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時代

《白銀時代》是《時代三部曲》之二，由一組虛擬時空的作品構成的長篇。這組作品寫的是本世紀長大而活到下世紀的知識分子，在跨世紀的生存過程中，回憶他們的上輩、描述他們的上輩、描述他們自己的人生。與其説這是對未來世界的預測，不如説是現代生活的寓言，是反烏托邦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未來世界不僅不比現在更好，反而變本加厲地發展了現代生活中的荒謬。知識分子作為個體的人，被拋入日益滑稽的境地裏。作者用兩套敍述，在一套敍述中，他描寫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畫家、小説家，以及他們不同尋常的愛情；另一套敍述，則描寫他自己作為未來的史學家，因為處世要遵循治史原則而犯下種種“錯誤”，最後他回到原來的生活、身份，成了沒有任何慾望的“正常人”。這兩套敍述時時交叉、重合。在所謂的寫實與虛構的衝突裏，作者創造出任由他穿插、反諷、調侃和遊戲性分析的情境來。 ^[1] 

《白銀時代》設定的時間是2020年，“我”受僱於一個寫作公司，過着“寫作的生活”。但實際上，“我們”並沒有自己的寫作，也沒有自己的生活。從寫作到做愛，一切都被規定。《白銀時代》裏一道熱力學的謎語揭示了烏托邦世界的最根本的性質——“將來的世界是銀子的”。這一謎語在小説中被重複了多次。在小説的第四節，“我”揭出謎底：老師説的是熱寂之後。“在熱寂之後整個宇宙會同此涼熱，就如一個銀元寶”，世界就成了一塊銀子，“在一塊銀子上，絕不會有一塊地方比另一塊更熱”。這個答案正是烏托邦世界的一個最形象的比喻——烏托邦世界正是一個沒有差別，也不允許存在差別的世界。熱寂，意味着世界歸於同一。換句話説，和白銀時代一樣，烏托邦完美的背後其實意味着大一統。而一個社會要達到這樣，唯有通過極權與專制。這是王小波作為理工科出身的作家，對於現代烏托邦的統一狀態的天才想象和創造性描述。

在《未來世界》中，“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公司”是整個社會的最高權力機構之一。在上篇《我的舅舅》中，舅舅是位己經死掉的“上世紀末”的作家，“我”是個“有執照”的歷史家。執照來之不易，但“我”因為寫《我的舅舅》犯了“直露”的錯誤，歷史家執照被打洞，“我”被送去學習班跟小説家、詩人、畫家一起接受思想改造。在下篇《我自己》中，“我”因犯比“直露”更嚴重的“影射”錯誤，被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公司取消身分，沒收一切，重新安置，並被安插女特務監視。後來“我”當了寫手，工作輕鬆，但每月領工資時要遭受羞辱性的鞭笞。“我”終於回到了原來的生活，得回了原來的一切，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但在受了鞭刑之後，“我”終於知道，“我再沒有精力、也不想再犯思想錯誤了”。“我”回到了秩序井然的烏托邦世界，成為一名“知識工人”，但“我”卻完全失去了創造力和生命慾望。 ^[2] 

《2015》中，敍述者所要描述的是從20世紀末到2015年的事情。那時小舅王二是個畫家，他的畫誰也看不懂，因為“無照賣畫”，屢次被抓進派出所。最後舅舅被押進北京專門改造新潮藝術家的“習藝所”進行思想改造。改造的方式是用電刑機對付回答問題時犯錯的人。之後小舅從習藝所逃跑被抓後被一個女警察押去渤海邊上的鹽鹼地上刨鹼進行勞改，女警察則裸體曬日光浴，然後用手槍逼著犯人“性服務”。後來“我”因為發現用一行公式加上一台破爛電腦就能作出小舅的畫而幫小舅平反，小舅被放出，與女警察結婚，成為美協會員，從此江郎才盡，一切都變得平淡無奇。

