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泉

石泉（1918-2005），原名劉適，字蘧孫，祖籍安徽貴池。1938年入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1944年秋考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陳寅恪。1948年8月在華北解放區學習。1949年2月參加北平解放後的接管工作。建國後，在教育部高教司及高教部任職。1954年2月調至武漢大學歷史系任教。1980年晉升為教授，1986年任歷史地理學科博士生導師，2004年被評為武漢大學首屆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主要著作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古代荊楚地理新探·續集》《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古云夢澤研究》（合著）《楚國曆史文化辭典》（主編）等。 ^[2] 

石泉，原名劉適。1918年1月生於北京。 ^[1]  1938年秋，石泉進入被稱為抗戰時期“自由孤島”的燕京大學學習歷史。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迫關閉。1942年秋，石泉從江西興國的中學崗位上回到剛覆校於成都的燕京大學繼續學習，在此他有幸受教於先後來校任課的古文字學家徐中舒和國學大師陳寅恪兩位名教授。1944年春，石泉在徐中舒指導下完成本科畢業論文《春秋吳師入郢地名新釋》，成為他後來全面開闢荊楚歷史地理研究新途徑的起點。1944年秋，他成為陳寅恪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其碩士論文《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之中國政局》全程由陳寅恪指導完成。陳寅恪治學不尚空談，要求言必有據、立論務必實事求是，他經常對石泉提出的分析性見解從反面進行質疑，必至無懈可擊，始予首肯。陳寅恪嚴格的學術訓練和薰陶，培養了石泉日後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方法。 ^[2] 

石泉於1961年調整科研方向，開啓了他長達40多年的荊楚歷史地理研究。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石泉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他對於史料十分熟悉，善於從原始材料中發現與分析問題，在修改學生論文時總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並提醒學生沒有關注到的史料。他注重對史料進行鑑別，對於任何文獻必須弄清其淵源來歷並認真加以鑑別、核實，才引以為據。此外，他也非常重視多學科研究方法、成果的結合與互補，對地理學、考古學等領域的方法與成果十分重視，一方面是為了補充文獻記載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求得多方材料、結論的互證，檢驗自己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儘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主觀失誤。因此只要身體允許，他總是帶着有關問題開展相應的田野調查，不辭勞苦地走村訪户，考察地貌環境的變化，瞭解古文化遺蹟遺物，以與自己的文獻分析相佐證。 ^[2] 

先秦至齊梁時期的荊楚歷史地理，是石泉學術生涯中用力最勤、成果最多、歷時最長、牽連最廣、有重要突破、同時也是最引起爭論的研究領域，其成果主要集中體現於《古代荊楚地理新探》《古代荊楚地理新探·續編》和《古云夢澤研究》（與蔡述明合著）等著作及一系列論文之中。他的研究突破了千年來逐步形成的傳統解説，否定久已被公認的流行説法的觀點和體系，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義的見解。但改變甚至否定千年的傳統認識並非易事，由於攻關難度巨大，石泉的論文經常多至七稿、八稿，特別是《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故址新探》《從春秋吳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荊楚地理》等論文經過幾十年的修改、打磨後才予以發表。 ^[2] 

長期一段時期，學界對於石泉關於荊楚歷史地理的新解不予認可。由於石泉的論證結果從根本上改變了原定的併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地名體系，所以旁人無法在兩者間調和或兼顧，只能作非此即彼的選擇。有朋友曾善意地提示石泉知難而退，也有個別同行對其學術成果不以為然。但石泉依然迎難而上，從不輕言放棄或半途而廢，他強調做學問就要敢於立新説，如果人云亦云，翻來覆去地“炒現飯”，那不是學問。為此，他反覆呼籲學界就其學術新解從三個層次進行嚴格審查，即：所依據的關鍵性材料是否存在不可信靠的？如果所引據的材料可靠，對材料的理解是否有誤？如果對材料的理解無誤，是否在運用方面有片面性，或者移花接木現象？並強調“在這三個層次中，無論哪一方面是我錯了，都應認真改正。但是，如果尚不能證其必誤，那就要堅持下去，決不半途而廢。”當年，石泉的碩士研究生侯甬堅曾小心翼翼地向他詢問：“如果最後的事實不能説明先生的研究結論是對的，那該怎麼辦？”石泉聽了，像一位為科學英勇獻身的鬥士一樣堅定地回答道：“如果真是那樣，也就給後人説明了這一條路不可行。” ^[2] 

石泉早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就積極參加各種民主運動，他於1944年在成都復學期間參與籌建了“創社”，這是當時燕大民主學運的核心團體之一。由於參加地下黨領導的民主運動，石泉於1948年夏被國民黨當局列入搜捕名單。當時燕大校園中共有8位被通緝的學生，其他人在師友的幫助下逃出並輾轉進入華北解放區。但不湊巧的是，由於石泉當時正患肺病，不能長途跋涉，只能暫時留了下來。在時任校長夏仁德教授的安排下，石泉帶着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躲在學校一處人跡罕至的荒草地裏，一藏就是3天。只有在深夜時，他才可以到附近的侯仁之（後成為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家，與自己的妻子會面，作些休整，並打聽消息。8月24日一早，由於駐校軍警離開，石泉便在同仁的幫助下，穿着一身白色西裝，騎着自行車，和一位美國青年教師一同離開北平。兩人騎至北平德勝門時，見有軍警設立哨卡、盤查證件，石泉與美國青年教師以眼色會意，並排騎行，不下車、不理睬，故意用英語談笑風生。軍警未敢阻攔這位身着白西裝、滿口流利英語、又有美國人陪伴的神采洋溢的中國青年。石泉順利闖出北平城，後與稍晚出城的妻子李涵成功相聚，幾經輾轉最終到達解放區。進入解放區後，為不給他人帶來麻煩，夫妻兩人便改了姓名，“劉適”改為“石泉”，“繆希相”改為“李涵”。 ^[2] 

