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範繼森

鎖定
範繼森(1917年9月19日~1968年3月1日),鋼琴演奏家。江蘇南京人。上海音樂專科學校肄業。曾任上海實驗管弦樂團演奏員、育才學校教員、重慶音樂院分院副教授。建國後,任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
中文名
範繼森
國    籍
中國
民    族
出生日期
1917年9月19日
逝世日期
1968年3月1日
畢業院校
上海音樂專科學校
職    業
鋼琴演奏家
出生地
江蘇南京
性    別

範繼森人物生平

範繼森簡介

範繼森教授是我國老一輩著名鋼琴演奏家和鋼琴教育家。他不但培養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年輕一代鋼琴演奏家,而且在鋼琴教學理論與方法上為我們留下了豐富而寶貴的遺產。
範繼森先生1917年9月19日出生於江蘇省南京市。他早年家境貧困,故開始學習音樂的時間較晚。十七歲前在南京自修鋼琴,常要在夜晚去教堂中練琴。他曾與當時在南京的鄭律成有音樂上的交往,為他彈過鋼琴伴奏。1934年9月他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師從著名俄籍鋼琴教授查哈羅夫,專修鋼琴四年。儘管起步晚,範繼森卻以其驚人的勤奮、智慧與毅力,克服了成年人學琴的難以想象的困難,成就了鋼琴演奏及教育領域內的許多大事業。

範繼森音樂工作

範繼森抗戰期間先後在漢口中國電影製片廠怒潮樂隊(1938年3~6月)、漢口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戰爭幹部團(1938年6~8月)、“勵志社”樂隊(1938年8月~1940年5月)等音樂團體中工作。1940年5月至1943年1月,他在重慶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音樂幹部訓練班中任鋼琴教官。
範繼森在抗戰期間雖然一直在國民黨的音樂機構中工作,但他一直保持着中國知識分子剛直不阿、富有正義感的優良品質。在重慶勵志社時,他拒絕為蔣介石演奏,曾被廣泛傳為佳話。
應重慶育才學校音樂組組長賀綠汀的邀請,1940年1月起範繼森應聘在陶行知先生創辦的這所學校兼職義務教學多年,直至該校遷到上海,1952年改名為行知藝術學校為止。著名音樂家杜鳴心楊秉蓀陳貽鑫等人都曾經受教於他。
在這一期間,範繼森常以鋼琴獨奏、合唱或獨唱伴奏的身份活躍於漢口、重慶的舞台上。他是當時十分著名的鋼琴伴奏家,與在大後方工作的斯義桂戴粹倫等許多歌唱家、演奏家合作演出過。經常參加室內樂演出、旅行演出,有時他也出演鋼琴獨奏節目。

範繼森教學工作

抗日戰爭後期,範繼森開始將主要精力由演奏轉向教學。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他擔任重慶國立音樂院分院的講師、副教授。
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任國立上海音專的副教授。在這期間,他還先後被聘為重慶國立音樂院教授(1945年8月~1946年8月)、重慶北碚歌劇學校導師(1944年3月~1945年7月)等。
1946年10月範繼森隨國立上海音專“復員”遷回上海。這期間他積極支持“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參加進步學生的組織活動和遊行示威,寫過反內戰的歌曲,為抗議反動政府當局的專制統治而屢次罷演,表現出鮮明的愛國民主思想與精神。
解放後,範繼森從1949年5月起擔任上海音樂學院(曾稱上海國立音專、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鋼琴系副教授、教授,並出任鋼琴系副主任。1955年起任系主任,直至1968年去世。

