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包工頭

科研包工頭，2007年8月教育部公佈的171個漢語新詞之一。

“科研包工頭”指在學術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拿到重要科研項目，但自己沒時間去做具體研究，卻把項目分解發包出去給別人做的著名學者。通常情況下，導師帶着一幫學生搞科研。一旦成功，國家或企業會給獎金和酬勞，而導師給學生的只是一個零頭，大部分酬金都進了導師的腰包。導師的行為同建築行業的包工頭差不多，所以有這個説法。師生關係變成了僱傭關係，難怪有的研究生直呼其導師為“老闆”。

在山東省青島市，市政府新進的大學生，實習期月收入達到3000多元，而市農業科學院工作了12年的科技人員月收入卻只有1200元。在該市某科學院，更是出現了“一個單位兩種制度”的怪事――行政人員實行公務員工資，科研人員實行事業單位工資。

中國青年報披露了2005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委託人事部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開展的一項“科技工作者權益保障狀況調查”――面向全國在專門科研機構從事科學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研管理的科技工作者發出了調查問卷，並進行了座談式訪談。

2005年負責項目審批和經費發放，2006年又會參加項目申請。這樣一來，科研的資金就永遠在幾個人中流轉，這些人幾乎把持了他們所在學術領域的絕大多數科研資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這一領域，只能給這些著名學者“打工”。

“科研包工頭”為學校、個人和小團體謀利，卻使國家利益受到嚴重傷害。他們沒有精力參與項目研究，項目質量水平難以保證；他們靠名頭大發橫財，壟斷了彌足珍貴的資金與項目，實則壓制創新能力，剝奪了其他青年才俊的成才機會；他們與小圈子裏的人員層層轉包，助長了學術的近親繁殖，為胡支濫用、貪污腐敗創造了便利。

“科研包工頭”是一個套取國家科研資金的機制，而不是一個有利於自主創新、趕超發達國家的機制。“科研包工頭”現象折射出科研壟斷之弊，是形形色色的學術腐敗中性質最嚴重也令人最為擔憂的現象。它不僅會導致學術領軍人物的逃離，使科技創新質量低劣化，而且會因科研資源擁有者和“打工者”之間的利益依附關係，為學術不端行為提供空間。

科技部、中紀委有關人員在上海調研學術腐敗與科研經費洗錢，專家們揭發了一個觸目驚心的現象：高校引入一個院士的成本大約是500萬，而院士過來之後，如果爭取到一兩個項目，那麼收穫的經費肯定不止500萬，更不用説還有學校的無形資產。因此有高校就打着院士的幌子爭取科研項目，在鉅額科研投入中分肥。這些重量級的科研“包工頭”，為學校、個人和小團體謀到了利益，卻使國家利益受到嚴重傷害———他們沒有精力參與項目研究，項目的質量水平難以保證

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等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專利（發明專利）制度和版權制度就可以給創新、創造者以充分的激勵。正如那位有名的美國總統林肯曾經説過的那樣：“專利制度就是給天才之火澆上利益之油。”

但關鍵問題是，我國的院士制度，大大減弱了專利制度對科研人員的激勵力度。這是因為當兩者並存時，擁有專利者的光環遠沒有院士的光環來得耀眼，而且你有再多的專利，你仍免不了要受制於院士，你的各種政府福利和政治地位仍然低於院士，你要使用科研資金，還必須加入院士們的“包工隊”，為他們打工並忍受他們的剝削。

前段時間有不少學者指出，中國的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繼續擴大。“科研包工頭”是一個套取國家科研資金的機制而不是一個有利於自主創新、趕超發達國家的機制。要杜絕“科研包工頭”現象，加快科技發展，惟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廢除院士制度。

其一，學術領軍人物的逃離、學術力量的矮化，必然導致科技創新質量的低劣化。 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曾經感慨地説：“好的科學家首先要坐得住。”科研與創新，實質上是一個積累與運用知識的過程，是一個鑽研與探尋的過程，惟有潛下心來，才有可能去揭示新現象，發現新思路，開拓新領域。

值得警惕的正是這些學者“包工頭”，由於他們擔任着種種學術職務和行政要職，公務繁忙，分身乏術，甚至無暇進行科技創新實踐活動，只能將爭取來的項目，分包下去。而這些學者、院士之所以著名，靠的也正是他們數十年學術創新的積累。作為學界和行業的領軍人物，逃離了科技創新第一線，必然會對科研產生不利影響，致使科研項目的侏儒化和創新質量的低劣化。

