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宋亮同志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三日）

來信收到。你的意見是對的。

中國黨內在最初的一個時期——陳獨秀時代及其以後——有些黨員是有一種意見，反對黨員對理論作比較深入的專門的研究。甚至在學校中，當許多黨員專門學習理論的時候，亦強調反對“學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較埋頭讀書的黨員為“學院派”，而強調在實際鬥爭中的鍛鍊。

似乎認為只要有實際鬥爭的經驗，而不要高深的理論研究，就能滿足，就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似乎認為馬列主義的理論，無須經過相當長期的埋頭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這種意見，與當時某些黨員的另一種意見，即輕視實踐，脱離實踐的理論研究，真正的學院式研究對抗着。

這兩種意見都是錯誤的。一種是過分強調實踐，輕視理論的重要性，輕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另一種是過分強調理論，輕視實踐的重要性，輕視實踐對理論的基源性與優越性。他們都沒有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正確解決與正確聯繫。

黨員在黨校中學習，從事理論研究的時候，主要的任務是理論上的深造與把握，而不是學校生話的鍛鍊(雖然這種鍛鍊聯繫到所學的理論，即從理論研究中來逐漸改造我們黨員的思想意識，亦是很重要的)。這時候，學生應當埋頭讀書，埋頭從事理論的研究。這不獨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學院派”，而且是學生的主要工作。黨員埋頭讀書研究，這一事實並不表現為“學院派”，而是每一個黨員在從事馬列主義研究時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較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都必須經過這樣埋頭讀書與研究的階段。

馬克思、列寧本人更是如此。過去有人指埋頭讀書為“學院派”，是完全錯誤的。特別在學校中來強調，就更為有害。

學院派是歐洲學術界及馬克思主義者中一個派別，是一個專門名詞。這派人只有離開實踐的理論研究，輕視實踐，而不將理論與實踐聯繫，結果，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變成死板的教條，而不能成為實踐的指導。這當然是錯誤的，應該反對的。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及我們黨員中，今天仍然是有這種人的。比如，有些黨員，他們對切近的組織問題、實際問題等，常常採取一種非常不嚴肅的態度，不去注意與研究，而輕視它們，認為在這些問題中是不包含馬列主義原理的，他們也不會從這些問題的研究中去學習到一點什麼東西。因此，他們並不以研究《資本論》的嚴肅態度來研究與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不知道(或忘記了)馬列主義學説要成為解決這些問題(行動)的指南。實際的有生命的馬列主義，恰恰就包含在這些問題中，包含在一切人們的社會的具體實踐中，而不在書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

在中國黨內上述兩種意見的對抗，當時是前一種獲得勝利的，在黨內相當造成了反對專門理論研究的風氣，結果，阻止了黨內理論水平的提高。這是必須糾正與反對的。

這與我黨直至今天在理論上的準備與修養仍然一般不夠的現象，是有密切關係的。它給了黨內以極壞的影響。在當時，黨內關於理論與實踐同時並重的正確的意見，是沒有得到發展的。

中國黨艱苦奮鬥英勇犧牲的精神，並不比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差，所以中國黨歷來的組織工作就是很好的，不論做什麼事，如組織工人，組織農民，組織政府，組織軍隊，進行各種方式的戰鬥，只要在黨內一動員，為黨員所瞭解，歷來就能做得很好，就能完成任務，就能組織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工人農民和軍隊到革命的戰場上去。中國黨的組織能力並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

數十萬黨員被人割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這些表現，是除聯共黨外，為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黨所不及的。然而，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因此，中國黨過去的屢次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是在指導上的幼稚與錯誤而引起全黨或重要部分的失敗，而並不是工作上的失敗。直至現在，缺乏理論這個弱點，仍未完全克服(雖然黨內少數同志特別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對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統一理解)。因此，現在提倡黨內的理論學習，就成為十分必要。中國黨只要克服了這個弱點，就能有把握地引導中國革命到完全的勝利。

中國黨的理論準備不夠，上述錯誤的意見與之有關而成為其原因之一，但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還有其他的原因，這些原因就是：(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傳入中國的歷史並不久(在五四運動時才有很少的輸入)，不象歐洲各國，馬克思主義的傳佈已有近百年的歷史。

(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又由於中國當時是客觀革命形勢很成熟的國家，要求中國革命者立即從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無暇來長期從事理論研究與鬥爭經驗的總結(這種情形直到今天還是有的，如我們今天到處都感覺到實際工作中的幹部缺乏，一切幹部幾乎都很難從工作中抽出作一種比較長期的理論學習等)。

所以中國黨一開始成立，就捲入偉大的實際革命鬥爭中，各方面都應付不暇。這與中國黨的理論準備不夠亦是有關係的，這亦是原因之一(在中國黨秘密活動的十年中，情形就有不同。這時是有時間來從事理論研究的，但中國黨也沒有抓住這樣的時機來克服理論準備不夠的弱點。這當然亦是一個錯誤。這也是由於對理論重要性認識不足及對當時革命形勢過分估計而來的，雖然在這時候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是有偉大成績的，黨亦曾給以某種重視。然而黨沒有自覺地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準，並把這當作當時黨的主要任務之一。因此，使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及從事文化運動的幹部，都包含着很多弱點，沒有使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及其幹部與全黨的全部實踐密切聯繫起來；因此，就使當時的作品十分雜亂，不深刻與不實際；因此，亦不能大大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

(三)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諸領袖，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他們的著作都是用歐洲文字發表的。在他們的著作上説到中國的事情並不多。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和歐洲各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用馬列主義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社會歷史實踐，並指導這種實踐，就覺得特別困難些。直到現在，馬恩列斯的著作，大部分還未譯成中國文字，而中國黨員能讀馬列原著的並不多，即使能讀的人也很少去讀完。因此，影響到中國黨員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和修養。這也是中國黨理論準備不夠的原因之一。

由於這些原因，特別是我們黨的主觀努力不夠，二十年來，我黨雖有極豐富的實際鬥爭經驗，但缺乏理論的弱點仍舊未能克服。這是我們今天還要以極大的努力來加以克服的。

所謂中國黨的理論準備，包括對於馬列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及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統一把握。這在中國黨的大多數同志不論對哪一方面都還有極大的不夠，還是中國黨一個極大的工作。

這就是我的答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