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承祚

1931年4月14日生於寶應縣安宜鎮。

20世紀40年代後期至50年代初期，先後就讀於畫川初中、寶應中學和揚州中學（高中普通科），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54年被公派到阿爾巴尼亞地拉那大學人文學院留學，1957年提前學成回國、進外交部工作。

1957、1969、1975年幾度被派往中國駐阿使館工作，經歷了從職員、秘書、參贊的職務提升，80年代初在駐希臘使館任職參贊，1986年被國家主席任命為駐阿爾巴尼亞特命全權大使。

從50年代中後期到70年代初期，作為阿爾巴尼亞語主要譯員，上百次地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老一代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作翻譯服務，互譯中阿重要文獻百萬字，翻譯阿爾巴尼亞文學、政經作品多部，2001年被授予新中國首批“資深翻譯家”稱號。 ^[3] 

1973年10月，霍查心臟病突發，出現了大面積的心肌梗塞。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向中國求救。周恩來總理當即派朱憲彝教授，率領高級醫療組飛赴阿爾巴尼亞。此外，還指名讓範承祚加入醫療組，任譯員和秘書。

範承祚這次隨中國醫療組赴阿為霍查治病，比他在駐阿使館的任何一個任期都短得多，而且基本不同外界接觸。霍查病情緩解期間，適逢1973年11月29日阿爾巴尼亞國慶，接待方邀請我們醫療組全體成員出席慶典。在地拉那游擊隊宮的宴請現場，範承祚雖然坐在不顯眼的位置，但還是有人發現了他，此人就是在阿領導層裏排行第四的貝基爾·巴盧庫。他主動過來同範承祚握手，還好奇地問：“我怎麼不知道你來啊？這次有什麼任務嗎？”範承祚笑了笑，未回答，只向他表示了節日祝賀。事後，範承祚才恍然大悟：身居高位的巴盧庫，竟不知道自己是為一項特殊任務而來，顯然，他對霍查病重的事尚不知曉，完全被矇在鼓裏。更讓人震驚的是，就在幾個月後，阿方就公佈了揭發“巴盧庫軍事反黨集團”的消息。

中國“文化大革命”中進行了“批林批孔”運動。稍後幾年，範承祚被派赴阿爾巴尼亞的南鄰希臘任職期間，一位希臘外交官直率地衝着範承祚説：“希、中均屬文明古國，其中一個原因，是2000多年前希臘有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而中國同時代則有孔子和孟子。現在你們批判‘孔孟之道’，豈不是給自己文明古國臉上抹黑嗎？我們希臘人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事後回味起來，範承祚不禁感嘆。 ^[1] 

在改革開放的歲月裏，應邀在京內外多個黨政機關和北大等高校作國際形勢報告和作關於毛主席、周總理的“偉人風範與人格魅力”的演講，接受中央電視台、國際廣播台以及首都、上海、鳳凰等電視、廣播的專題訪談。從90年代起，應聘任上海交大、武漢科大、揚州大學兼職教授。 ^[3] 

曾被選為中華詩詞學會首屆理事，現仍兼任淮安市詩詞學會名譽會長。 ^[3] 

範承祚現為上海交大、揚州大學、武漢科大兼職教授。多次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世界知識》、《世界文學》、《中華英才》、《中華詩詞》、《中國青年》、《作家文摘》、《鳳凰週刊》等報刊上發表報告文學、譯文、詩詞作品，出版了詩集《萬里行》、《鄉情詩》和內容涵蓋歐、美、亞、非和我國各省、區、市的長卷詩集《萬里千詩》。作為責任編委和主要執筆人，出版了64萬字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專集，與他人合著過《阿爾巴尼亞通訊集》、《“山鷹之國”紀念詩文集》。還曾接受過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台、北京廣播台、香港鳳凰衞視台和陽光衞視台等立體媒體專門節目的採訪。

為紀念週恩來同志誕辰120週年，3月2日，揚州寶應縣委黨史辦主任王天彬拜望了中國原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範承祚，商談整理範承祚口述周恩來家國情繫列故事相關事宜。

範承祚，江蘇寶應人，素有“大使詩人”的美譽。1957年開始入外交部工作，曾任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領導人的阿爾巴尼亞語翻譯，20世紀70年代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為中阿領導人關於重大國際問題相互交流以及加強中阿友誼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任翻譯期間，直接在毛澤東、周恩來身邊工作，得到了兩位偉人的關懷，同時也記下了兩位偉人一些鮮為人知的家國情真實故事，近期出版了長篇紀實文學《為偉人做翻譯》。

王天彬向範承祚彙報近年來寶應黨史工作取得的成績以及今年的主要打算。範承祚對故鄉寶應重視黨史工作表示肯定，並愉快接受了由他口述周恩來家國情繫列故事的計劃安排。 ^[2] 

