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勢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戰而懼險，此謂迷中。分其師眾，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

動靜者比於死，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距，動詘者比於避。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知靜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為客，人事不起勿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

成功之道，嬴縮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縮縮，因而為當；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

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秉時養人，先德後刑，順於天，微度人。

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

獸厭走，而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 ^[1] 

作戰而懼怕涉水，這叫作沒有膽量。這種人小事不順，大事不吉。作戰而怕行險路，這叫作心中無數。這種人只能使軍隊混亂，全軍陷入迷茫，註定要走向滅亡的道路。

用兵在強調靜止的時侯，應當象死屍一樣不動；在強調運動的時侯，應當象鬼神一樣出沒；在強調擴展的時侯，應當象雞距一樣伸張有力；在強調收縮的時侯，應當象瘸腿者一樣屈曲退避。靜止或者運動，有時被放在主位，有時被放在客位，這貴在得其法則。懂得靜止時所應遵循的法則，駐兵自然有利；懂得運動時所應服從的法則，一動兵就會成功。所以説，能作到無為而治的可成帝業，就是這個道理。

敵方的悖逆之事才剛剛開始發生，天地都沒有什麼表現，就提早對他征討，事情不會成功，反而將不斷地受到懲罰。天根據人的善惡予以禍福，聖人根據天的徵象而進行征伐。敵方沒有天時之災，不可輕易進攻，沒有人事之禍，也不可開始宣戰。慕和自己軍眾，以等待天時地利的到來。首先是人們在那裏生事，然後天地表現出懲罰的徵兆，最後由聖人通過征伐來完成，這就與天的準則一致。當然，若保持正靜而不事爭奪，行動沒有差錯，本質上無殺戮之心，也可以與地的準則相同。不合於天的準則，就應當隱而修德；已合於天的準則，則發揮自己實力。一旦得到成功，就順守其成功的業績，任何人都不能取而代之。

成功之道，貴在能伸能屈。不可忘天的準則，盡天數就應停止。舉事如果不成，既不必改變常態，也無須譭棄最初的基礎，休息民力，觀測時機，待天命起事就是了。所以説，要遵循陰陽運行的軌道，而履行天地的常規。伸伸屈屈，要並用而掌握適當；隱隱顯顯，要根據天地的徵象行事。天地顯示徵象，聖人完成征伐之事，這樣就謀取小事有小利，謀取大事有大利，全面謀取者則據有天下。

所以，賢者對人總是誠信而仁，慈惠而愛，決策廣求民意，而不敢先自為定。內心安靜，不主張殺伐，道德饒裕，不願意求索，閒適的形色象女子一樣。他的平時自處，總是柔安靜樂，行德而不與人爭，用這種情態等待天下動亂的到來。所以，賢者都安詳平靜，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鎮定，行事立足於不敢，建功立足於不能，奉守謙弱的品格而始終堅持着。所以，他能做到不違背天時，不打亂民功，行時政順養國人，先用德後用刑殺，既順於天道，又揣度人心行事。

善於保密的，明察也不能發現；善於明察的，保密也不能隱蔽。我方高度明察勝過對方的高度保密，則對方之人無高度保密可言；我方高度保密勝過對方的高度明察，則對方之人無高度明察可言。創造高度保密的，可以使進軍迅速，創造高度明察的，可代替天的啓示：在下面查索不得，那就最大限度地向上探索好了。

野獸極力奔跑，可能碰上暗伏的網罟。為政也必須有起有伏，否則不行。大規模的文治實行三年，天下就能重視義與德；大規模的武事實行三年，天下才能平息刀兵與暴力。 ^[1]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