事實上，一些學者2006年負責項目審批和經費發放，2007年又會參加項目申請。如此一來，科研資金就永遠在少數幾個人中流轉，這些人幾乎把持了他們所在學術領域的絕大多數科研資金。而另外那些具有科技創新潛力的新人卻備受冷落，甚至只能望項目興嘆。如果你不甘寂寞，想涉足這一領域，就只能給這些著名學者“打工”。而仰人鼻息，惟命是從，其結果不言自明，學術創新的活力受到抑制，生機被無情扼殺。

有專家指出，“這些學者往往還會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尤其是“包工頭”與打工者榮辱與共，利害攸關，往往相互利用，上下齊手，徇私舞弊。

報道中説，2005年中國科協委託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64.3%的科技工作者用了“嚴重”一詞來形容學術不端行為。這不單是因為科研機構“現在都改成了聘用制，每兩三年一聘”，為保住飯碗，科研人員不得不以低劣的學術論文充數；也不單是因為，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不可預知的，很多基礎研究無法做出預期的成果，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顯效，為完成項目計劃目標只得走捷徑，甚至採取不端不法行為；更因為這些“包工頭”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項目成果的鑑定和審核最終很容易搞定，其結果是論文數量上去了，創新項目“碩果累累”，卻由於科技含量低，其中八成只能躺在檔案櫃裏睡大覺，轉化率之低令人咋舌。

其四，科研項目和資金向遠離一線的“包工頭”集聚和傾斜，使其不僅得不到優化配置，甚至出現了“馬太效應”，導致“科學界的貧富差距也很大”。

作為“包工頭”，他們對項目資金具有絕對的支配權，加上不受監督制約，將科研經費挪作它用，甚至購買小車和豪宅等行為也屢有發生。《人民日報》就曾以“吃喝拉撒都能跟着項目報銷科研經費背後多少腐敗”為題公開披露，種種現象令人觸目驚心：在學者“包工頭”迅速暴富、腰纏萬貫的同時，一些亟待科研資金的科技機構卻嗷嗷待哺。在山東青島市農業科學院工作了12年的科技人員月收入卻只有1200元。一些基層農業科研機構，科技工作者只有依靠賣種子、蔬菜解決生計問題。“科研單位變成了為科研工作提供場地、工具的‘集貿市場’”。

科學界貧富差距拉大“包工頭”現象普遍

這種現象對科技發展有諸多危害：之一，科技研究成了金錢研究；之二，扼殺了年輕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之三，破壞了科技資金競爭的良好工作秩序；之四，破壞了科技工作的實用效益；之五，影響了科技工作的形象和發展。這樣的現象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

這些重量級的科研“包工頭”，為學校、個人和小團體謀到了利益，卻使國家利益受到嚴重傷害。科研經費的審批、項目資金的監控都有嚴格的制度規定，那些鑽透制度縫隙而出生的科研“包工頭”確實是一大怪胎，理當像建築行業的違法包工頭那樣被清理和取締！

近百年前，革命先賢們把“德先生”、“賽先生”的概念引入中國大地。其實，二者是相行不悖的，只有有機統一，才能行其威力。要支撐“賽先生”的良性運轉，必須要有“德先生”來幫襯，通過擴大民主作風、加強基層科技工作者的話語權來糾正畸形的科技界“包工”現象。

隨着國家對科研經費投入的逐年加大，某些著名學者特別是院士很容易拿到科研項目，但他們沒那麼多時間去做具體研究，就把項目分解發包出去給別人做，當起了“包工頭”。

建築包工頭被公認是非法招工、拖欠工資的“問題中間層”，因此在清理欠薪風暴中，首當其衝遭到取締。科研“包工頭”與建築包工頭相比，並沒有高雅到哪裏，相反，還有着更嚴重的破壞力，那就是學術壟斷與腐敗，導致科研能力衰退。在形形色色的學術腐敗中，性質最嚴重也最令人擔憂的，就是科研“包工頭”。前不久，科技部、中紀委在上海調研學術腐敗與科研經費洗錢時，專家們揭發了觸目驚心的現象：高校引入一個院士的成本約500萬，而院士過來後，如果爭取到1到2個項目，獲得的經費肯定不止500萬。正因如此，不少高校打着院士的幌子爭取科研項目，在鉅額科研投入中分肥。

那些重量級的科研“包工頭”，為學校、個人謀到利益，卻使國家利益受到傷害———他們壟斷珍貴的科研資金與項目，壓制創新能力，剝奪青年才俊的成才機會；他們與圈子裏的人層層轉包，為貪污腐敗創造便利……

科研“包工頭”是社會的怪胎，理應像建築包工頭那樣被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