石泉早年有感於國患日亟、時事日非，選擇以甲午戰爭前後的晚清政局為研究對象，探討中國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源，以及甲午戰爭對於此後中華民族更為動盪歷史的影響。該研究後來形成石泉迄今所見惟一的一部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在這部著作中，石泉將民族命運、學術工作與個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為一，集“沉靜學者”與“熱血志士”於一身，既上承中國古代士人“疾世著述”的優良傳統，又下得陳寅恪的言傳身教，其年輕時的識見、功力、才學以及熱切探求救國救民之路的赤子之情得以彰顯。 ^[2] 

在1958年“拔白旗”運動中，石泉若干近代史觀點受到嚴厲批評，因他不願作違心之論，便不再講授近代史，轉而投身到與政治相對較遠且自己也饒有興趣的歷史地理研究之中。石泉之所以選擇歷史地理，一方面是受到侯仁之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家國情懷使然。歷史地理是最具有現實關懷的人文學科之一。石泉對古云夢澤富有成果的研究，幾乎成為湖北省水利工程研究、規劃與設計部門專家們所熟知的科學技術史常識。湖北江漢平原以及湖南洞庭湖平原的防洪排漬與抗旱工程，都離不開石泉在研究中所“恢復”的古水系歷史痕跡。石泉當年探索漢江改道的目的，本是論證有關先秦楚國都城郢與鄢的地理位置的研究，但他在探索過程中，注意到了漢江上游修築大壩對於漢江環境影響的問題（即自丹江口大壩建成以後，丹江口以下的漢江逐漸演變成不能長年通航的“沼澤河”，沿江自然生態環境受到極大破壞），這樣其歷史地理研究直接與當今人們特別關心的自然生態及環境研究掛上鈎。 ^[2] 

石泉曾這樣自述：“一個學者惟有胸懷天下，抱濟世之志，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才不愧‘知識分子’的稱號。”作為湖北省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他積極參政議政，為國家發展獻言獻策。如在國家決定修建京九鐵路後，有關單位對文物保護並不重視，在修築的線路上有幾處文物已被毀，如不搶救，僅鄂東段就有幾十處文物將被全部毀壞。石泉與湖北省政協幾位老同志共同提出了《京九鐵路鄂東段56處古文物急需撥款搶救》的提案，被列為省政協重點提案之一，引起了湖北省領導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最後這些文物得到了搶救和保護。 ^[2] 

在石泉的房間裏一直掛着一幅對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其中的“我心”不僅有對學術執着追求、堅持自我之心，也有謙遜仁愛、淡泊名利之心。 ^[2] 

1954年石泉由教育部高教司調到武大，按照當時的規定，有研究生學歷就可以被聘為副教授，石泉卻謙虛地説，“就當講師吧”，他的講師一當就是24年。 ^[2] 

石泉長期擔任民進湖北省負責人和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完全可以享受副省級待遇。但他無論是參加社會活動還是學術活動，都表現出謙遜和簡樸。有一次，石泉去參加省裏的會議，沒有找學校安排車輛，穿着一身便裝騎車前往，以至於被門衞攔住進行查問。還有一次，石泉需要到湖北省文化廳面商宜城發掘事宜，便和學生騎自行車前往，回校時天色已晚，文化廳廳長堅持派車送石泉回家，並另安排一位工作人員將石泉的自行車騎回去。石泉對此深表抱歉，他的學生笑言道，“先生本是怕給學校添麻煩，結果給文化廳添了更多麻煩。” ^[2] 

石泉參加學術活動時，從不接受高於其他教授的照顧，也不願在主席台就坐，對前輩十分尊重，遇到同輩人也總是謙讓有禮。1993年夏，在長沙舉行的一次全國曆史地理學術研討會上，石泉作大會學術報告，當主持人提示報告時間已到時，石泉沒有提出延長時間的請求，而是立刻拿起講稿，向主持人與台下聽眾鞠躬後，迅速離開了講台。 ^[2] 

石泉愛生如子，對學生總是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他喜歡在自家的書房裏給學生上課，課間休息時，常讓妻子送些水果、茶水、點心之類的“犒勞”；如果下課晚了，他擔心學生回到食堂沒飯吃，就留下學生一起吃飯。學生生病或有關學習方面的花銷，石泉也都會力所能及地進行幫助。有一次，他的一位學生進行碩士論文答辯，因經費不足，石泉便自己拿錢增補進去答謝了幾位校外老師，而且還不讓他的學生知曉。 ^[2] 

上世紀80年代起，石泉擔任了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等社會職務，平日十分繁忙。但他對學生的培養沒有絲毫懈怠，規定學生每週（後來改為半個月）彙報一次學習心得，形式不拘，對於學生們提出的問題總是有問必答、循循善誘。對學生期末寫的讀書札記，石泉也必認真批改，對於其中的不當乃至錯誤之處，總是細心地用鉛筆勾出，再寫上自己的看法。對學生寫的學位論文，從參考文獻的核對到文字和標點符號的推敲，以及材料的運用和文章的組織，石泉都親力親為，指導學生仔細修改。 ^[2] 

石泉在近半個世紀的教學中，培養了大量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他們都已成長為所在單位的學術帶頭人與骨幹，取得一批在海內外學術界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並使武漢大學成為繼北京大學、復旦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之後的第四個具有歷史地理專業博士學位授權點的高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