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主義

“社團主義”一詞來自拉丁語的corpus（軀體）。這一詞的意思原本與特定的商業公司概念無關，而是用作稱呼任何經聚集而成的組織。原本這一詞的用法代表中世紀歐洲對於整個社會的概念，認為社會是由各種不同的部分所組成，就如同人體是由各種不同功能的器官組成一般。依據許多理論家的説法，社團主義是一種封建主義的“現代”版本，結合了“社團”與“國家”的利益,形成了相輔作用。

政治學家也會用社團主義一詞來描述獨裁主義的國家，藉由管理許可執照、由官方法人控制社會、信仰、經濟、或羣眾組織等過程，由於國家成為這些組織唯一的合法性來源，國家將能有效地指派這些組織的領導人，或限制其挑戰國家權威的能力。這種用法尤其在東亞的研究領域上相當常見，有時候也被稱為“國家社團主義”。

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裏，透過這種未經選舉就由國家將所有利益“官方化”由國家管制的形式，宣稱能比民主投票的決策過程更能避免忽略單方利益的情況。這可以視為是“合併”了每種不同的利益由國家管理的制度，也因此而被他們稱為極權主義，以描述他們並非一種運用強迫力量的制度，如同1932年法西斯學者秦梯利·金蒂勒（Giovanni Gentile）所寫的法西斯主義的教條所言：

“（國家）並非只是一種界定和保護個人自由的簡單機制…法西斯主義對於權力的概念也不是一個警察國家…而是更清楚的表示了…法西斯主義並非壓迫個人，而是擴展了個人的能量，如同軍團裏的士兵一般，他的力量並沒有被削弱，相反的他的力量與其他同僚結合而得以擴展…”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這種理論還宣稱他們是喬治·索列爾（Georges Sorel）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正統繼承人。每個利益都各自依據他們的標準形成一個自己的實體—唯一的限制就是必須依附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社團框架內，而每個利益實體都能經由中央集權架構的組織和援助能力加以結合。這是他們認為達成某些目標的唯一可能方式，例如解決某個國家的無能政府。當代對於這一詞的用法則較為貶抑，尤其是縮寫的Corporatism（corporativism通常指的只是意大利的架構—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組織），突顯商業公司控制了政府決策過程而犧牲公共利益的情況。商業公司對於政府的影響力通常是透過遊説和其他管道來提升他們的利益，而這些行徑通常被視為是對公眾有害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社團主義也常被稱為公司政治。如果社團主義還與軍事企業有所牽連，也常會被稱為軍國主義或軍工企業複合體。

一些當代的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會使用新社團主義一詞來描述一些處於勞工、資本、和政府之間的協議過程（尤其是在歐洲），以區別他們的研究與一般貶抑用法的差異，並突顯社團主義一詞原先的理論。

社團主義提出了一種階級合作的形式來取代階級鬥爭，最先是由羅馬教皇良十三世在1891年所發佈的新通諭（Rerum Novarum）所提出，這也影響了天主教工會在20世紀初期的成立，以對抗傳統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主的工會。這個理論的基礎是來自於中世紀傳統的同業公會和以行會為主的經濟，以及後來的工團主義。庇護十一世在1931年發佈的四十年通諭也促長了社團主義。

社團主義早期的重要理論家一之亞當·穆勒（Adam Müller），他是奧地利貴族梅特涅的顧問。他提出了一個宣稱能同時矯正兩種“危險”的意識形態—法國大革命的平等主義和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解決路線。在德國和其他國家，統治者通常都不會允許無限制的資本主義，而是會延續封建制度和貴族政治的傳統，由國家授與富裕階級和貴族階級經濟的特權。意大利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下，公司所有人、員工、貿易人士、職業人士、和其他經濟的階級都被組織為22個行會—或稱協會，稱之為“社團”，而這些社團會分配到一些在立法機構的代表權。

