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碑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⑴。

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銘勳悉太公，敍德皆仲尼⑵。

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貲⑶。

為文彼何人，想見下輩時。

但欲愚者悦，不思賢者嗤。

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⑷。

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⑸！

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⑹。

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

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

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⑺。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

無人立碑碣⑻，唯有邑人知。 ^[1] 

⑴陵夷：山陵變為平地，喻文風衰頹。

⑵“銘勳”二句：一作“勳名悉太公，德教皆仲尼”。

⑶直：通“值”。貲：通“資”，錢財。

⑷仍：更，還要。

⑸愧詞：在碑文中替人家亂吹捧而感到內心有愧。蔡邕為郭泰作碑，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見《後漢書·郭泰傳》。

⑹“麴令”句：詩中原注“麴令名信陵”。麴信陵，貞元元年進士第，曾做舒州望江縣令，為政清廉有政聲。曾作《投石祝江祈雨文》，雲：“必也私慾之求，行於邑里，添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可見確為愛民之官員。惸：鰥夫。嫠：寡婦。

⑺“攀轅”二句：攀轅，攀住車轅，不使前進。江湄，江邊。

⑻碑碣：長方形的刻石叫碑，圓首形的或形在方圓之間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 ^[2] 

士大夫的功業德行已經衰落，文風也日益敗壞。只見山中的石頭，被立在路旁成了石碑。碑文裏記起功勳來一概像姜太公，寫到品德時全都如孔夫子。並且以字多為貴，千百個字就價值萬貫錢。寫文章時不管對方是什麼人人，反正想見到的話也要等到下輩子了。只想哄愚蠢的人開心，也不理會賢明的人嘲笑。這難道僅僅是讓賢明的人嘲笑嗎，傳到後世還會引起後代人的懷疑。古石上生着蒼苔的刻字，哪裏知道原來是令人羞愧的吹捧之辭！我聽説望江縣的縣令，叫麴信陵，能安撫鰥夫寡婦。在任時有仁政，但名聲並沒有傳到京師。他身死之後遺體要歸葬故鄉時，當地老百姓捨不得，紛紛在路口攔住不放。拉住靈車的轅子不讓歸葬，最後只能留葬在江邊。到現在説起他的名字，男女老少都感激涕零。沒有人為他立碑碣，只有當地人知道。

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年）前後，白居易創作了組詩《秦中吟十首》。“秦中”是指唐代首都一帶地方。詩前小序曰：“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此詩為其中第六首。

立碑以誇耀門閥、頌揚功德之風始於漢代，唐代此風更盛。碑文中所寫其實都是一片虛文。根據史書的記載，當時人為了給逝者求得一篇好墓誌銘，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筆價錢專門找人來撰寫，而撰者為豐厚的利潤所驅使，也不管逝者的為人品德事蹟究竟如何，只為了應付所需，隨手就能寫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樣偉大的為賢者嗤、令後代疑的文字。有些文人，以善寫此類“諛墓”文字而著稱，連一些大文豪（如蔡邕、韓愈）都未能免俗。白居易竭力反對這種現象，因作此詩抨擊之。 ^[2] 

此詩反映了唐代碑文隱惡揚善、粉飾乾坤、無中生有的情況。石碑上記載的都是吹捧成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事，只有這樣才有機會流傳後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實幹的人卻因為沒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聲淹沒在歲月中，最後也就只有當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詩正是諷刺了這種企圖立碑傳名和諛墓得金之流，諷刺了誇耀門第、歌功頌德之風。這首詩在抨擊“諛墓”惡習的時，還指出有些好官吏雖無石碑，卻有口碑載德。詩人認為立碑“諛墓”不能名留千古；只有施行仁政，品德高尚者，雖無碑碣，卻能“至今道其名”。 ^[2]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生於河南新鄭，其先太原（今屬山西）人，後遷下邽（今陝西渭南東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後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寶曆初年任蘇州刺史，後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語言通俗。有《白氏長慶集》傳世。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