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啓南

程啓南一生“性剛果，多大略，博學工文”，做事光明磊落，清廉正直，循公奉職，為民請命，不諂權貴，大節凜然，為官三十年，處處留佳績，受到官民的交口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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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啓南入仕後被放任的第一站，為襄陽推官。當時，明王朝為了榨取百姓血液去補充自己腐朽的肢體，萬曆神宗皇帝大量派遣太監，充當税使礦監，利用特權，橫行天下，劫奪商貨，把持行市，無所顧忌地掠奪人民財富。這些太監出身的礦監税使，心理變態，心腸狠毒，手段殘忍。他們巧立名目，強取豪奪，無所不用其極。逼得人們傾家蕩產，賣兒賣女，投井上吊，情景十分悽慘。在襄陽，程啓南親眼目睹了人民羣眾水深火熱的悲慘遭遇，心情十分沉重。當一位姓李的税監脅迫他為其徵税時，被程啓南果斷地“駿言拒之”。並不顧官微職小，明確申明自己的主張：“税宜節，閹當撤!”同時，他“言必行，行必果”，旗幟鮮明地鼓勵和支持當地羣眾和礦監税使進行鬥爭，深受當地人民歡迎和愛戴。後來，由於全國性的“隨我來，殺税官”的抗税和反税監鬥爭風起雲湧，神宗皇帝懾於形勢，只好將派往各地的礦監税使撤回。事實證明程啓南的主張是正確的，是符合人民心願的。所以，襄陽百姓感念程啓南的恩德，奉程“與羊叔子同祠”。

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程啓南在輔臣葉向高等人的推薦下遷升山東濟南道副使。他上任後，正遇山東遭受特大蝗災，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然而，各級官府不顧人民死活，不設法救濟，反而橫徵暴斂，強逼賦税。程啓南到任後，上疏朝廷，為民請命：“乞不賦山澤，許得支官舍之儲蓄，貝周委隸首”。也就是請求朝廷免除山野莊田和河塘池澤的賦税，並允許開官倉賑貝周百姓。經他再三疏請，終於得到朝廷允准，山東人民得以活命。在此基礎上，他組織當地百姓積極開展抗災自救，使山東人民迅速恢復了生產。所以，山東人民感恩戴德，在他升任太常寺卿奉調回京時，“民思戀不能已，為廟春秋奉祀，如在山南時”。

程啓南在山東先後任職10年(萬曆四十一年至天啓三年，即公元1613—1623年)屢官濟南道副使、參政、按察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在任山東布政使期間，恰逢巨盜徐鴻儒利用妖術聚眾劫掠，在鄒膝(今山東費、鄒、膝、濟寧、金鄉等縣)一帶為害百姓，來如風，去如影，一連將10餘座城池搶掠一空後揚長而去。當地官兵巢捕無力，眼睜睜地看着其橫行，一籌莫展。程啓南得知後，“命歷城令吳阿衡招白挺以殲之，逆憝叛黨，如縛豕而檻送京師，有旨賜金幣”。程啓南主持剿捕，智機果斷地剿除了為害一方的害羣之馬，使百姓得以安居樂業。而後，將首惡檻送京師，不但得到朝廷的獎賞，也得到當地人民的熱愛和擁戴。

程啓南任職山東，心繫故土。當他得知武鄉老家權店至分水嶺一代官道中，有大盜孔憲利用山高路險，沿途大肆搶劫民財，殺掠過往客商，開設黑店，圖財害命等等惡行後，當即知會山西布政司，派兵剿捕。同時上疏朝廷，在權店特設守備衙門，委派守備一人，守兵300名，確保一方平安，使故鄉老百姓從此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

