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

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

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

為善者非善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王主積於民，霸主積於將戰士，衰主積於貴人，亡主積於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

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

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人不眾，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先王不獨舉，不擅功。

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先王不貨交，不列地，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棰使也。時也利也。出為之也。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閒耳。

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愍，戒之戒之，微而異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

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遊者死於梁池，善射者死於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眾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眾，用之終身者眾矣。

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

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於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於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

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

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

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眾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1] 

管子説：“道在天上，好比太陽；它在人體，就好比心了。”所以説，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命就是依靠氣；有名分則治，無名分則亂，統治就是依靠名分的。

樞言指出：愛民、利民、益民、安民，四者都是從道產生的，帝王運用它們，天下便得治了。帝王，就是要分清什麼事情應當放在前面，什麼事應當放在後頭。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對了，把高貴和驕傲放在前面就錯了。所以，先代聖王總是慎重地處理何者為先、何者為後的問題。

人君不可不慎重地對待“貴”的問題，不可不慎重地對待“人民”的問題，不可不慎重地對待“富”的問題。慎重對待“貴”，在於如何舉用賢人；慎重對待人民，在於如何設置官吏；慎重對待“富”，在於如何注重農業。所以，人君的高低輕重決定在這三個方面，不可不慎。一個國家，都有寶、有器、有用。內城外郭、山川險地、糧食貯備，這些都是“寶”；聖明、智謀，算作“器”；珠玉，居末位，算作財用。先代聖王看重寶與器而看輕財用，所以能治天下。

生存而不至於死滅的事物有兩種：氣與名。亡國而不利於立國的因素則有四個：喜、怒、厭惡與嗜好，四者都可導致天下的敗亡，但賢者卻很少有這些毛病。

偽善，不是善。善，是無法做假的。所以先代聖王注重“善”。成王業的國君積聚人民，成霸業的國君積聚武將和戰士，衰敗的國君積聚官僚貴族，亡國之君則積聚珠玉與婦女。所以，先代聖王總是慎重地處理積聚什麼的問題。

要加快進行探索，因為萬物是眾多的；要努力進行探索，因為萬物是隨時流逝的；要加強進行探索，因為萬物是意旨精深的。

一個國家有三種情況的控制：有控制別人的，有被別人控制的，有不能控制別人、別人也不能加以控制的。為什麼是這樣的呢？德盛義高，而不好把自己的名位強加於他人；人眾兵強，而不用本國的實力製造危難和禍患；天下有大的事變，而願意使本國走在後面；這樣的國家，必然是控制別人的。德不盛，義不高，而好把自己的名位強加於他人；人不多，兵不強，而好用本國的實力製造危難和禍患；依仗同盟，偷取名利；這樣的國家，必然是被人控制的。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逸亦逸，進退勞逸，與人相從；這樣的國家，不能控制他人，他人也是不加控制的。

愛人過了頭，反而不能有利於其人；恨人過了頭，反而不能加害於其人。所以，先王總是注重分寸適當，也注重保持機密。機密，就是不可説出口，不可形於色，就象龍、蛇一天五變而無人察覺一樣，才叫作保持機密。所以，先王總是不肯驚人地把一説成超過二，先王也不肯獨自包辦事業或獨自居功。

先王在處理國家關係時，既不“約束”，也不“結紐”。約結成束就必然解散，結成繩釦就必然折斷。所以，國家親善不在於“約束”和“結紐”。先王也不用“貨交”和“裂地”的辦法來治理天下。因為天下各國的既成關係不可輕易改變，只可以用威力統一駕御。合於天時，合於正義，都要去做。此外，雖有多餘的視力也不看，多餘的耳力也不聽，這才能夠保持天子聖智的頌聲。官吏的職責也同樣如此。合於天時則得到自然優勢，合於正義則得到人的擁護。既佔天時，又合正義，這就能把天與人的力量一併掌握起來了。先王不採用武力解決邊境問題，這樣，邊境就會安定；邊境安定，則鄰國親善；鄰國親善，問題就可以處理得當了。

人們本來是相互憎惡的，人心兇悍，所以要頒佈法律。法出於禮，禮出於理論。理論與禮都是道。萬物的關係都是根據理論和禮的出現而後才確定下來的。萬物都是由於陰陽兩者相生而形成第三個事物，先王就是根據這三種現象而慎重掌握正反兩方面。以卑下斷定卑下，找不到卑下；用高尚斷定高尚，得不到高尚。這就是先王最重視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的東西是什麼呢？唯有糧食。得到它，堯、舜、禹、湯、文、武和孝己，才賴以成功；天下人也必須靠它才可以生存。一天斷了食，等於過歉年；三天斷了食，等於過饑年；五天斷了食，等於過荒年；七天斷了食，國土就保不住；十天斷了食，同類皆無，全部都將死掉了。

先王最重視誠信，有了誠信，天下各國就結好了。賢大夫不依靠宗室門第，士不依靠別國同盟，取得平平的小利不視為功，面對平平小富不為所用。所以，存國家，定社程的大事就在暫短之間的謀劃當中解決了。

