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黨

1964年,荷蘭共產黨開除了部分親華的黨員,他們在推銷員尼可·施萊維爾(Nico Schrevel)和管道工丹·蒙耶(Daan Monjé)的領導下成立了荷蘭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心(Marxist-Leninist Center Netherlands)。在1960年代的激進運動浪潮中,該黨成功招募了大批成員,並建立了全國性的政黨組織。1970年,該黨更名為荷蘭共產主義聯合運動(馬列),在荷蘭南部保守的天主教地區很受歡迎。

1971年,蒙耶帶領多數老黨員成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荷蘭共產黨。新黨名在從來也沒有強大的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荷蘭並不具有吸引力,很快就被當時在左翼中流行的社會黨所替代。社會黨在天主教地區奈梅亨和奧斯兩個城市贏得了不少支持,但在其他左翼組織影響力更大的地區,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很難獲得支持。同時,社會黨十分懷疑工會,將其視為資本的工具,最終組建了自己的工會——工人權力(Arbeidersmacht)。 ^[2] 

1977年,社會黨首次參加全國大選,僅僅獲得0.29%的得票率。

1980年代中期,社會黨的重心轉移到奧斯支部。蒙耶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後,給社會黨書記蒂尼·科克斯(Tiny Kox)領導的改革派創造了按照奧斯支部模式重組社會黨的機會。在1987年的代表大會上,黨代表批准了權力更加集中的改組方案,宣告建設“羣眾組織”的失敗,決定更加專注於全國性問題。 ^[2] 

1989年,四個左翼政黨和平社會黨、荷蘭共產黨、激進政治黨、福音派人民黨合併,並於1991年正式命名為左翼綠黨。受柏林牆倒塌和蘇東劇變的影響,左翼綠黨發展為面向知識分子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民主進步黨。荷蘭共產黨與和平社會黨因對綠色左翼的定位不滿,在1994年加入社會黨,社會黨也接手了共產黨一直牢牢掌握在手中的為數不多的“地方性堡壘”,如阿姆斯特丹。自此,社會黨在阿姆斯特丹力量最為強大。

同時,社會黨開始注重向選民進行宣傳。1993年,社會黨形象顧問尼可·科夫曼(Niko Koffeman)將“投反對票”確立為社會黨的新競選口號,從而將社會黨作為一個抗議的聲音與那些毫無特色的、由技術官僚執政的政黨區別開來。新策略得到了回報。1994年,由於教條主義形象得到扭轉、黨組織建設得到加強以及領袖魅力得到提升等原因,社會黨贏得了1.32%的得票率和150個議席中的2個,這也得益於荷蘭沒有門檻的比例代表選舉制度。社會黨的力量逐漸壯大,在2002年和2003年的全國大選中獲得9個席位。 ^[2] 

2004年,政府計劃廢除提前領取退休金與提前退休、重提殘疾保險改革的政策,工會在阿姆斯特丹組織了大規模的罷工,社會黨也積極參與其中。在2005年的《歐洲憲法》荷蘭公投運動中,右翼民粹黨主導了反對運動,並取得了勝利。社會黨成為唯一投身反對運動的左翼政黨。在2006年的全國大選中,社會黨取得了巨大勝利,從2003年的9個席位增加到25個。2007年,社會黨黨員人數比1999年的25052增加了2倍。但是,社會黨與工黨、基民盟組閣失敗。社會黨停止討論廢除君主制和退出北約,也淡化了在削減社會福利政策上的態度,這些轉變是為了靠近工黨,但是也損壞了作為工黨的替代選擇對選民的號召力和凝聚力。 ^[2] 

2011年之後,社會黨首次進入省政府,在北方布拉班特省和南方荷蘭省參加右翼政府。2014年,社會黨在大城市取得突破,在烏特勒支、阿姆斯特丹與自民黨等組成了聯合政府。2015年省選舉後,在12個省中,社會黨參加了6個右翼政府,沒有一個左翼政府。社會黨參與地方政府,將自己塑造為可以承擔責任的參政黨,嚴重地損害了自己作為唯一值得信賴的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對黨的角色。社會黨的反對性立場越來越弱,並逐漸退出了社會運動、街頭抗議和罷工活動。在2010年市政選舉遭遇嚴重打擊後,社會黨議會領袖艾格尼斯·坎特(Agnes Kant)辭職,由埃米爾·盧默(Emile Roemer)繼任。在同年舉行的全國大選中,社會黨損失了10個席位,基民盟、自民黨和自由黨組成了荷蘭二戰以來最右的政府,社會黨也進入發展停滯期。 ^[2] 

2014年5月26日，荷蘭公佈了其歐洲議會選舉投票結果，社會黨（SP）獲得2個席位。

2017年3月15日，荷蘭議會二院（眾議院）選舉投票結束，社會黨獲得150個席位中的14席。 ^[3] 

2023年荷蘭眾議院選舉中，社會黨獲得5席。 ^[4] 