程啓南以忠於大明江山社稷和天下蒼生利益為己任，一生為官清廉，忠於職守，剛直果斷，敢於言事。在任兵部武選司主事時，針對司衙中冗員過多，一些人任人唯親，憑裙帶和私人關係濫竽充數，冒空名、吃空餉、領空俸;將帥設置過濫，庸碌無能，人浮於事，相互掣肘辦事效率不高，往往誤事等種種弊端，直言上疏“三可慮”。疏中針對“三可慮”，明確提出了“清冒濫、屏私人、簡將帥”等3項改革措施。這道疏文雖被朝廷“多所採納”，但由於觸動了當權者中好些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了猛烈抵制。這些人明察暗訪，想搜尋程啓南的過錯加以彈劾。但由於程啓南“潔已敷政，除繁苛，持大體，廉而能平”，令他們無機可乘，大失所望，只好不了了之。

程啓南為官期間，曾歷任湖、廣、雲、貴同考試官。作為主考大人、他始終奉行“不吃請、不受賄、不徇私舞弊，秉公執法，公正取士”的原則。當試畢誇官，他總是處處節儉，不吃宴席，不坐八抬，不打儀仗，而是騎一頭毛驢，輕騎簡從向百姓揮手致意。當人們知道，這便是威名赫赫的主考大人時，都無比驚奇而敬佩，爭着説：“這樣的清官，天下少有。”

由於程啓南為官清廉，忠於職守，受到官民的一致好評。曾有同僚向他請教獲得官聲民望的妙策，啓南曰：“凡民之事，先之勞之，則不令而行，雖勤不怨。”明天啓二年(公元1622年)，朝廷考核天下官吏，“舉卓異”，程啓南被譽為“天下廉吏第一”。

明天啓三年(公元1623年)，程啓南以“天下廉吏第一”的官聲操守，升任太常寺卿，奉調回京任職。這時，正是太監魏忠賢與熹宗天啓皇帝的乳孃客氏狼狽為奸，專斷國政，權勢熏天之時。魏忠賢本系無賴出身，目不識丁，但因入宮時侍奉皇孫朱由校，並和客氏私通，由是得寵。熹宗朱由校即位時年僅十六，只知玩耍，一切大權盡落魏忠賢之手。朝廷內外趨炎附勢者，如倪文煥、崔呈秀等等，皆拜倒在忠賢門下，形成閹黨，把持朝廷各要害部門，其名目有“左右護衞”、“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等。他們橫行朝廷，敗壞朝綱，殺害嬪妃、迫害皇后，一批忠直正派元老重臣如楊漣、左光斗、高攀龍、魏大中、葉向高等等相繼慘遭迫害，先後成了魏忠賢刀下之冤鬼。魏忠賢所到之處，官民遮道伏首，高呼“九千歲”，更有謅媚者竟高呼到“九千九百歲”。要知道，封建社會的皇帝也僅以“萬歲”相稱。由此可見，魏閹權勢是何等登峯造極。更有甚者，普天之下都為魏忠賢這個目不識丁的太監大造生祠，有好些地方的生祠規模和富麗堂皇程度，甚至超過了皇家的宮殿。

就是在這樣嚴峻的政治形勢下，面對閹黨弄權，倒行逆施，殘害生民，禍亂天下，程啓南義憤填膺，不顧自己隨時可能招至的殺身滅族之禍，大義凜然，“抗疏劾之”。但所上奏疏均被閹黨扣壓不報，並多方採取對策，對他實行恐嚇報復。就在這種“黑雲壓頂”的形勢下，他仍不退縮，再次上疏，直陳利害。疏曰：“自古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魏忠賢威移主上，蟠連禁闥，倪文煥、崔呈秀等黨與搖唇膏吻橫於世，指夷光為嫫母，借鈎鉅作刑書，以王振、劉謹之勢加之郅都之手，不六翩盡空不止。今濟州荒旱，彭城水決，江南地震，關中豕妖，反天不祥於斯見矣。乃尚有進玉璽賦鳳儀者。臣愚以為：眾正立，即朝之嘉祥;羣枉至，即國之妖孽。今即使朱草日生於庭，麒麟在囿，臣猶以為無因而至，而敢為回面漢行，不思變轍者乎!臣實不欲同罷驢為羣，與淚俱沒。乞放臣還山。”