2018-05-22 15:41:00 來源：揚州網-揚州日報

日前，揚州中學傑出校友、大使、詩人、新中國首批“資深翻譯家”範承祚先生和國家新聞廣電總局高級編輯楊淑英女士，向母校揚州中學捐贈圖書。

本次捐贈的書籍為範承祚先生的精心力作《為偉人做翻譯》和楊淑英女士的散文集《我是江中的一滴水》。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範承祚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阿爾巴尼亞語主要譯員，範承祚大使向參加贈書儀式的師生代表聲情並茂地講述了兩 ^[3]  位偉人風範、人格魅力及非凡智慧。範大使還深情表達了對母校揚州中學的牽掛，飲水思源，感恩母校。 ^[4] 

20世紀50年代初，我作為新中國首批赴阿爾巴尼亞的留學生，到地拉那大學學習，1957年畢業回國，同年進入外交部工作。隨着中阿兩國關係的持續發展，以至形成“特殊友好”的歲月，我有幸於5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初期，逾百次為周總理做阿語翻譯。周總理的言傳身教、入微關懷，使我倍感親切，受益終生。

1964年新歲伊始，周總理在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陪同下，於1月6日乘車前往亞得里亞海濱城市發羅拉訪問。我同車做翻譯。由於連日來我白天隨周總理參加會談、參觀，晚上經常忙於宴會、演出等場合的口譯工作，活動後還要與同事們譯、校雙方的講話稿，前台後台忙個不停，感到精力有些不支。對此，周總理是有所瞭解的。

此次在去發羅拉約兩個半小時的行程中，開始我還在正常地為中阿兩國總理的輕鬆交談做翻譯。可是稍後，隨着車輪的滾動，我則不由自主地雙眼朦朧起來……當自己忽然發覺是在打瞌睡時，手錶上的大針已經過了8分鐘。哎呀，我已經誤了8分鐘的事！此刻，兩位總理竟還在“輕言慢語”地交談着，用的是中阿兩國首腦都會説的法語。

我自感愧疚，因為這是失職啊！謝胡總理笑着對我説：“範同志，是周恩來同志有意不叫醒你。”周總理則親切地對我説：“小范，再眯一會兒吧！”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人情味啊！羞愧之餘，我心裏想：自己和同事們所謂的“缺睡眠”“很勞累”，是積幾天形成的。而周總理這位公認的“不知疲倦”的人，他長年累月一貫如此。在此次出訪14國期間，周總理每天工作15-18個小時。儘管如此，他還是從我的幾分鐘“打瞌睡”中，發現了一個普遍存在於中國代表團中的“問題”。

在車隊到達發羅拉賓館後，周總理在賓館大廳當眾宣佈：“訪阿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這些天，同志們都非常辛苦勞累。經與謝衚衕志車上商量：今天午飯後直到傍晚，不安排活動，大家好好睡個覺！”這幾句瞭解下情、富有人情的講話，真的説到隨行人員的心中了。

午飯後，我親眼看到同桌進餐的周總理登上樓梯，進了他的套間卧室。我也進屋適當休息。至於午睡，我自從在車上打了瞌睡後，頭腦興奮得很，一點睡意也沒有了。我推開面向亞得里亞海的卧室樓窗，眺望大海。

正當我的緊張心情有所放鬆之際，忽見樓下花園台階處走上來幾個人。我發現其中有穿灰色中山裝的周總理。原來我們的總理不曾休息，而是同阿方警衞及聯絡人員來到發羅拉賓館花園內散步聊天，接觸羣眾去了。我趕忙下樓走近周總理。

當晚，在霍查、謝胡等阿國領導人蔘加的發羅拉黨政機關為中國黨政代表團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周總理在同阿方主要領導人交談的同時，又分別同出席宴會的當地反法西斯老戰士、民間藝術家們廣泛接觸。活動結束後，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又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深夜。

周總理的言行，一向“嚴”字當頭。對人嚴，對己更嚴。我個人就曾領受過周總理的兩三次批評，有間接的，更有直接的。

這些批評使我畢生受益。1966年4月下旬，我在短期下放山西八個月後，提前調回北京，匆匆上陣，參加阿爾巴尼亞總理訪華翻譯工作。其間，在釣魚台國賓館接待辦公室，我在一旁親耳聽到周總理打來電話。他批評外交部主管副部長和蘇聯東歐司負責同志在接待工作上有薄弱環節，並兩次提及我在會談和羣眾大會上翻譯的缺點：為什麼範承祚此次在講外語時，表達不暢，顯得吃力？我在羣眾大會上發言時，只見他給謝胡（時任阿爾巴尼亞總理）“咬耳朵”，而拿不出阿文譯稿來。面對周總理在電話中對我的“間接批評”，我深感愧疚。接電話的餘湛同志（時任蘇聯東歐司司長）先接受周總理的批評，並檢討“接待國賓工作不力”“組織人員工作未做好”。他還在向周總理彙報中為我“解脱”：小范去山西搞“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八個月，不曾有機會接觸外文。周總理聽了餘司長這番話，瞭解了我一時翻譯“吃力”的苦衷，並立即指示：今後，翻譯幹部和外語人員不管是下放基層，還是去“五七幹校”，都要保證他們有學習、鞏固外語的時間。

