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中南

穆中南(1912—1992)，筆名穆穆。山東省蓬萊縣人，北平中國大學文學系畢業，一九三五年因赴瀋陽從事愛國工作，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出獄後入關從事鄉村教育工作，曾任山東蓬萊縣中心小學校長，一九四六年任《和平日報》瀋陽社主筆、兼《瀋陽日報》主筆，創辦文運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去台灣，任《平言日報》編輯，一九五○年協助創辦《徵信新聞報》（即現在之《中國時報》），一九五一年創辦文壇社，出版《文壇月刊》及文壇叢書，一九五五年任中國文藝協會總幹事，併兼任淡江文理學院、輔仁大學教授。作品有小説、詩及評論多種，多以動亂時代苦難的中國為背景。穆中南的詩作未見結集，另有著作十一種。

穆中南(1912—1992)小説家。筆名穆穆。山東省蓬萊縣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辭世，享年八十歲。

穆中南老家世代務農，日俄戰爭爆發後，他在九歲那年離開家鄉，前往東北投靠伯父，然而卻受到伯母的凌虐，這樣的遭遇讓他領悟到“忍”字的重要性，也是他日後面對艱難卻能不屈不撓的原因。他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文學系。二十四歲赴瀋陽途中，被日本憲兵逮捕，出獄後他入關從事鄉村教育工作；並曾作蓬萊縣中心小學校長。“教育”是穆中南一生努力的方向，所以當他來台後，眼見文藝創作的貧瘠，引發他培育台灣文壇的文藝寫作人材的心願，這正是他致力於《文學雜誌》與“文藝函授班”的創辦動機。

1937年對日抗戰展開，穆中南為保衞家鄉曾投入地方游擊隊，最後因傷而改任敵後工作；直到抗戰勝利後，他擔任《和平日報》瀋陽社主筆、兼任《瀋陽日報》主筆，並創辦文運出版社，這些經歷正是穆中南來台後，投入新聞編輯與文學雜誌創刊等工作的基礎。從穆中南的一生看來，他是具有凡事全心投入的固執性格與英雄般的豪情特質，也是一位喜歡燃燒自我來換取光亮的典型人物。

1948年穆中南於七月三十一日由上海、香港輾轉抵台，原本只想來台玩玩，卻沒想到大陸解放，兩岸隔絕。於是展開了他另一段生命的歷程。在台初期，穆中南面對的是“政治與社會動亂、經濟物質缺乏”的台灣，想要開創全新的事業，是很艱難的。他曾説：“1949、1950年，在寫稿不景氣的氣氛裏，我依靠這支筆養活着七口之家，填格子的痛苦使我恨起這支筆來，於是決心放棄這個工作，在1950年的十月，我替當時物資調節委員會屬下的徵信新聞搞業務。”這一段話顯現出穆中南來台後面臨着窘困的生活壓力，這或許正是他努力開創寫作園地，與提拔新興的寫作人才的主要動力所在。

穆中南除了在培育文藝人材與積極提拔新人的貢獻外，亦有些文學創作。他在《文壇》創刊前，曾經以“穆穆”的筆名，在《寶島文藝》月刊、《半月文藝》等發表過小説；但《文壇》創刊後，他的作品就只出現在《文壇》雜誌中。後來亦集結成書，有短篇小説：《亡國恨》、《古城》、《楊賓樓與小白龍》、《苦難中成長》；有長篇小説：《大動亂》、《三十五歲的女人》、《圈套》、《苦飲》等；並於黎明出版社出版了《穆中南自選集》。此外，他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理論的書——《寫作的境界》，書中除了收錄寫作理論的研究與探討外，同時記錄了歷年來的《文壇》工作進展，這對後學瞭解當時的《文壇》活動很有助益。

他在大陸時期曾於北平《藝術與生活》雜誌，出版了新詩《摭果錄》與獨幕劇《生涯》，來台後迫於生活的需求，只好重執這支“文藝的筆”，投身於文藝創作的工作。然而五○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藝（文化）等方面，均處於混亂的局勢中，當時的文藝市場猶如荒漠一般，無論是台籍作家，或是大陸來台作家，都很難靠一支筆來過生活；然而我們認為艱困的環境是擊不倒穆中南的。果然他隨後即擔任《徵信新聞》（1950，《中國時報》的前身）的經理，靠着“相信自己，堅持到底”的精神，想把《徵信新聞》辦得有聲有色；雖然他辦理《徵信新聞》的過程，常受到同仁的排斥與中傷，不過這些外在的阻力，並沒有改變他堅持的態度，他曾説：“當我想離開時，什麼人也留不下，當我不想離開時，誰轟我也是辦不到的。”這樣的理念支撐着他堅持到底的決心，最後他不但沒有被轟走，反而使《徵信新聞》的業績蒸蒸日上。他曾自豪的説：“我是把《徵信新聞》由二十份掙扎至六千多份，《徵信新聞》的基礎穩定了，結果還是我立意要走也沒留得下。”最後他瀟灑的離開了《徵信新聞》，選擇出任國民黨黨營的《中國一週》經理，這樣一來他與國民黨的關係就更加的密切了，我們也更能體會出他提倡“戰鬥文藝”的動機與立場了。

