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不干預

自由放任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徵主要有：①自由競爭。經濟運行的主體是為數眾多的私人小企業，生產和經營的決策由私人資本家根據市場供求關係變動狀況制定。私人資本家可以自由參加或退出各種行業的經濟活動；市場上價格的形成是自發的，它反映供求狀況的變化，可將稀缺的資源分配給生產者，也可把商品和勞務分配給消費者；企業之間自由地競爭。②消費者主權。消費者也是經濟運行的主體。消費者主權表明：私人資本家在協調生產和經營決策時，必須根據和考慮消費者的偏好。根據消費者在市場上 “投貨幣票”的數量，瞭解社會消費趨勢和動向，並以此為根據，配置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生產和滿足消費者所需要的產品，達到實現最大利潤的目的。消費者也正是通過對某些商品和勞務的偏好起指導經濟活動的作用 。③ 政府的天職是“ 守夜人”。自由放任的經濟活動和資源的配置完全由市場機制來推動，國家或政府的經濟職能僅限於保護自由競爭，保障私有財產，建立某些必要的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

積極不干預，又名自由放任主義或無干涉主義。這一詞語源自法語的“laissez-faire”，意思就是政府放手讓商人自由進行貿易。1960年代自由經濟主義抬頭，香港自1960年代的郭伯偉、至之後的夏鼎基，以及接任的各位財金管員，普遍都奉行這個策略。

積極不干預政策或積極不干預主義（英文：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是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於1980年提出的術語，用以概括香港政府當時“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

19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不干預構想，採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開始轉向積極不干預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講中提到干預主義和調節機制。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説中，清楚地闡述了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他特別強調“積極”二字：

“但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也許我以往未曾清楚説明所謂‘積極’的涵義。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積極不干預政策被一些學者視為“香港奇蹟”（經濟發達）發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學者認為，積極不干預政策使勞工法例保持寬鬆，是港英殖民地政府縱容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政策。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積極不干預主義已經消亡（甚至認為過去三十年並沒有實施過嚴格的積極干預主義），稱香港現在的經濟政策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

當中例子包括：

·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計劃、興建地鐵

·1983年實施聯繫匯率，將港元與美元掛鈎

·1987年股災時聯交所停市4天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預，動用近1200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分別出擊外匯、股票和期貨市場，打擊國際炒家

·董建華擔任特首時期，投資數碼港和香港迪士尼樂園。

1999年9月，當時的政務司陳方安生曾經為投資數碼港辯護，稱數碼港是政府的例外處理，而積極不干預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干預。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評過港英政府標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騙人”的，他認為抽税、築路、興建公營房屋、工業村等，均是干預，是任何政府都會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開、公正的政策改善營商環境。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由於此言猶如2000年6月29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同樣稱當年八萬五房屋政策“不説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譁然。

2006年10月6日，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