範繼森教學思想

在長期的教學工作中,範繼森先生為培養中國新一代鋼琴演奏人才,為繁榮我國的鋼琴演奏事業,兢兢業業,艱苦奮鬥,付出了巨大的勞動與精力,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範先生是一位刻苦鑽研業務、富有創造精神的鋼琴教育家。他曾努力使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的教學工作走上科學化的軌道。他的教學思想及方法,突出表現在以下六方面:
發現天才,因材施教
範繼森認為,學好音樂,才能是十分重要的。要培養一個出色的鋼琴家,則尤其需要培養對象具有突出的不同於眾的基本素質。通過常規入學考試固然可以從考生中挑選出優秀的人才,但這樣做顯然很不夠,還應當盡最大的努力發現天才。範繼森親自從福建省鼓浪嶼發現的許斐平,就是這樣一位神童。範先生將許斐平從鼓浪嶼帶來上海,進入上海音樂學院附小學習鋼琴,並以“開小灶”的方式對他進行特殊培養。為把許斐平培養成為具有世界水準的出色鋼琴家,他付出了全部心血和巨大努力。在生活上,範先生如愛子女一般愛學生,在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為他們訂牛奶,增加營養;在專業學習上,範先生採用“助教制”,由他的高年資學生充任助教,對學生進行日常訓練的輔導。許斐平十一歲時即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莫扎特鋼琴協奏曲,後在美國朱麗亞音樂學院多次獲國際比賽獎項。可惜這一教學過程後來被迫中斷,否則許斐平必會有更大發展。陸三慶也是範先生挑選進行特殊培養的學生。“因材施教,對具有特殊才能的學生進行重點的特殊培養”,重視發揮學生的天賦條件,確實是我國目前條件下培養優秀鋼琴家的重要方法。在這一方面,範繼森所取得的經驗值得進一步發揚。
“大、中、小”一條龍
範繼森所倡導的教學體制的第二個重要原則是“大學、中學、小學一條龍”。我國的音樂學院在50年代按照蘇聯模式,採取了“音樂學院附設附中及附小”的體制。通常附小、附中及大學的教研室(組)是分設的。學生在由小學進入中學、由中學進入大學時,都必須更換老師。範繼森針對這一狀況,提出了“大、中、小一條龍”的原則,即在教、學雙方默契合作一致的條件下,從附小到大學貫徹一致,以保證教學的連貫性。這一措施的優點是,教師能夠根據學生的發展潛力制訂長期的戰略性規劃,有利於藝術的成熟與人才的培養。範繼森教授班的學生包括小學、中學與大學幾個不同年齡層次的學生,保證了當時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的全方位人才培養。
以教授為中心的教研室制
範繼森的胸襟豁達,學術上毫無保守,而且善於團結具有不同學術觀點的同事。解放初期,他力主邀請當時留學海外的我國鋼琴家返國任教。他本人雖未留過洋,但他力邀留英的李翠貞教授來上音擔任鋼琴系主任。範繼森十分重視業務帶頭人的作用,逐漸在上音鋼琴系形成以“四大教授”為中心的教研室制:範繼森教研組、李翠貞(留英)教研組、李嘉祿(留美)教研組、吳樂懿(留法)教研組。每個教研組都以教授為中心,以他們最得意的門生留校任助教,建立起教學核心。英、美、法等不同學術流派的並存,加上五六十年代蘇聯學派的巨大影響,互相交融,互相切磋,真正“百花齊放”,形成了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歷史上最強大的集團性實力。
狠抓基本功訓練
範繼森教學成果突出的基礎工作,是狠抓學生的基本功訓練,嚴格要求,這是範先生對中國鋼琴教育事業的重大貢獻。範繼森埋頭鑽研,刻苦工作,很早就開始從車爾尼、柯託、約翰·菲力浦以及歷史上對鋼琴技術發展作出貢獻的教育家們所總結的技術訓練中,總結出一整套完整的、精練的、行之有效的鋼琴演奏基本功訓練程序。他把基本功訓練從手指、音階、琶音、雙音、八度、和絃等基本範疇內合理歸類,去繁就簡,去蕪存精,挑選出最有針對性、最有訓練價值的部分進行合理組織,大大縮短了學生掌握鋼琴演奏基本技術的時間,大大提高了演奏的基本質量,使他的學生大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演奏水平。
以獨奏會節目為中心組織教學
範繼森在教學中始終貫徹以獨奏會節目為中心組織教學的原則。他以培養成熟的鋼琴家這一戰略目標出發,讓學生一套一套地掌握獨奏會曲目,逐步擴大戰果。一般説,每一套節目單中都要包括:巴洛克時期復調音樂、古典主義奏鳴曲(或協奏曲)、浪漫主義頗具難度的中、大型樂曲、中國樂曲、音樂會練習曲等等。這些曲目還常常與國際鋼琴比賽的要求相結合,以便在合適的時間讓學生參加國際比賽。這種以音樂會節目單為中心組織教學的方式,既體現了“大運動量”的訓練方式,全面的風格掌握、長遠的戰略安排;也有利於學生的正常發展,提高藝術境界,擴大演奏曲目,早出、快出人才。
以“音樂表現”貫徹始終
範繼森十分重視基本功訓練,但他從未抱有任何純技術的偏見。在他的教學中,音樂,只有音樂,始終處於最重要的中心地位,注重培養學生的想象力和思維能力,堅持藝術表演要力求質樸、自然、含蓄和深刻。範繼森非常鑽研音樂表現,他反覆聆聽、比較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演奏,從中確定自己對音樂的理解,對學生的要求。正因為如此,每堂課上他對學生總是以最明確的語言、最明澈的分析對學生提出要求,使學生在學習一首樂曲的開始即對音樂有正確的、明瞭的認識與目標,避免學生走彎路,使他們能夠最快地、最直接地到達“目的地”。

範繼森學生

範繼森多年來為我國培養了大批優秀鋼琴家和鋼琴教育家。他的許多學生正在各音樂崗位上發揮着重要作用。其中主要有:王羽(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附中前校長)、廖乃雄(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音樂研究所前所長)、洪騰(上海音樂學院著名鋼琴家、1961年羅馬尼亞第二屆喬治·埃乃斯庫國際音樂比賽第三名)、李其芳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鋼琴系副主任)、許斐平(1983年第四屆魯賓斯坦國際鋼琴比賽獲金質獎章,1984年第八屆洛馬·奧賽亞國際鋼琴比賽第四名)、尤大淳(上海交響樂團獨奏演員)、趙曉生(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顧其華(上海音樂學院副教授)、陸三慶(1982年全美鋼琴比賽成人組第一名)、楊立青(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等。

範繼森子孫

範繼森的長子兼學生範大雷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鋼琴科任教中成績斐然,先後培養出孔祥東(1987年西班牙第九屆帕羅瑪·奧塞亞國際鋼琴比賽第四名,1988年美國第九屆吉娜·巴喬爾國際鋼琴比賽第一名)、周挺(先後在日本、美國鋼琴比賽中獲獎)等優秀學生,繼承着範先生未竟的事業。
其子範大雷不僅承繼了範繼森教授的事業,也繼承了其父可貴的思想、精湛的技藝與高尚的品德。他也把全身心都奉獻給了中國的鋼琴教育事業,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範大雷教授因辛勤工作,久勞成疾,終至腎功能衰竭,1993年3月16日病逝於上海,年僅四十七歲。

範繼森詩歌創作

除鋼琴演奏、教學之外,範繼森先生還從事創作。傳世的有:古典歌曲《滿江紅》的鋼琴伴奏曲,為田漢的詞譜寫的歌曲《安眠吧,勇士》,為影片《文天祥》寫作的主題歌《正氣歌》等。“文化大革命”初期,範繼森即以多種“罪名”被打入“牛棚”。在身患癌症極度痛苦的困境中,他屢遭毒打,被強迫勞動,不幸於1968年3月1日病重去世,終年五十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