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石病

“1037年，因為小李爾蘭教授提供的機會，我結識了當時在匹斯堡議會大學擔任臨時助教的威爾遜·傑森。他向我介紹了一些他在礦石病研究領域新取得的成果，又在接下來幾十年的時間裏（除1039-1046年他在烏薩斯隱居的那段時間以外），通過信件不斷與我同步分享他在礦石病研究上的進展。在他去世後，還將部分個人手稿作為遺物贈予了我。正是這些翔實的第一手資料，結合我個人的見聞，讓這篇論述得以成文。”

“本節不是某一個具體課題的論文，涉及的內容也較為籠統。關於礦石病，我們還有太多未能研究透徹的部分，所以相關的表述可能並不準確。尤其在一些涉及事實細節的問題上，許多結論可能也缺乏足夠的論證。礦石病這一整體性危機在各國的流行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和時代烙印，因此，本文僅作出相對通用、主流的論述。”

“另外，要特別感謝的是老李爾蘭爵士在百年前首次關注到了歷史上的感染者處置問題，也感謝以礦石病原理研究的先驅威爾遜教授為首的研究者們的不懈努力，更要感謝各地的醫生們容忍我的無知，耐心解答與臨牀相關的問題。”

――E.E. 埃裏克森，維多利亞籍學者，本百度百科詞條大部分內容來自於埃裏克森博士的著作《大地巡旅》，在這裏請允許編輯者對其表示自己的感激與敬意 ^[2] 

礦石病，又稱“多發性源石感染綜合徵”，學界的觀點認為這是一種由活性源石感染造成的不治之症。在這片大地上尚未發現過治癒並被確認的先例。

在歷史上，神民和先民出於對薩卡茲的仇恨，曾經認為礦石病是薩卡茲帶來的詛咒，薩卡茲的礦石病易感體質則是他們身負某種詛咒的證明。

如今，關於礦石病的致病原理，學界已有了較為成熟的活性源石論體系。活性源石論的主要觀點認為，礦石病並非薩卡茲的詛咒，而是活性源石與正常細胞結合，一步步侵蝕並取代了感染者的健康身體組織，造成不可逆的系統性病變。這一過程會造成感染者身體機能全面衰竭，最終導致感染者死於急性併發症或器官衰竭。

為了進一步驗證，威爾遜教授設計了著名的馱獸礦石病實驗，它有力地支持了這個理論。在實驗中，人們將一羣馱獸分為多批，分別放置在沒有源石、有非活性源石以及有活性源石的環境下生活。經過相同的時間後，在實驗組與各對照組的比較中可以觀察到，患上礦石病的馱獸數量與生存環境中的活性源石含量之間具有正相關的關係。在進一步的馱獸解剖實驗中，人們則根據外部可見的源石結晶和解剖結果，推演出了礦石病基礎診療標準。

該實驗在泰拉大地被複現了無數次。這一點，加上基於這一思路開發出的礦石病抑制劑的有效性已得到切實的驗證，“活性源石論”這個無可否定的解釋成了如今泰拉最主流的礦石病理論。

至於歷史上是否確實有過礦石病痊癒的案例，埃裏克森博士（後文稱“筆者”）查閲了各國的記錄。其中可信度最高的數據支持，來自拉特蘭教皇廳第六廳。根據拉特蘭的感染者條例，被感染的公民必須離開拉特蘭，但可保留公民身份，所以理論上，痊癒的公民是可以返回拉特蘭的。但在全民納入户籍體系和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拉特蘭，沒有發現痊癒並回國的感染者。

除拉特蘭資料的佐證外，筆者又查證了其他國家的可用數據。維多利亞等地區曾出現過一些痊癒案例的報告，但其中體現出一種微妙的規律：在本世紀四十年代萊塔尼亞學者發明出血管造影診斷技術前，這些報告出現得還較為頻繁。尤其是源石工業大爆發時期，痊癒病例的數量曾經非常可觀。但在更明確的診斷手段出現以後，報告迅速減少。而當醫學界將血管造影技術納入感染者的正式診斷流程後，“痊癒”報告幾乎絕跡。