類似的理論也在歐洲其他國家散佈。舉例而言，奧地利在恩格爾伯特·多爾夫斯（Engelbert Dollfuß）的統治下，便建立了一套彷照意大利的憲法制度。某些保守主義的哲學家或經濟學家也曾支持社團國家。在葡萄牙也發展出了類似的理論，不過是根基於徹底的個人倫理復興，在薩拉查的領導下開始轉向社團主義。薩拉查在1933年寫下了葡萄牙的新憲法，這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份根基於社團主義的憲法。

近年來，在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出版品上，對於社團主義（或新社團主義）一詞的使用則開始減少負面的涵義。在一些學者的著作裏，“新社團主義”指的是一種社會機制，由工會、私營部分（資本）、和政府所進行的三方的協議所主導。這樣的協議是為了更“公平的”劃分經濟生產的利潤給予社會上的成員，並且在經濟的衰退期或通貨膨脹的時期施加工資的限制。

大多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這樣的新社團主義機制只有在勞工們被高度組織、同時各種工會都依照等級制度被合併為單一的工會聯盟時才有可能實現。由這樣統一的工會來代表所有的勞工與資方談判，並抱持強烈動機替勞工爭取更高的工資，以免工資過低的情況出現。許多小規模而開放的歐洲經濟體系如瑞典、奧地利、挪威、愛爾蘭和荷蘭都可以被分類到這個範疇內。在一些學者如彼得·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的著作裏，新社團主義的機制使得小規模的開放經濟能有效地應對他們與全球的經濟聯繫。這種調整透過談判的過程對貿易產生衝擊，藉此更為“公平的”分配貿易的結果給每個社會參與者。現代的新社團主義的例子包括了國際勞工組織的會議，或是歐盟的經濟和社會委員會，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集體協議機制—荷蘭所建立的波德模式（polder model）的共識制度，或者是愛爾蘭的社羣夥伴關係（Social Partnership）制度。在澳大利亞，1983年至1996年間的工黨政府設立了一連串被稱為The Accord的政策，在這個政策下澳大利亞工會理事會（Australi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同意不再要求增加工資，而補償則是由基廷政府展開廣泛的社會福利計劃。在新加坡，國家工資委員會和其他由國家建立的組織實體建立了一個三邊的協議機制，由主要的工會（全國職工總會）、僱主、和協調國家經濟的政府三者所組成。在意大利，1993年上台的卡洛·阿澤利奧·錢皮政府建立一個名為concertazione的和平協議政策，透過政府、三個主要的工會、和僱主的聯盟進行三方的薪資談判。在這之前，有關薪資的爭議往往是由罷工行動取得勝利而調高薪資告終。在2001年，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政府終結了concertazione政策。

大多數理論家都同意傳統的新社團主義正面臨危機。在許多典型的社團主義國家，傳統的協議機制都遭受威脅。這些危機時常被認為是由全球化所造成的，因為全球化引發了勞工的流動性，並帶來了其他已開發國家的競爭威脅。不過，這種主張也存在爭議，因為一些國家如新加坡依然維持大量的新社團主義架構。

原始的社團主義和其理論繼承者—新社團主義（以及它們的批評者）都強調社團組織在影響政府決策上扮演的角色。不過社團主義一詞也常用於對獨裁國家的研究上，尤其是在東亞的研究上，社團主義一詞被用以稱呼那些由國家授與官方特權的組織，以此來限制政治過程上的公共參與，並限制公民社會的力量。

在這樣的制度下，如同Jonathan Unger和Anita Chan在他們的論文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所述及的：

“在全國性的層次上，國家會承認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的特定組織（比如：一個全國性勞工工會、一個商業聯合會、一個農夫協會）單獨作為某個利益如個人、企業、或機構的代表。國家決定哪個組織會被承認為合法的，並以這樣的組織來組成一種不平等的合作關係。這樣的組織有時甚至會進入政策決策的階段，並時常代表政府進行國家政策。”

