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文化

皋陶文化的內容主要是：

一、興“五教”。五教即“父義、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

二、定“五禮”。五禮即“吉、兇、賓、軍、嘉”。吉禮即祭祀之禮，凶禮乃喪禮，賓禮系部落與部落聯盟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以及與聯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間的聘享之禮，軍禮為組織氏族、約束大眾成軍之禮，嘉禮為“飲食、男女”之禮。

三、創“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撲”。甲兵，即對外來侵犯和內部叛亂的討伐；斧鉞，系軍內之刑，屬軍法；刀鋸，系死刑和重肉刑；鑽笮，是輕肉刑；鞭撲，是對輕罪所施薄刑。皋陶在習慣法的基礎上整合為“五刑”，無疑是一大進步，創我國刑法之始。

四、立“九德”。九德即寬而慄（秉性寬弘而有原則）、柔而立（性情温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質樸而能尊賢）、亂而敬（有才而能敬事）、擾而毅（謙和而有主見）、直而温（正直而不傲慢）、簡而廉（具大略而能務實）、剛而塞（果敢而不魯莽）、強而義（剛強而不任性違理）。皋陶製訂的“九德”，內涵包括人的秉賦、氣質、品德、才幹等許多方面，是所知的我國曆史上最早考察、選拔公職人員的標準。

五、親“九族”。九族即部落聯盟核心的親屬部落。部落聯盟是一個鬆散組織，聯盟沒有可靠力量作後盾是維持不下去的，所以親“九族”亦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一項重要的政治策略。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安邦之道。

歷代史籍記載：“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獄而法律存”、“《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皋陶説：“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此可見，皋陶刑法是中國最早系統和制度化的刑法，是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刑法開端。夏朝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呂刑”，都是從皋陶之刑發展而來。皋陶的“五刑”早於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皋陶被尊為中國的“司法始祖”。皋陶的法治思想為後世的法制起了典範作用。

他執法嚴謹，對過失犯罪者儘量寬恕，對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從嚴懲處，對罪疑者從輕處罰，在殺人的問題上更加謹慎，不傷無辜。他執法公正，“決獄明白”，“聽獄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無虐刑”，“天下無冤獄”。他注重教化，“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主張以“法治”輔助“德治”，希望最終實現社會上沒有犯罪行為的大治局面。

皋陶生活的年代是我國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最後階段，正處於文明時代的門檻。皋陶對聯盟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改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那時，部落林立，號稱“萬國”，信仰、習俗不一。他倡導並施行的“五教”、“五禮”、“五刑”、“九德”、“九族”，對於加強部落、部族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繫和融合，促進國家的產生，都發揮了顯著的作用。皋陶思想是儒家學術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皋陶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是留給後人寶貴的精神遺產。 ^[1] 

皋陶是東夷少昊之後，生於公元前21世紀，是中國司法的鼻祖。

他輔佐夏禹理政、治水和發展生產，併為融合夷夏和後來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巨大貢獻。皋陶與堯、舜、禹齊名，被後人尊為"上古四聖"。禹根據皋陶的品德和功勞而舉他為繼承人，並授政於他。但皋陶未繼位即去世，禹便把英、六一帶封給其後裔。唐玄宗以李氏始祖皋陶為榮，於天寶二年（公元743年）追封其為“德明皇帝”。 ^[3] 

為了紀念皋陶，後人修建了皋陶墓和皋陶祠。皋陶墓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安徽六安城東，頂有黃慄樹一株，形若傘蓋，前有石碑一方，上有清安徽布政使吳坤修書"古皋陶墓"。唐代詩人皮日休和宋代大文豪歐陽修、蘇軾等曾為皋陶墓賦詩、撰文。皋陶祠位於墓北35m，系清乾隆年間修建，咸豐年間毀於大火，光緒年間重建。為了進一步弘揚皋陶文化，開發旅遊資源，正在規劃興建皋陶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