社會黨早期堅持毛澤東思想中的羣眾路線。羣眾路線在黨內具有很大影響,並引領早期的社會黨在基層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活動。但是,社會黨缺乏全國性的號召力,其思想理論逐漸放棄了日常實踐路線,尤其是在中美關係開始緩和後經歷了一系列重新定位與調整。簡·瑪萊恩尼森(Jan Marijnissen)後來總結説,黨在1980年代的運動策略或多或少是臨時的,沒有形成“真正的思想理論”。1974年,社會黨黨報頭版不再刊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照片。1977年,曾被用作培訓材料的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著作在《共產黨論壇報》上消失了。1990年代末,社會黨完成了政治學家格瑞特·沃爾曼(Gerrit Voerman)稱之為“去毛主義”的過程。 ^[2] 

1987年的社會黨代表大會決定更加專注於全國性問題。1988年,瑪萊恩尼森當選為社會黨主席,開始對党進行重新定位。

1991年,社會黨拋棄了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僅僅把自己描述為“社會主義者”。2000年,社會黨通過了名為《為人民的社會》(Een Maatschappij voor Mensen,A Society for People)的新宣傳手冊,使用更加普遍流行的詞彙來表達自己的目標,例如,“大公司和銀行”將成為社會的財產,礦產、土地和水應該是“人民的財產”,並淡化了對議會民主制的批評,不再提“奪權”或國家的階級性。同時,社會黨還修改了吸納成員的標準。 ^[2] 

在告別馬克思主義之後,社會黨開始建構新的理論框架。社會黨的思想和路線在許多方面顯然受到瑪萊恩尼森的嚴重影響。

如今的社會黨認為,社會主義只是一種道德理想。瑪萊恩尼森強調,國家是中立的,它可以作為達到不同政治目的的工具,這要取決於執政黨的意識形態。 ^[2] 

瑪萊恩尼森將自己的思想滲透在社會黨的黨章和選舉綱領的制定中,並在社會黨2000年的新黨章《全人類》(Heel de Mens)中體現出來。《全人類》強調了瑪萊恩尼森關於國家是中立的觀點,承認表達和實施“人民意願”最好的工具是“議會民主”,並稱之為“倫理社會主義”。從採用新黨章《全人類》以來,社會黨逐漸從自己的立場批評工黨,將自己定位為荷蘭傳統的社會民主黨。 ^[2] 

社會黨的集權組織結構和瑪萊恩尼森長達27年的領導受到其他黨的質疑。1990年代,社會黨開始接受更適合實際工作的思想理論,正如瑪萊恩尼森所言:“有了自己的思想理論,倫理社會主義取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標尺,由絕大多數人認同的價值構成。”倫理社會主義是無階級性的,因此,社會黨取消了階級鬥爭、工人階級的特殊使命等提法,希望吸引更多的選民支持。 ^[2] 

在2006年選舉之後,社會黨開始了第三次轉變。與前兩次不同的是,社會黨不再致力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是完善和強化福利國家。社會黨在發給新成員的宣傳冊《現代社會主義》中指出:“社會主義者主張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實行強有力的民主控制。”社會黨試圖將自己的議題建立在人們生活經驗與新自由主義思想相沖突的問題上,經常使用“道德”和“文明”等詞語作為政治策略的基礎,使用民眾普遍接受的價值觀來獲得支持。 ^[2] 

荷蘭社會黨對移民的態度一直是個問題。1983年,社會黨出版了名為《移民工人與資本》(Gastarbeid en Kapitaal)的宣傳冊,解釋自己對移民工人的態度,鼓勵移民離開荷蘭,並建議強行同化留下的移民,使所有社區的移民都不能超過10%。這本宣傳冊引發了荷蘭全國範圍內的批評,致使社會黨決定停止傳播自己的立場。

社會黨對外來移民和文化差異的態度在1990年代有所改善。1994年,該黨反對非法移民合法化,認為這會招致更多的非法移民。但是,1990年代末,社會黨開始支持左翼的進步移民政策,積極參與非法移民的合法化運動。它的選舉綱領呼籲對某類非法移民合法化,反對當時實施的非法移民懲罰政策。它還提出了所謂的不同文化的族羣融合政策,反對建立族裔聚居區,建議僱主向移民工人提供語言課程,反對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種族歧視。自21世紀以來,社會黨在大城市的力量大幅度增強,並開始吸引更多的移民和第二代移民。2003年社會黨大會宣佈要大力吸引移民後代的支持。但是,社會黨一直拒絕參加反對種族主義的活動。2008年3月,社會黨、工黨和綠色左翼拒絕參加針對自由黨主席維爾德斯的反種族主義抗議遊行,黨的領導人也依舊對難民危機保持沉默。但是,一些地方支部卻熱衷於支持和參加反對種族主義的運動。 ^[2] 

2016年4月6日,荷蘭舉行了關於歐盟與烏克蘭簽署聯繫國協定的全民公決,約有61%的參與者投了反對票。社會黨也清晰地表明瞭自己的民族主義立場。社會黨公投運動的領導人亨利·範博默爾(Harry van Bommel)在接受《財經日報》的採訪時強調自己是歐盟的堅定支持者,認為協定條約對歐盟計劃構成了威脅。低投票率表明,社會黨內就種族主義問題存在分歧和矛盾。 ^[2] 

領導人瑪萊恩尼森（Lilian Marijnissen，女）

前主席梅耶爾（Ron Meyer）。

現主席維舍爾（Jannie　Visscher，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