本世紀七十年代，維多利亞皇家科學院曾經系統地複核了歷史上的痊癒報告，發現其中的絕大多數缺乏決定性證據，也找不到仍健在的痊癒者。不過，如今在如薩爾貢這樣的地區，礦石病被治癒的報告仍然時有出現。這樣的事通常被視為“奇蹟”降臨，具有超越醫學本身的意義。 ^[3] 

按照活性源石論，人們與活性源石的密切接觸被認為是感染礦石病的主要原因，主要的感染途徑均有概率接觸到活性源石，包括但不限於天災、礦物開採、工業污染、意外接觸及感染者崩解。

與大眾通常的認知不同，要引發礦石病感染，關鍵在於源石必須處於活性化狀態，也就是處於能量釋放的狀態。將非活性化的源石攝入體內，幾乎不會使人患上礦石病。

已確診的感染者血液內確實含有活性源石成分，只不過血液被分離出人體後，其中的活性化源石結晶也會在短短數分鐘內迅速失去活性，不再具有感染性。因此，礦石病可以通過血液傳播，包括母嬰傳播等途徑。

在筆者拜訪過的倫蒂尼姆診所，外科醫生常常抱怨會遇到這樣的事：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未被檢測出的早期礦石病患者共用同一套注射器具，因而感染了礦石病，成為新的早期礦石病患者，又在同樣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血液繼續傳播礦石病。這種事後難以追溯的情況，促使醫學界一輪又一輪地呼籲使用一次性醫療器具。

感染途徑中場面最為激烈的，就是天災。在天災爆發時，巨量的活性源石微粒自高層大氣向地面沉降，在其影響範圍內的人無一能夠倖免。而且，這種源石微粒在一定濃度以內無色無味，更具有迷惑性。

筆者曾經在烏薩斯的原野上，跟隨天災信使前去一個因為故障而被天災波及的移動城市地塊搜救。由於當地源石粉塵濃度過高，天災結束三天之後荒野救援隊才敢進入長滿巨大晶簇的天災現場。救援隊發現，即使是躲在地塊中、下層結構中的倖存者，也大多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礦石病。

天災的影響範圍巨大，單次小型天災向環境釋放的活性源石總量就超過了倫蒂尼姆一家小型源石工廠一年的釋放量，所以天災也被認為是礦石病產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泰拉社會越來越依賴的源石工業和源石製品、大量新出現的源石造物等，也逐漸成為礦石病的主要誘因。根據維多利亞、雷姆必拓和哥倫比亞等地的相關統計，礦石病感染者比例最高的行業均為源石相關行業，特別是在礦業和工業領域。另外，住在源石工業設施附近或者排放口下游的居民也比其他地區的居民更容易患病。

歷代礦物學家的研究表明，在源石開採的過程中，伴隨着晶體外殼的破損，源石礦石內部的少量源石蒸氣會攜帶活性微粒噴射到空氣中，源石的密度越高，散發的微粒越多。在工業加工過程中，源石會被破壞、粉碎，以粉塵甚至是廢氣、廢水的形式排放入環境之中。源石燃料在釋放完能量後，同樣會留下含有大量活性源石微粒的廢渣。以上這些有關活性源石微粒特性的研究成果，與礦石病的相關統計不謀而合。

礦石病的最後一種感染途徑是最早被人們認知的，那就是感染者逝去時的自然崩解，這一過程會釋放出大量的活性源石。這種現象是公眾排斥感染者羣體的根源，也是一般人對礦石病產生恐懼心理的起點。 ^[4] 

根據各地醫生積累的經驗，筆者於此將礦石病的病程分為三段。這是一種模糊的共識，似乎礦石病的症狀表現和地域並無直接關聯。

在礦石病的早期，患者可能並無太大異樣。這是傳統判斷方式最容易誤診的階段，因為患者可能只會出現一些普通的發熱症狀。主流醫學觀點認為，在這個階段，人的免疫系統會試圖排出體內的源石。由於感染礦石病時間較短，程度較輕，感染者體表僅有少量或不存在源石結晶分佈，體內臟器造影輪廓模糊，可見淺表異常陰影。早期階段感染者的血液源石結晶密度通常不會高於0.30u/L。