聖人在運用其心思，好像渾渾沌沌地博大而圓到，又隱隱地使人找不到門，紛紛然好象亂絲，又象有次序地可以梳理。就是説，人們想要求知的就讓他求知，想要求利的就讓他求利，想要求勇的就讓他求勇，想要求地位的就讓他求地位。他想求地位，我就許他求地位，人家會説我有禮；他想求勇，我就許他求勇，人家會説我恭；他想求利，我就許他求利，人家會説我仁；他想求知，我就許他求知，人家會説我聰敏。但是要注意戒備，隱微而庇翼自己，動作一定要深思，不要被人識透；對於突然到來的事件，必須有防備。對人有信叫作仁，不被欺瞞叫作智，既智且仁，就可以説是成熟的人了。

卑賤者固然應當事奉高貴者，不肖者固然應當事奉賢者。但高貴者之所以能成為高貴，正因為他能夠做到以貴事賤；賢者之所以能成為賢，正因為他能夠做到以賢事不肖。粗惡是精美的根本，卑下是尊高的根本，低賤是高貴的根本。所以先王很重視它們。

天，通過時令發揮作用，地，通過物材發揮作用；人，通過行德發揮作用；鬼神，通過賜福發揮作用；禽獸，通過力氣發揮作用。所謂德，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所以，行德最好是走在前頭，它不象應敵打仗那樣以後發制人為好。先王舉事，佔有一個不利條件兩個有利條件的，可成霸業；完全是有利條件的，可成王業；佔有一個有利條件兩個不利條件的，必然削弱；完全是不利條件的，必然敗亡。計量以後，不講求多少；稱量以後，不講求輕重；度量以後，不講求短長，不講求這三者，不可以舉大事。能夠保持戒懼麼？能夠保持謹慎麼？能夠保持隱伏而不鋒芒外露麼？能作到種穀得谷麼？能作到種麥得麥麼？能設想春日不生長，夏日也無所得麼？先王用服務來聚合友誼，用行德來聚合國人。兩者都無所聚合，那就沒有成就，也沒有親近的人了。

凡國家的敗亡，找原因往往在它的長處；人的自我失誤，也往往因其所長。所以，善於游泳者死於梁地，善於射獵者常死在荒野之中。生命從屬於糧食，言辭從屬於實事。無好事而有好的言辭表達的，自古及今，不曾存在。

眾勝寡，快勝慢，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個勝利條件貴在有其多數，而終身運用就將具備其多數了。

人君好放蕩縱慾，忘其身而失其國者，必然失敗；其德望不足以感懷其民眾者，必然失敗；盛其刑罰而殘害其士人者，必然失敗；諸侯給與權威，但時間長而不知急起直追者，必然失敗；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必然失敗；貯蓄積藏的物資，陳列腐朽的糧食，而不肯施與他人者，也必然失敗。

人的名分有三：有治理的，有督促的，有服務的。事的名分有二；有糾正於事前的，有察明於事後的。五者完善，天下就得治了。名分正則天下治，名分不正則天下亂，沒有名分則死滅。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

先王謀取天下，對遠的國家用“禮”，對近的國家用“親”。所謂親和禮，是用來謀取天下的手段；所謂遠和近，是就區分天下各國邊際而言的。

每天都有增長而唯恐太少的，是忠心；每天都有減少而唯恐太多的，是慾望。多忠少欲，是明智的表現，是作人臣的寬廣道路。作為人臣，無功於國，而造成家富國貧的局面，就是人臣的大罪；作為人臣，無功於國，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也是人臣的大罪。對國家沒有功勞尚可以贏得富貴，誰還去推祟賢人呢？

普通人的心理活動，愛往往是憎的開始，恩德往往成為怨恨的出發點。他們事奉雙親，有了妻子孝行就衰退了；他們事奉國君，有了產業，家室富足，德行就衰退了；爵祿滿足忠心就衰退了。只有少數賢人不這樣而已。所以先王總是不使人們爵祿太滿了。釜鼓之類的量器裝滿了，人們就要用“概”來平；人滿了，天就要來平。所以先王不使人們爵祿太滿。人君執行“逆”的政策，人臣反而會順着行事。

先王重視榮辱，榮辱決定於實際行動。天地沒有私愛和私恨，實際行善者有福，實際行不善者有禍，禍福都在實際行動。故先王重視實際行動。公開行賞，節約費用；公開處刑，減少刑殺。賞罰公開是德政的最高體現，所以先王重視公開。

天道偉大而帝王應當運用，愛天下之所愛，惡天下之所惡，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全面控制則必然鞏固。

先王的書，我內心是敬愛的，不過一般人並不瞭解它。所以，有事的時候，要敬讀它；無事的時候，也要敬讀它。我是怕事的，所以不喜歡作事；我也是怕講話的，所以不喜歡發言。原因是行年六十而且年老口吃的原故。 ^[1]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