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2張)

《福利經濟學》一書共分為四篇七十二章。

第一篇“福利與國民收入”，主要論述經濟福利與國民收入的關係。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的基礎之上的。庇古認為福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福利涉及影響福利的一切因素，故福利經濟學關注的是用科學的方法直接或間接用貨幣測量的那部分狹義的福利。這部分狹義的福利構成了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庇古把福利作為滿足，用效用來表示滿足。而效用可以用一個人為避免失去某種滿足而願支付的貨幣量來衡量，即可以用單位商品的價格來衡量。為了衡量和計量效用，庇古假設貨幣的邊際效用是不變的。在這種經濟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論述了經濟福利與國民收入的關係，把對經濟福利的研究變為對國民收入的研究。

第二篇“國民收入的大小與資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間的分配”，主要論述的是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問題。

由於國民收入總量增加是經濟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國民收入就是福利經濟學的中心問題之一。庇古強調，要使國民收入增加就必須使生產資料在各個生產部門中的配置達到最優狀態。庇古用邊際私人純產值和邊際社會純產值的關係來説明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的標準。如果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純產值相等，則社會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

庇古認為，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競爭與資源的自由流動最終會使邊際私人存產值等於邊際社會存產值，但是在現實中，由於種種原因，邊際私人純產值和邊際社會純產值往往並不相等。因此，庇古主張由政府對資源配置進行干預。

第三篇“國民收入與勞工”，主要是關於國民收入與勞動的關係。

決定國民收入大小的主要是勞動，庇古論述了勞動在各地區各職業間的配置問題。勞動配置中的失誤會引起失業，減少國民收入和經濟福利，解決這種失業的辦法則是政府採用干預手段。在工資方面，庇古重點討論了公平工資問題。

第四篇“國民收入的分配”，論述的是國民收入分配與經濟福利的關係。

庇古假設貨幣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即一個人的貨幣收入越多，其邊際效用越小；而貨幣收入越少，邊際效用越大。因此，窮人的貨幣收入的邊際效用大於富人，把貨幣收入由富人轉移給窮人就可以增進社會的總效用，即增進經濟福利。

庇古指出，實現收入的轉移有自願轉移和強制轉移。自願轉移就是富人自動出錢舉辦教育、娛樂、保健、科學、文化等事業。但僅靠資源轉移是不夠的，這就需要國家實行強制轉移。強制轉移就是徵收所得税與遺產税，並將這種收入向窮人轉移。 ^[2] 

序

第三版前言（1928年）

第四版説明（1932年）

重印説明（1952年）

20世紀初，隨着美、德經濟異軍突起，英國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為了與美德對抗，英國掀起了一場技術革命。然而技術雖然給英國帶來了繁榮，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工人失業。因此工人運動此起彼伏，社會矛盾加劇。時任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庇古希望能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給內外交困的英國帶來火種，驅走黑暗。他的“火種”就是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 ^[4] 

《福利經濟學》是在《財富與福利》基礎上修訂擴充而成。在《財富與福利》的前言中，在闡明將此書作為調查失業原因不久後，庇古意識到這些原因在經濟行為中太混雜相近了，單獨一種解決方法很難行得通。重寫《財富與福利》，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使它易懂，並加入了原先沒討論的一些問題。 ^[5]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基本思想主要有三個方面：

關於福利的概念，庇古把研究的主題限制在能夠用貨幣計量的那部分社會福利——經濟福利。

為了計量經濟福利，庇古提出了邊際效用基數論。他認為邊際效應遞減不但適用於商品的邊際效用，而且也適用於貨幣的邊際效用。

庇古通過分析影響經濟福利的因素（國民收入的大小及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情況），對國民收入的分配進行分析，研究收入的轉移，建立了“收入均等化”學説。

這一學説的基本論點是：如果把富人的收入的一部分轉移給窮人，社會的福利就會增大。收入轉移的途徑就是政府向富人徵税，在補貼窮人。

庇古認為，如果政府一方面採取徵收累進所得税、遺產税之類的措施，另一方面採取一些社會福利措施，將貨幣收入從富人那裏“轉移”一些給窮人，可以增進貨幣的邊際效用，而使福利總量增加。

庇古認為國民收入總量的增加就是促進經濟福利的主要因素，而要增加國民收入總量，就必須使生產資源在各生產部門中的配置達到最優狀態。資源的最優配置所以重要，是因為轉移收入的措施雖然可以緩和貧富之間的矛盾，但如果要徹底解決社會貧困問題，則必須增加社會生產，而社會資源達到最優配置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庇古認為，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競爭與資源的自由流動最終會使邊際私人純產值等於邊際社會純產值，即社會資源配置達到了最優狀態。但是在現實中，由於種種原因，邊際私人純產值和邊際社會純產值往往並不相等。因此，庇古主張政府採取適當的政策對資源配置進行干預。

政府採取的經濟政策是：對邊際私人純產值大於邊際社會純產值的部門進行徵税，而對邊際私人純產值小於邊際社會純產值的部門進行補貼。庇古認為，通過這種徵税和補貼，可以減少邊際私人純產值和邊際社會純產值之間的差距，其結果將使經濟福利增加。 ^[6] 

《福利經濟學》大部分內容都和當代經濟學有關。庇古的許多分析繼續在當代經濟學領域裏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公共產品的外部性、福利標準、指數問題、價格歧視、企業理論、救濟窮人的計劃以及公共財政等理論，為現代市場運行提供了理論基礎。 ^[7] 

《福利經濟學》英文第一版在1920年由英國麥克米倫出版社出版。1924年第二版，1929年第三版，1932年第四版。期間多次重印，並被譯為多種文字。1952年的重印本包括四卷，六十六章和十一個附錄，是現在公認的標準版本。中文版由台灣學者陸民仁譯，台灣銀行研究室出版。 ^[8] 

阿瑟·賽西爾·庇古 （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 ），英國經濟學家，舊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師承馬歇爾，劍橋學派主要代表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工業和平原理和方法》、《財富與福利》、《失業論》、《福利經濟學》、《靜態經濟學》、《就業與均衡》、《收入理論》等。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