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政治論

《神學政治論》的前15章，均為對《聖經》的批判性研究，從第16章開始轉入對政治思想的闡述。從篇幅上看，對《聖經》的重釋是該書的主體，但是從目的上看，作者批判的歸宿與落腳點在於政治理論的表達。作者認為，只有重新建立人們的宗教信仰，政治社會才會有新的基礎；只有破除了“迷信”，將“上帝”與“神”的魅影逐出政治和圍家的領地，才有哲學與神學的分離，才有政治與教會的分離，才有一塊獨立的世俗的政治領地，在那裏人的理性與理想才會綻放。 ^[2] 

17世紀荷蘭已經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有所發展。國內還存在着頑固的封建殘餘勢力，荷蘭的新教教會和猶太教會中的頑固分子繼續迫害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腐朽和落後的封建勢力在宗教外衣的掩蓋下，同新興資產階級展開了激烈的搏鬥。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斯賓諾莎挺身而出，向封建教會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神學政治論》一書，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寫成的。 ^[4] 

貫穿在《神學政治論》的中心思想就是站在近代進步資產階級和中小市民的立場向封建統治階級爭取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斯賓諾莎所提出的原則：“在一個自由國家裏，每個人應該做他願意做的思想，並説出他所思想的東西。”

斯賓諾莎認為，在社會契約的訂立之時，人們交給國家的僅僅是判斷善惡和實施懲罰的權利，至於財產權、言論自由權、信仰自由權和思想自由權永遠屬於人的自然權力，任何人不得剝奪。這意味着人們放棄了行動自由權而永遠保留了思想自由之權。 ^[2] 

斯賓諾莎在其機械唯物主義的哲學世界觀的指導下，從自然法理論和永恆人性論出發來建構其政治哲學體系的。他認為。圍家的基礎是個人的天賦權利或自然權利，這種自然權利即自然律叫做“上帝的天命”，因為在他看來自然即上帝。他指出，“自然之力不過是自然中個別成分之力的集合，所以每個個體有最高之權為其所能為……每個個體應竭力以保存其自身，不顧一切，只有自己，這是自然的最高的法律與權利。”因此，在斯賓諾莎那裏，自然權利即指每個個體按其天然條件生存與活動的最高的法律和權利。顯然，斯賓諾莎立意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來演繹出“最初合實際的原則和制度來。”這裏，斯賓諾莎又進一步把他的人性論與功利主義結合起來，公然聲稱：“人性的一條普遍規律是，凡人斷為有利的，他必不會等閒視之，除非是希望獲得更大的好處，或是出於害怕更大的禍患；人也不會忍受禍患，除非是為避免更大的禍患，或獲得更大的好處：也就是説，人人都會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

斯賓諾莎認為：“個人的天然之權不是為理智所決定，而是為慾望和力量所決定：”這就是説。據自然法所規定，人們的自然權利的大小同人的力量和慾望成正比，“力之所及乃理之所致”，“權力就是權利”。這是不折不扣的“強權即公理”的強權政治論。從這一理論出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弱肉強食和大魚吃小魚的現象，就被歸之為天賦的自然權利，反映了自然權利所依賴的不平等基礎。

在國家起源的問題上，斯賓諾莎深受其同時代的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的影響，從其唯物主義的哲學方法論出發，用演繹推理的方法，闡述了其國家起源的社會契約的思想。

斯賓諾莎社會契約論的理論基礎是自然法理論和自然權利論。斯賓諾莎認為，自然狀態是國家起源的前提。斯賓諾莎認為，為了保證每個人的安全和幸福，以達和平共處之目的，人們就在理性的啓示下，認識到生活和利益不取決於自己的力量和慾望，而是來自於全體人民的力量與意志。於是人們就締結契約，這樣，國家便產生了。

斯賓諾莎認為，人們通過社會契約組成社會，必須放棄部分自然權利，把判斷善惡和實施懲罰的權利交給國家，由國家執行，同家統治者享有最高統治權，人們服從國家的最高統治是他們應盡的義務。由於人的本性是邪惡的、利己的，因此國家權力必須強大和有力，可以對任何不服從同家的公民進行嚴厲的制裁。由於個人權力的大小來自個人的力量和慾望，因此，斯賓諾莎指出，統治者權力之大小，同樣取決於統治者個人力量的大小。“統治者所享有的權利只能以他的權力之大小為限”，凡力量超過統治者的人，必然不會去聽從他。同時，由於社會契約訂立時，人們仍保留一部分權利，因此，當同家中出現了力量和慾望更大的人以及當人們所保留的自然權力受到侵犯時，人民可以廢除契約，訂立新的社會契約。 ^[2] 

《神學政治論》一書是從科學上批判《聖經》的初次嘗試，給教會勢力以沉重打擊。斯賓諾莎的思想也有侷限性。如他認為“發財的慾望”是“人類本性的永恆特點”，認為人類分為“自由民族”和“被奴役民族”，等等。儘管如此，《神學政治論》一書的出版，在當時仍具有重要的意義。斯賓諾莎的政治思想對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他關於民主制的許多論述後來直接被盧梭所繼承。 ^[1] 

美國曆史學家維爾·杜蘭特：這本書的主要原理是，《聖經》的文字是故意用的比喻或寓意。這不僅因為它融入了一種東方傾向，着意於高度的文學色彩與修飾以及誇張的描繪手法，也因為先知和使徒要通過喚起想象來傳遞教義，不得不使自己滿足普通大眾的能力和口味。 ^[5] 

《神學政治論》於1670年匿名出版，出版地點署為漢堡。1671年被新教教會宣佈為禁書。後又被荷蘭總督奧蘭治·威廉三世公開。 ^[4] 

巴魯赫·斯賓諾莎（1632—1677），17世紀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繼承和發展了笛卡兒的思想，把他的二元論改為一元論。他的基本哲學觀點是從自然界的客觀存在出發，提出整個自然界是一個實體，它是唯一的，永恆的。他認為，自然界的一切是必然的；意志自由的想法只能是想象和無知；對“必然性的認識就是自由”。他的這些觀點從根本上否定了神學目的論和超自然的上帝創造世界的宗教神學宇宙觀。他對近代唯物主義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斯賓諾莎的主要著作有《神學政治學論》《倫理學》和《知性改進論》等。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