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運注

康有為在該書敍文末署作於“光緒十年甲申（1884）冬至日”，據當代學者湯志鈞考證，該書實撰於1897年左右。民國二年（1913）在上海《不忍》雜誌第5、6期連載，同年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單行本。1987年北京中華書局將該書與康有為的另外兩本著作《孟子微》、《中庸注》合為一冊再版。康有為認為，《禮運》所描繪的“大同”社會，乃是孔子為人類指明的最高理想、最終前途，是孔子對人類的寶貴貢獻。他認為，人類進化最終將進入無國、無君、無私產、無富貴貧賤之差，“人人如一”的大同社會。又強調社會的禮法制度應“因時變通”，不斷革新，指責阻撓變法的頑固派違背孔子之道，為維新運動製造輿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