第二階段為礦石病的中期階段。在這一階段，源石與體細胞融合的進程加速，病情逐步惡化。感染中期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在感染者體表出現的成片源石結晶體。這個階段也是抑制手段介入的最後窗口期。此時感染者體內臟器造影輪廓模糊，可見密集的異常陰影，感染者的血液源石結晶密度通常不會高於0.50u/L。

第三階段為礦石病的晚期階段。在該階段，一切現有的醫療手段都不再起效。處於這一階段的感染者死亡時會立刻引發崩解現象，在數分鐘到半小時內大量源石微粒將散佈到周圍的環境中。此時感染者體內臟器造影輪廓難以辨認，異常結晶陰影覆蓋大部分器官。由於感染病情嚴重，大規模蔓延的源石結晶將令感染者失去行為能力。晚期階段感染者的血液源石結晶密度難以測定，會出現高於0.80u/L這一理論致死線的情況。

泰拉各地對礦石病患者的處置對策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手段較為直接。普遍來説，在處置瀕死的礦石病患者時，移動城市內比移動城市外所採用的方法更規範、温和。 ^[5] 

凱爾希：“為了讓感染者臨終前不再有被拋棄的感覺，羅德島設計開發了生物處理裝置。把即將崩解的感染者放置其中，等生命體徵消失後，再進行特殊處理。這個設備的處理過程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通過凍幹或焚燒等方式，處理感染者遺體中沒有被源石同化的部分；而遺體已經源石化的部分，則靠主動誘發源石反應，最後將惰性源石顆粒沉降掩埋處理。”

“礦石病的具體表現因人而異，並不是所有患者的體表結晶都會發展到圖中那樣誇張的程度。但毫無疑問的是，無論在體內還是體表，無論影響的是什麼器官，源石結晶的存在都會給患者帶來極大的痛苦。因被源石刺穿肺部而無法呼吸、被侵佔胃部而無法進食……無法排泄、無法發聲、無法活動等症狀也十分常見。我實在無法想象這些痛苦。” ^[5] 

在十一世紀四十年代血管造影技術出現以前，人們通常只能通過簡單地檢查體表是否有源石結晶來判斷一個人是否被感染。當然，也可以請來擁有天賦的施術者，通過特定的源石技藝感知待測者體內可能存在的源石結晶。但無論是觀察體表結晶，還是用源石技藝感知體內結晶，都無法在感染早期精確地診斷。

除這些效果不佳的診斷手段以外，當時還有大量後人看來沒有邏輯的治療手段，比如米諾斯人流傳過一些奇妙的藥方：將馱獸糞便熬製五十分鐘，加上羽獸的羽毛十五克煎煮，煮出白色液體後，剩餘的部分在太陽下曬乾後為藥。

古代泰拉人可能不清楚礦石病通過何種途徑傳播，但是很清楚礦石病患者的血液中含有能充當施術媒介的源石結晶，這一點可以從泰拉多地曾經使用的血液檢測手段看出來。這種血液檢測只需一點受檢測者的血液和一位術師，如果術師能夠利用這點血液輔助施法，説明血液中含有源石結晶，由此便能證明被檢測者患有礦石病。如今，這種簡單直接的方法因其低準確性的缺點而不再適用，但它確實啓發了很多學者開展血液與礦石病相關的猜想與研究。

在活性源石論流行之後，人們對礦石病的診療標準變得清晰且明確，診療的手段也在有方向性探索下逐漸增多。 ^[6] 

一位萊塔尼亞學者在進行常規血液造影實驗時發現，感染者體內的源石含量達到一定程度後，他們的血管和內臟在特定光電射線的照射下會呈現出獨特的影像結果。雖然源石微粒遮蔽特定光電射線這一現象背後的原理未明確，但並不妨礙由此產生的造影檢測技術在各國家和地區普及。

從此，即使是體表尚未出現結晶的早期感染者也能得到準確的礦石病診斷結果。從接受檢測到得出報告的時間間隔，最長不會超過三個小時。

在礦石病研究的發展中，除造影之外，礦石病的臨牀診斷方式還先後出現了血液檢測和組織活檢這兩種。對血液中每單位源石結晶密度的測定，以及感染者器官組織的取樣檢測，為礦石病的病理分析和後續的抑制措施規劃提供了關鍵的依據。

