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拉基米爾佐夫

1909年畢業於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師承弗拉迪斯拉夫·魯德維格維奇·科特維奇和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維奇·魯德涅夫。1912年赴英、法進行學術考察，對歐洲所藏重要蒙文文獻作了調查研究，聽過伯希和等人的課。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學任教，並在亞洲博物館從事研究。1921年為教授。1929年為蘇聯科學院東方學學科院士。

1908—1926年間四赴北蒙古、西蒙古考察語言、文化和歷史，曾到北京蒐集過資料。在學術上繼承了俄國古典東方學傳統，對蒙古學的語言、文藝、民族學和歷史諸領域均作出了重要貢獻，作為歷史學家，其歷史觀點的形成直接受到其前輩巴托爾德的影響。一生著作約70種。《蒙古社會制度史》(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монголов, 1934)一著出版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重視，有多種譯本，我國有劉榮焌譯漢文本，1980年出版。該著最早提出了遊牧民族的封建關係問題，否定了歐洲以往關於遊牧民族不可能超越氏族制度階段的一般看法，被認為是不只給蒙古史研究，乃至給整個蒙古學開創了新的局面。蘇聯學術界對該著有爭議，有一種意見認為它的主要缺陷是誇大了12—13世紀蒙古人的社會發展水平和蒙古社會的封建化程度，把13—14世紀西歐封建社會的完整的“經典”特徵強加給蒙古社會。在其眾多的歷史論著中,《成吉思汗》(1922)、《西藏和蒙古的佛教》(1919)、《喀爾喀卓克圖台吉碑銘考》(1926—1927)等亦為力作。在蒙古語言學和語文文藝學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蒙古書面語與喀爾喀方言比較語法》(1929,陳偉、陳鵬譯的漢文本於1988年出版)、《“五卷書”中的蒙古故事集》(1921)、《蒙古—衞拉特英雄史詩》(1923)等 ^[1]  。

他寫的《成吉思汗傳》，是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後的四五年間，他已經初步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思想武器， 所以這本書的內容， 既不是深奧得除自己外連任何人都看不懂的“古董”作品，也不是庸俗化的低級讀物，卻是一部既專門而又大眾化的學術名著。在這本書裏，他不只把成吉思汗的個性、才智和思想都能夠深切地刻畫出來，而且也能夠好好地把握了成吉思汗的時代和環境。這本書的最大特點， 就是他把西方史家所加於成吉思汗誣衊的言辭——殘酷和嗜殺，用科學的方法提供了十足充分的證據,把它從歷史上反過案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