藉由設立自身為判定合法標準的唯一裁判者，並分派單獨一個組織以負責一個特定的選舉區，國家便能大幅縮小他們在政策上所面臨的挑戰者數量，而且甚至能藉由這些管制來指派挑戰者（如上述的工會）的領導人。這些機制並非只限於如公司和工會的經濟組織，也包含了社會或信仰的團體。這樣的例子非常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國家能藉此主動地干預阿訇的指派，並控制其神學院的教育內容，因為這些都必須經由國家的認可才能運作，而且還包含了所謂的「愛國再教育」課程。另一個例子則是日本，主要的產業和其企業集團、以及他們的附屬產業都被日本政府的通商產業省所操縱，宣稱將以此最大化戰後的經濟成長。

一些人認為法西斯主義裏也有等同的社團權力和影響。通常他們會引述一句據稱是墨索里尼説過的話：“法西斯主義應該被稱為社團主義更為正確，因為它結合了國家和社團的權力。”然而這句話卻無法追溯其來源，而且非常可能只是一個網路騙局。不過，這句話已經廣為流傳進入現代的論述，而且還在上千個網站和書籍出現，甚至還在一個刊登於華盛頓郵報的陰謀論廣告上出現。這些謠傳中的墨索里尼引言實際上卻與墨索里尼在有關社團主義和法西斯國家上的著作理論完全矛盾。

在一篇1935年墨索里尼的著作的翻譯裏，他使用了“社團國家”一詞，但他所要表達的卻與現代所指的商業公司並不相同，“法西斯主義的社團國家”指的是工團主義的社團主義。有些人主張謠傳中的引言實際上是概述了墨索里尼的行徑，而非他説過的話。不過許多法西斯主義的學者則反對這種主張。

在意大利和德國等法西斯國家有關的議題上，對於法西斯體制內究竟“是誰控制了誰”一直是長期爭論的話題。一般都同意軍隊、富裕階級、和大公司在社團國家的決策上擁有比其他階層更多的權力。但在法西斯政黨/領導人與軍隊、富裕階級、和大公司之間也存在權力鬥爭。學者們也常使用“墨索里尼的社團國家”一詞。

在美國，代表許多不同領域的公司都採取了試圖影響立法的遊説行為。不過這種遊説行為在許多非商業的團體如工會、成員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等也相當常見。即使這些團體在立法機構裏並沒有任何的議席，他們仍然對於立法代表有着相當大的影響力。

社團主義或新社團主義時常被用作貶抑的稱呼，以形容它們在政治上以公司企業的利益來影響立法和行政的主張。其他形式的社團（如工會）影響則比較少被提及。在這個觀點上，社團主義政府的決策通常被視為是會增長商業公司的利益。

社團主義也被某些人用作稱呼由公司支配的全球化。這些人認為這一詞也包含了大規模的、跨國的公司，能夠自由地在全世界運作生意，只需應對各地公司的狀況，而無須注意公共的需求，這些跨國公司也提倡一些將會阻止個別國家干預公司行動的法令和條約，並使公司能控訴那些實行過度管制政策的國家—例如環境保護管制等。

資本主義的批評者經常主張，資本主義的形式最終會轉化為社團主義，因為財富最終將逐漸集中於少數人手上。

自由市場的理論家如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認為社團主義是與他們所主張的資本主義形式完全不容的。在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裏，國家只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在經濟裏所扮演的角色僅限於保衞自由市場能夠自由的運作。在這樣的觀點下，社團主義就如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般，是和資本主義完全相反的意識形態。其他一些批評者則認為這種社團主義的機制排除了某些羣體—尤其是失業者，也因此應該替高失業率負責。

在美國，一些人認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新政是朝向社團主義國家的政策。這些批評者，尤其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認為新政代表的是一種新的而廣泛的社團主義試驗。好幾個新政的政策被美國最高法院判定違憲。一些人認為後來美國政府的計劃也代表了國家進一步的社團主義行動。也因此，社團主義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法西斯主義。

社團主義為國家的發展與進步起過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