人到溪口來作無意義之商談，有何意見，可直接與顧祝同接洽，約定以1月23日為限，以後即為軍事行動相威脅。

米春霖、鮑文械、李志剛三人攜帶蔣介石此覆函於1月22日返陝，向楊虎城報告。時局發展到此，已至攤牌階段。顧祝同即進駐潼關，進陝中央軍亦作戰略部署。渭南前線形勢驟然緊張起來。中央軍在前線的小股部隊不斷有挑釁活動。105師師長劉多鑑通過劉震東與顧祝同通電話聯絡，1月23日雙方同意避免衝突。1月24日，西安方面派米春霖、謝珂赴潼關。1月25日，米春霖、謝珂到洛陽晤顧祝同,談軍隊脱離接觸問題，決定在潼關召開會議。米春霖、謝珂與顧祝同所商洽的主要內容：“①西安方面撤軍時，要求由雙方各派10人組織一個視察團，分作兩組，派到雙方前線部隊互相視察；②要求在西安方面軍隊撤退時借給夥餉若干；③要求東北軍的量在蘭西公路駐一點部隊,17路軍量留一點人駐在西安。以上三點要求已得顧祝同同意。關於要求南京發給西安事變善後經費一事,顧答應代為請求。

然而，東北軍內部在營救張學良回西安的問題上存在着嚴重的分歧，即主和與主戰的分岐。以王以哲為首的東北軍高級將領堅決貫徹張學良的指示，撤兵和平解決西安問題；以孫銘九、應德田為首的少壯軍人堅決主張以釋放張學良為撤兵條件，必要時不惜一戰去營救張學良將軍。雙方堅持己見互不相讓。因此，潼關談判達成的協議不能執行。撤兵令不能下達。而楊虎城遊移於主和與主戰之間，搖擺不定。所以在1月31日的前幾天,高崇民在米春霖的住宅，請楊虎城、鮑文越、馬占山、何柱國召開一次小型座談會，座談內容就是和戰問題。米春霖、鮑文越、馬占山、何柱國四人都不贊成用戰爭方式營救張學良。不過鮑還主張要撐住，其意思是指何柱國在和顧祝同談判上不要太軟弱，而不是如應德田所談不撤兵的意思。楊虎城在這次座談會上竟不發言，只是聽大家講話。

米春霖、謝珂回西安後，再來關時,何柱國與米、謝二人同行，這時顧祝同亦到潼關。1月31日午後，于學忠由蘭州飛到西安,才和楊虎城下令將部隊撤退。預定第一步先將渭河以北的部隊向後撤退，次第將渭河以南的部隊撤到渭北，第二步再將部隊逐漸開往甘肅。如果這一方案能順利實行，西安方面仍然保持三位一體的軍事形勢。不幸的是就在這時，東北軍內部發生了以孫銘九、應德田為首的少壯派軍人中極端分子謀殺67軍軍長王以哲等四人的“二二”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使東北軍分裂，三位一體解體，喪失了營救張學良的政治力量，從而使張學良將軍長期被因禁。

孫銘九、應德田等人制造的“二・二”暴亂事件，事先是有預謀的，並列出要殺掉人的黑名單，米霖是被殺掉對象之一。“二·二”事件發生後，東北軍中於學忠等高級將領不願執行原來議決的甲案，改行乙案,部隊全部東調。東北軍115師和衞隊團撤出西安後，國民黨中央軍開進了西安，原總部辦公廳主任來春霖為顧祝同接風，曾為其舉行一次便宴。

1937年3月3日，東北軍開始東調，米春霖未有隨東北軍東調，而掛冠北返天津在野賦閒。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華北淪陷後，米春霖仍未再出山。

抗戰勝利後，米春霖希望國共兩黨繼續合作，和平建國，以造福於人民。但蔣介石決心發動內戰，喪失民心。米春霖大失所望，自始至終沒有捲入內戰旋渦。

1946年春，蔣介石親臨北平以慰問淪陷區百姓為名行佈置華北、東北軍事,準備發動內戰之實。北平各界為蔣介石舉行盛大歡迎宴會，要人名流雲集，米春霖也在其中。

解放初期，米春霖病逝於天津。 ^[1] 

其舊居建於20世紀20年代，為磚混結構2層樓房，折衷主義建築風格。1-2層之間腰檐秀麗。多坡瓦頂。外檐為紅磚清水牆，房間為大開間，大進深。院落寬敞，景色優美。現房已不存。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