穆中南曾説：“《文壇》創刊於1952年6月1日，但籌備發刊卻是1951秋季。憶起籌備發刊《文壇》的動機，有個痛苦的插曲；這個插曲才是《文壇》催生的動力。”這個“插曲”是指《文壇》的籌備創辦，是在他即將離開《徵信新聞》時。他找來了王藍與劉枋二位大將幫忙，而自己則依舊為《徵信新聞》搞業務。他説：“他們對文藝創作的看法在態度上是相同的——以嚴肅為主。”因此他們稟持着“以文會友”的精神來共同經營。就在他們羣策羣力、團結合作下，尋求創作上共同求進步的理想，他説：“我們不過是為文友們服務的事務人員，大家拿出作品來重建文壇。”而這樣的歷程正是鼓舞他想辦一份雜誌的信心，這就是《文壇》的誕生了。

穆中南面對當時文藝發表園地僅限於報紙副刊與“文獎會”主辦的文藝寫作競賽，以及幾個小型的文藝刊物而已，這樣的現實環境是無法滿足文藝作家們之需求的；另外穆中南來台之初埋首筆耕謀生，當時的他曾受無處發表與版面字數受限之苦，正因為外在環境的貧乏與切身的感觸，激發了他創辦“純文學刊物”的動機與理想。他曾回憶那段時間的大環境説道：

那時發表作品的園地，第一是報紙副刊，第二是“文獎會“所辦的《文藝創作》，另外還有幾個小型的文藝刊物，但不很發生影響作用。一般作者所感到苦悶的，在報紙副刊上受文字的限制，不能發揮大家的情感，不知道是什麼人的先知先覺，認為給《文藝創作》寫稿，非加上一個反共抗俄的尾巴和腳註不可，對於文學本質的人性描寫，頗有言不由衷之感，所以讀者也以官面文章視之。

《文壇》雜誌創辦的方針是——針對時弊來加以改進與批判。所以《文壇》沒有創刊詞，只因為穆中南希望給予作家自由創作的空間，所以他稟持着“使作家發揮意志的具體作風”，提出：“第一，不限字數；第二，不限創作家的意志；第三，園地公開”等三大原則。所以沒有創刊詞正是《文壇》的最大特點，它不怕刊載長篇鉅著，只要文章好、並且他認為有價值性，就算是長篇的作品，他也會一口氣或一期把它刊登完，這點我們從“創刊號”中琦君所寫的《姊夫》便可得到證實。

因此可知《文壇》創刊之初，穆中南即本着把握文藝的立場，始終保持新文藝的面貌：並且準備以整個時間與精力來達成這個使命，這正是穆中南堅定的決心與使命感。然而在國民黨當局提倡文藝改革政策下，《文壇》雖期望文藝作品能以描述人性為主，但卻也無法抵擋“反共抗俄”的大潮流。所以穆中南在面對當時低迷的文藝環境時，縱然心中對於新文藝充滿理想，卻也不得不面對現實環境的問題。又因穆中南本身的政黨關係好，促使他改變對文藝的期待，而提出“以文藝的力量”來闡揚反共精神，他想藉由建設新文藝來改良大環境，期盼開創純文藝的發揮舞台，所以他提倡“批評與嚴肅的文藝風氣”，他曾批評當時的惡習説：“1953年的下半年，文壇上有一種惡習，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冒用文藝的名義，隨便出版書籍，來騙讀者。卻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批評，同時內幕新聞滿天飛，《文壇》為了向這批不道德的風氣宣戰，改為薄本，定價一元，提倡報導、欣賞、批評和翻譯。”這就是當時文壇人人熟知的“穆二哥”，他以滿腔的熱情與豪氣，積極投身文壇的改造工作；因此在1954年“文化清潔運動”提出後，《文壇》雜誌也積極的配合該運動，特別發行專輯來記錄“文化清潔運動”的始末；這本專輯是收錄有關“文化清潔運動”資料最完整的一本。此外，也可見出穆中南期望《文壇》雜誌也能兼具歷史記錄的責任。不僅如此，他更策劃出戰鬥文學。

他還在1955年10月出版了一套“戰鬥文藝叢書”，其中包括理論、長篇小説、短篇小説、散文、劇本、木刻等十本書。

1.《中國文學史綱》，台北，文壇函授學校，1958年，32開。

2.《寫作的境界》，台北，文壇社，1961年2月，32開，326頁。

1.《亡國恨》（短篇），台北，文壇社，1954年10月，32開，94頁。

2.《大動亂》（長篇），台北，文壇社，1954年1月，32開，214頁。

3.《三十五歲的女人》（長篇），台北，文壇社，1955年4月，32開，132頁。

4.《圈套》（長篇），台北，文壇社，1958年6月，32開，196頁。

5.《古城》（短篇），台北，文壇社，1956年，32開。

6.《苦飲》（長篇），台北，文壇社，1968年11月，32開，176頁。

7.《楊賓樓與小白龍》（短篇），台北，文壇社，1972年，32開。

8.《苦難中長城》（短篇），台北，文壇社，1969年1月，32開，246頁。

9.《穆中南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選自傅天虹主編《大中華新詩辭典》台灣卷第一分冊，香港金陵書社199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