這次上疏，使魏忠賢大為惱火，於是“即日罷歸”。罷官歸田的程啓南，針對天下爭相為權奸魏忠賢建生祠，耗費國庫糧銀無度，造成國庫空虛;而地方上的“豪貴”，討好魏，爭先恐後拿出錢糧為魏忠賢建造私家生祠的種種醜惡行徑，作文大加譏諷和鞭撻，其凜然正氣，寧折不彎，令人讚歎。可惜，程啓南的這些傑作在傳世中佚失，使我們不能體味程啓南投槍匕首般的凌厲文辭，甚為遺憾!

天啓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在位7年，年僅23歲的熹宗皇帝朱由校駕崩，其弟朱由檢即位，改元崇禎。新皇帝沉機獨斷，不久，夷滅了客魏閹黨。“凡抗閹者悉起田間，已巳(即公元1629年)詔升啓南通政使，蔭一子，旌不附忠賢也。庚午(公元1630年)廷議，以起部冗　不奉職，羣推啓南素遵軌躅，不欲暴貴，謝之。”此後，程啓南被遷升工部左侍郎。“百廢俱興，諸什器鹹備”。然而，皇室的德陵工程，因貪官與商家相勾結，故意拖延工期，藉機大挖國庫金銀，致使這項工程“更數歲，工未就”。程啓南上任後，洞悉其奸，於是大刀闊斧撤換督工官吏，並“召商責之，期以五月，磚木不至，法無貸”。商家素畏啓南清廉正直，言出法隨，再不敢故意拖延，加快施工進度，使這項工程順利告竣。

德陵工程完成後，朝廷以其辦事幹練，政績卓著，提升程啓南為工部尚書，加大司空服俸。同時，按照成例，蔭封一個兒子為官，被程啓南堅決地辭謝了。

按説，程啓南在重被啓用復職後，官運亨通，諸事順遂。然而，好景不長，弒害明王朝軀體的頑症痼疾舊病復發。崇禎皇帝重新起用太監當政，致使“寺人之徒嗡嗡復進”。崇禎四年八月，任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户、工兩部，凌駕於尚書之上，大有閹黨死灰復燃之勢。程啓南看破世情，不欲與宦官寺人為伍，一再上疏求退，其內容大意説：“熹皇帝拱默中人有竊政者，似猶不足異。今天子英明，日夕望太平，而蹈覆轍，釀亂胎。臣恐忠賢雖誅，而忠賢之類尚冀死灰復燃。不止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也!”連上11疏，方獲准告老還鄉。

程啓南致仕後，返歸故土武鄉，杜門謝客，絕意仕進，“長吏罕識其面”。然而他卻無時不關注故鄉人民的生活。時逢沁州武鄉荒旱，而百姓徭役繁重，他不避怨謗，上書兩院，呈請免徭減賦，使沁州豁免徵糧累金3000餘兩。李自成義軍攻佔北京後，大順朝廷知其清廉正直，曾下旨請程啓南出山任職，啓南斥之曰“方魏忠賢時吾不仕，今謂吾俱死耶?”嚴辭拒絕。為了不受攪擾，程啓南從告老回鄉後所居住的縣城，再次遷回老家信義故宅，專門修建一寨，取名“雙修寨”。構築草亭數間，終日鑽研《周易》以及各家醫學專著，每有心得，纂翰為文。先後著有《易宗聖錄》、《陰符解》、《也足園集易時草》、《醫學纂要》、《集賢錄》、《心著集解》等等。他家教甚嚴，不拘大小長幼，均要以節義仁慈簡樸傳家;無論貧富貴賤，均要以詩書禮樂為教。所以，子孫輩多有建樹，世代為官，書香滿門。

清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月，程啓南早晨起來，召集族人子孫，坐列牀下，説“孰易如葦，孰化如毀，人生至促也。”説罷，和族人擺開棋局，“精彩倍張，至日中返舍，跌坐良久，語不及私而卒”，終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