但是，上述兩種現代檢測手段未能得到充分普及，究其原因，部分源於技術條件的欠缺，另一部分則是預估投入成本極高所必然導致的推廣動力不足。

在治療方面，除延緩療法以外，礦石病針對性治療的關注點還集中在降低活性源石與細胞結構的結合速度這一環節上，完全治癒的方法則仍然在探索中。

根據一些礦石病抑制劑開發者提供的説明，活性源石雖然在微觀結構上呈現為顆粒狀晶體，但通過感染者體細胞膜跨膜蛋白結構的不是晶體，而是單體結構之間連接形成的“能量”。這種“能量”其實是一種實質性的物質，會在單體結構斷裂之後釋放，進入細胞結構並增生，形成新的多重結構。因此，抑制劑的作用就是“裹住”這些具有活性的多重結構晶體外殼的部分點位，阻止活性化源石內部的“能量”斷裂後向外逸散。

但抑制劑需要持續攝入，再加上它是科學前沿的實驗性產品，極其昂貴，難以批量化生產，因此無法推廣使用。

筆者不確定這種微觀結構上的解釋是否正確，因為所謂的“能量”究竟是什麼，學術界依然爭論不休，但抑制劑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特別是羅德島提供的低價抑制劑，極大控制了市面上由於事實存在的技術壟斷而導致的藥物溢價，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一部分地區感染者的痛苦。 ^[7] 

根據老李爾蘭爵士發表於939年的論文《遠古時代的礦石病》所述，礦石病最早可見於古代文明的石刻畫和原始文字中，一般以“人”“石頭”以及“災難”等文字符號相結合的形式展現。無論在何地，感染者一旦被發現，就會立刻被逐出社羣聚居地，這似乎是一種不同地域之間通用的歷史傳統。晚期感染者則會被以深坑填埋的方式處決，避免死後崩解危及社羣中的其他人。

在源石工業大發展的年代之後，礦石病已不再單純地被認為是詛咒，針對礦石病的大排查司空見慣，感染者在許多國家也得到了更為友善的對待，但它引發的社會問題反而愈演愈烈。在一些地方，感染者仍然被過於強硬的處置政策傷害，許多感染者仍然在失去自由、權利和生命的泥潭中掙扎。在維多利亞南部沿海地區一些遠離移動城市的荒地上，至今還有許多感染者定居點。這些被當地人稱為“礦石村”的固定定居點，就是由那些遭到移動城市驅逐的感染者們建造的。

創作這幅畫的傑拉德先生對感染者並無偏見，但在這裏，他依然感受到“壓抑”“侷促”和“無地自容的不安全感”，“彷彿空氣中有源石顆粒在颳着人的臉”——儘管人們已經知道感染者聚居區並不會有肉體可感的源石粉塵。

礦石病治療不再是單純的治病救人，而成了解決社會問題。同時，人們需要意識到，和礦石病治療技術一起發展的還有利用感染者的技術。

感染者體內存在大量源石結晶，因此，未經訓練的感染者可以無需施術單元就施展源石技藝。這種非常規施術能力的高低與施術者感染的嚴重程度具有一定的關聯性，且會隨病情惡化而增強。在一些臨牀報告中提到，感染者發生嚴重病變的器官可能並不會導致其死亡，反而會為其帶來獨特的源石技藝能力。

這是一個事實上有利可圖的“機會”。即使是在源石技藝盛行的萊塔尼亞，未經源石技藝訓練、無需使用受到嚴格管制的施術單元、脱離於管理制度之外的施術者，也必定會被視為對社會秩序的威脅。

此外，感染者死亡時引發的崩解現象帶來了大範圍傳播礦石病的連帶風險，它斷絕了感染者與非感染者共同生活的可能性，也使感染者幾乎不可能得到一般公眾的同情。這讓感染者在被迫背離社會主流後更傾向於對抗，整合運動就是其中非常典型和突出的案例。

在礦石病感染率日益上升的現代，一味地恐懼與迫害感染者並不能阻止疾病蔓延，只有理智地研究與反覆實驗才能讓人們攻克難關。該如何應對礦石病，該如何拯救感染者，這些問題值得每一個人深思——因為這涉及如何看待這個社會以及如何對待社會中的彼此。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