我也受過周總理當眾的直接批評。20世紀60年代末的一個冬季，中方在全國政協禮堂為阿爾巴尼亞國慶舉行慶祝會。出席這一活動的周總理會前在會客廳同阿大使羅博和阿訪華代表團交談時，提及我國自然氣候每年有“兩股風”：一曰冬春季來自戈壁、有時帶有沙塵的西北風，一曰夏秋季的颱風。周總理突然考我：“小范，颱風來自哪裏？”我竟未加思索地脱口回答：“颱風來自台灣海峽。”對於我的回答，周總理頗不滿意。他把臉一沉，面對在場的中阿人士説：我們外交部的翻譯啊，一不學歷史，二不學地理。哪裏有颱風是來自台灣海峽的呢？它是來自南海的深海區域嘛！周總理的這一批評實際上又給我和在座的中方人員上了一節生動的氣象、地理課。我不僅一字不漏地記了下來，還翻譯給羅博大使等阿爾巴尼亞外賓。客人們看到我受批評、面紅耳赤地翻譯，也為我感到有點緊張。

周總理的批評點到為止，他接着話鋒一轉，又對在場的中阿人士説：“範承祚，我對他是瞭解的。他是我的老鄉，平素工作積極、勤奮、負責，為人也比較誠實……”阿大使等聽了周總理對我的鼓勵後，頻頻點頭。此時，慶祝會即將開始，大家高高興興地進入會場。

從周總理上次間接批評和這次直接批評中，我對照了自己在語言和知識方面的不足，並把這些語重心長的批評看成是紮實學習的一個動力。我將周總理的批評原原本本地登在外交部的《每日簡報》上，讓我的同行、同事們也不同程度地從中受益。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個冬夜，朔風凜冽，寒氣襲人。筆者位於北京三里屯東九樓住處傳達室的電鐘剛敲過第一響，一陣清脆的電話鈴把傳達員喚醒，我被從樓上叫來接電話。“哪一位啊？”我滿以為是外交部辦公廳值班室找我有事。“我是周恩來。”電話裏傳來了熟悉的蘇北口音。“啊，總理！”我不由自主地攥緊了電話線，將聽筒緊緊貼在耳朵上，生怕聽錯一個字。“小范，我把你從被窩裏提出來了吧？”周總理這種幽默風趣的表達方式，使我感到既親切，又羞愧，更多的是敬意——冬夜，我們年輕一輩在家睡覺，老一輩的同志還在工作。我從電話裏接到周總理的指示：“小范，你馬上找一下韓敍（時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讓他和你馬上到我這裏來一趟，我有事找你們商量。”

我們都領教過周總理這種雷厲風行、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韓敍同我不敢怠慢，第一時間乘車通過寂靜、寬闊、明亮的長安街，很快到達西花廳。在這裏，周總理同其下屬挑燈夜戰的又一個新的回合開始了……

周總理關心人首先體現在平等待人上。他常説，革命工作沒有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周總理的體貼入微更體現在點點滴滴的“小事”上，如他在會見、宴請外賓時，都有譯員的正式座位，一般安排在他左側。正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讓我們這些普通工作人員感受到了陣陣暖意。尤其令人倍感親切和鼓舞的是：1964年春，周總理結束亞、非、歐14國訪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報告會上，還專門把此行的主要譯員冀朝鑄（英語）、齊宗華（法語）、筆者（阿爾巴尼亞語）叫上演講台，向萬名聽眾介紹了我們三人。

1969年“五一”之夜，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新到任的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當中國最高領導層諸成員一字排開，準備合影時，現場其他人員迅即閃開。此時，我遇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毛主席突然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心知肚明，卻不敢迴應。接着，毛主席又輕輕對我做了一個招手動作——示意我進入攝影行列。那一刻，我簡直不知所措。細心睿智的周總理看到毛主席的動作，立即向我發話：“小范，進來照相，是主席讓你進來的！”我應聲遵從。閃光燈亮了幾下，攝影記者完成了任務，賓主各自退場。

是夜無眠。我惦記着攝影時的一幕，更寄希望於明天見報時攝影記者已將這張重要圖片中“左起第一人”剪掉。否則，該如何向本單位的同事們解釋啊。沒想到，我的“心神不定”早已被敬愛的周總理所識破，得到他的理解，乃至他親自為我“解圍”。

周總理從天安門城樓回到西花廳辦公室後，擔心外交部有關單位和人員不明“拍照事件”的箇中經過而有所非議，於是親自拿起電話，告知外交部辦公廳值班室：明天《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將在頭版刊出一張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會見阿爾巴尼亞新大使的圖片，範承祚也在其中。周總理特別強調，是毛主席和他本人要我參加照相的，並囑咐相關人員，見報後，如有人非議此事就照此解釋……就這樣，周總理又一次為我解了圍。

“綿綿恩情，浩浩長歌。”周總理已經離開我們了。至今，我還常在夢中見到他。夢境是幻，幻境如真。他的崇高精神、偉人情懷，他的領袖風範、人格魅力，他的翩翩風度、笑貌音容，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