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物保護曲線

穀類作為中國人的傳統飲食，幾千年來一直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物之一，在我國的膳食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被當作傳統的主食。《論語·鄉黨》：“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這是孔子作為周代貴族時，按照貴族的生活習慣主食（穀物）應占有最大比例。《靈樞·刺節真邪》:“真氣者,所受於天,與谷氣並而充身者也。”是説五穀的營養是中國人後天最重要的營養。

近年來，學者對中國人以五穀為主的優缺點爭議也很大。美國學者尤金.N.安德森在《中國食物》一書中指出，中國大陸具有海拔最高的山峯和最低的盆地，動植物資源豐富，可選擇食物多；中國人選擇了最經濟和營養差的穀物，從而養育了眾多人口。中國學者聶文濤則認為，既然可選食物多，選擇穀物就顯得相對從容和理性，這是古代貴族倡導的一種生活方式；這是與中國養生理念相關的民族習慣，是穀物保護。此外，對穀物蛋白質含量問題作為判定其食物優劣的標準，雙方也有分歧。

在中醫經典文獻《黃帝內經·奇病論》中已經明確多食肥肉而少進穀物引發糖尿病：“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

唐代醫學著作《千金要方》中記載了注重調味品而輕視穀物不僅是消渴的起因，也是消渴復發的原因：“不減滋味，不戒嗜慾，不節喜怒，病已而可復作。”

明代醫學著作《景嶽全書》中，進一步強調了營養改變和生活方式變化的問題：“消渴病，其為病之肇端，皆膏粱肥甘之變，酒色勞傷之過，皆富貴人病之而貧賤者少有也。”

清代醫學著作《辯證冰鑑》描述了主食對解除消渴的意義：“得食則渴減，飢則渴尤甚。”

這些寶貴的經驗，為今天的糖尿病行為研究奠定了基礎。

飲食和運動一直是糖尿病行為干預技術的關鍵。這方面的指導，很多都是出於專家們主觀的意願，因此不僅方案之間差別很大，而且缺乏相應的研究依據。我國上海高校專家一直非常重視這方面問題。比如，上海醫科大學宋禧星教授指出：“20世紀50年代，當歐美等西方國家採用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和高脂肪作為治療糖尿病食譜時，我國根據傳統飲食習慣，提倡在一般情況下食譜中的總熱量主要（＞50%）應來自碳水化合物，其他來自足夠的蛋白質和低脂肪。我國的食譜與日本的很相似。實踐證明，我國和東方的食譜比較合理，慢性血管併發證遠較西方食譜為少。西方國家也認可我國的食譜，但是由於飲食習慣不同，他們不容易長期堅持”（引自宋禧星《現代糖尿病學》，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2000）。這也表明，本世紀之前，關於糖尿病食譜從來未作過放開穀物組與控制穀物組的對照研究。

上個世紀末，中醫學者聶文濤關注清代名醫陳士鐸在《辯證冰鑑》中記述消渴症“得食則渴減,飢則渴尤甚。”聶認為，　清代中醫學家陳士鐸注意到，消渴病人進食穀物後症狀緩解，飢餓的時候臨牀症狀越加明顯。並開始長期地耐心求證穀物放開的效果。2007年聶文濤醫生公開提倡放開主食，主張與正常中國人養生標準一樣，採取飯吃八分飽。並首次為放開穀物作了行為醫學論述。聶文濤的專著《食物訓練與糖尿病康復》2007年由吉林大學出版發行。聶文濤的抽樣調查顯示，在57名伴有口渴、虛汗、乏力等糖尿病不適症狀的患者，放開主食和以穀物作為零食保障後，45例症狀患者或消失，8例沒有明顯變化，4例繼續發展。這説明，即使在心理作用無法消除的情況下，放開穀物也是完全正確的。聶文濤醫生還在面向醫院的技術培訓中直接説明“一條奇怪的血糖曲線”，這就是穀物保護曲線。

天津醫科大學王英博士注重穀物保護曲線的發現，認為這是中醫學對消渴證研究的巨大成果。她在與聶文濤醫生合作撰著的《糖尿病行為醫學技術指南》明確了：穀物保護的效果證實了古代中醫名家關於消渴證可以痊癒（古文：已）的記載是真實的。同時指出：“聶文濤醫生的代謝訓練、穀物保護、運動刺激三合一生活新法是針對Somogyi現象的。Somogyi現象是糖尿病患者普遍發生的，也就是短暫低血糖之後出現高血糖。這提示，高血糖很多時候來自低血糖刺激。這給傳統的藥物治療帶來了難題，強行降低血糖實際上等於更牢固地培育了高血糖病根；升高血糖又使高血糖可能進一步加劇。穀物保護，是從生理學習理論出發，把食物代謝過程和食物代謝結果嚴格區分開，因此關注到穀物和葡萄糖的區別。”

王英博士提出《糖尿病行為醫學技術指南》,發表時被合作者推為第一作者。並因此被中華國際醫學交流基金會、中國民族衞生協會授予“改革開放30年中醫藥發展傑出貢獻獎”。王英博士明確指出其進食穀物受到陳士鐸的啓發

（1）挖掘中醫遺產，不能依據現代醫學的研究結果。聶文濤認為，在現代醫學理論與中醫實踐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發展現代醫學理論，而不是拋棄實踐。否則就是削足適履。

（2）疑古派應該通過實驗證據來質疑古代文獻記載，而不能根據自己做學問的習慣來主觀臆斷古代文獻不真實：這是對古代學者勞動的不尊重。

（1）科學的存在和發展中一個永恆的問題是標準與創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學知識的出現必然形成相關的評判正誤的標準，另一方面，科學知識出現的過程就是對原有標準突破的過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標準的限制或壓制。這就需要我們更深刻地反思兩種科學的悲劇：一種是推行錯誤的標準所導致的後果；另一種是肆意創新所帶來的人道主義災難。聶文濤面向基層醫院適宜技術培訓講演中説：人類推行糖尿病“限制碳水化合物”飲食標準（John rollo標準），到重新執行“高碳水化合物”標準（如北京協和醫院標準），這期間無數患者因為錯誤的糖尿病飲食治療進一步喪失了健康。醫學界要如何面對這樣的情況？該講演引發的強烈震動，正在於他提出了一個深刻的科學倫理問題。沒有標準可能喪失人道；標準本身隱含的錯誤也可能並不人道。因此，科學是一個超越了正確和錯誤本身的社會問題。

（2）科學技術是一個市場。國外的科學技術也不等於純潔。而數十年來中國人不斷糾正的糖尿病飲食標準，也一直未得到國際相關組織的直接認可：他們只是因此不斷作動物實驗證實應該高碳水化合物飲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