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譜

bǎi jiā pǔ ㄅㄞˇ ㄐㄧㄚ ㄆㄨˇ

南朝梁時王僧孺所編的官修士族世系譜。亦省作“百家”、“百譜”。

在這種官撰的譜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進去，每姓士族又都詳細列其成員的名字、官位及血緣關係，這就是簿狀譜牒。所謂“考之簿世然後授任”（《太平御覽》卷二一四引《晉陽秋》），“有司選舉必稽譜籍”（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這種官修的譜牒。官修譜牒不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關，而且是一項十分繁雜的工作，要對所有自認為是士族，並將其家譜上之於官的家族進行甄別、認定，還要根據情況的變化不斷修訂與重撰，所以朝廷設立專門的常設機構圖譜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來執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載沈約語），並汲收對譜牒有研究的學者參與其事。

東晉南北朝時門閥士族制度充分發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據譜牒來確認，人們入仕做官要根據譜牒來認定門閥的高卑，所以譜牒之學就成了一種專門學問，有專門的人從事研究。天下那麼大，士族那麼多，它們之間的關係又那麼複雜，每個家族的歷史，近的興起於魏晉之際，遠的則要追溯到東漢中葉，少説也有幾百年，要搞清楚他們內部和他們之間的各種關係（如：血緣關係、名諱、官位、姻親等等），確非易事。再加上許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譜牒，而許多庶姓大族還採取冒名頂替、偽造家世等手段企圖擠進譜牒，這就進一步增加了譜牒修撰的艱鉅性。東晉初年蘇峻之亂，把原來的譜牒焚燬了，後來重修，稱為“晉籍”，其分量之大競有東西兩庫（《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這樣繁雜的工作，沒有專門學問，不作專門研究，的確是不行的。所以從西晉以後，到南北朝時，畢生研究譜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孫幾代從事譜牒研究，從而出現許多著名的譜學家。 ^[1] 

西晉（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譜學家是摯虞。摯氏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僕卿。摯虞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認為漢末以來天下喪亂，許多世家大族，雖子孫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蹟，辨其家族的由來，於是撰《族姓昭穆》十卷，進於朝廷（《晉書》卷五一摯虞傳）。此書早巳遺佚，我們不能確知其內容了。所謂“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謂“昭穆”即父子祖孫的血緣關係，這是現在所知道的當時第一部記載天下士族血緣關係的正式譜牒。因為它“定品違法”，大概是觸動了一些顯赫的大族，為人們彈劾。它有沒有成為官書，我們也不得而知，從晉武奇特詔原諒其“違法”的過失來看，大約是被欽定為官修譜牒了。

東晉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譜學家有賈弼之、賈匪之、賈淵祖孫三人和王僧孺。賈氏為南渡的平陽大族。賈弼之在東晉太元年間由朝廷委任撰修譜牒，於是“廣集眾家，大搜羣族”（《南齊書》卷五二賈淵傳），撰成《十八州士族譜》百帙，共七百餘卷，繕寫抄定，藏在秘閣，另抄別本藏於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淵，世傳其業。齊永明中，賈淵與王儉共同參撰《百家譜》，又撰《氏族要狀》、《人名書》等譜牒，並行於世。譜牒研究成了賈氏世傳的家學。王僧孺出身於東海王氏。他在梁代繼續賈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當是修訂賈弼之之書）、《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此時的譜牒之學，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南史·王僧孺傳》

自桓温首創土斷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譜》，都説明士族與朝廷爭奪民户，朝廷並不能改變這個形勢。---范文瀾、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二編第五章第二節。

湛（劉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南史·王僧孺傳》

北朝顏之推作《觀我生賦》，自注説，中原士族，隨晉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東有《百譜》（《百家譜》）。---范文瀾、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二編第五章第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