《2010》是《2015》的前身。《2010》的敍述者“我”是畫家王二。王二住在北戴河這個“新興工業城市”，主持柴油機的設計。此時成年男子易得數盲症，一旦失去數字概念，就改當領導，漂亮女人都嫁給數盲領導，都有非數盲的情夫。而非數盲大都是改造了的藝術家（王二本來是畫家）。在小説所描述的數盲統治非數盲的世界中，非數盲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舉行一場party，而且專挑上班時間，動用公家財務盡情狂歡。由於狂歡過火，數盲們被激怒，party發起人王二作為“罪魁禍首”被施以鞭刑。王二在受過鞭刑後，終於意識到，這是一個隨時可能爆發的、充滿危險的國度。 ^[2] 

1992年，王小波辭去教職成為自由撰稿人，在此後的五年中，他完成了“時代三部曲”，《白銀時代》完成於1996年秋季。 ^[4] 

“我”在一個寫作公司上是一個頭頭，所以，除了搞創作以外，“我”的另一項任務就是審閲下屬的文稿、並槍斃它“我”的上級是“我”的翻版，“我”的小説《師生戀》也一再被否定，理由只有一個，即脱離生活，它們不是真正的小説。所謂真正的小説，也就是不虛構的小説，寫真實生活的小説。總之，“人在公司裏只有兩件事可做：槍斃別人的稿子或者寫出自己的稿子供別人槍斃。” ^[5] 

作品中所謂“現實”中的“舅舅”不是個經得起推敲的活生生的“人”，“傳記”中的“舅舅”，也是一個生活在荒誕世界中的一個符碼。

舅舅沒有豐富的個性特徵，他只是一個藝術家的符號，想要畫畫，卻因為沒有“執照”而屢屢被派出所拘留。後來“舅舅”又被強行送進“習藝所”裏，經歷了種種奇怪的人和事。“舅舅”還有一些非現實的特徵，如“我舅舅外斜視，我覺得他眼中的世界就如一場寬銀幕電影”。當“舅舅”被激怒時，就“一聲不吭，只顧鼓起雙腮，往肚子裏咽空氣，很快就像個氣球一樣脹起來了”。 ^[6] 

烏托邦一詞脱胎於托馬斯·莫爾的同名小説，烏托邦小説是一種描述理想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的文學，指向是人類永恆的精神追求。反烏托邦是烏托邦的一個分支，是一種否定之否定購社會想象，當一部作品對未來的可怕幻想代替美好理想時，這部作品就變成了“反烏托邦”的諷刺作品，反烏托邦作家對邪惡事物的到來加以預警，希望他們的預言不要變成現實。

王小波的《白銀時代》就屬於反烏托邦文學。王小波以他挑戰禁忌的膽識，以他的幽默反諷才能和想象奇特，使他的文學作品獨樹一幟。《白銀時代》裏的人被無限弱化和壓抑，在這部小説裏王小波以反烏托邦的書寫形式摧毀了烏托邦的美好，對未來的質疑焦慮不斷訴諸筆端。

王小波用他獨特的書寫方式構建了—個反烏托邦。人們失去自我，生活沒省意義，世界讓人陌生。在《白銀時代》中傳達給讀者一個信息，要想使惡的烏托邦成為真正的美好的烏托邦，知識分子要敢於“説出真理，暴露謊言”。在王小波的精神世界他認為思維不僅是一種樂趣還是人快樂的本源，因此王小波的創作中總是提倡自由，王小波在《未來世界》序言中説：“我喜歡奧威爾和卡爾維諾，這可能因為，我在寫作時，也討厭受真實邏輯的控制，更討厭現實生活中索然無味的一面”，想象有時比現實更重要。王小波通過自由知識分子的書寫提出了要彰顯人的獨立精神，表達了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深切關懷，對扭曲畸形社會文化現象的警示——迷失大久的人帝要精神上的迴歸，人應該被關注。 ^[7] 

王小波的反烏托邦敍事不僅指向歷史，而且指向未來。《白銀時代》的四個作品構成了王小波的反烏托邦小説系列。王小波可以稱為是消解烏托邦的高手。王小波作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文學代表人物，在他的未來小説中，插科打諢，尖酸戲虐，玩世不恭的調侃，使得狂熱時代的神壇顯得滑稽可笑。在《白銀時代》中王小波表現出了很高的“反烏托邦”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他的未來小説雖是混亂的反烏托邦，但是卻無憤世嫉俗的調子。主題還是比較嚴肅的。

王小波未來小説的真正主題在於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他用反諷的手法將歷史和荒誕的現實以一種黑色幽默的形式展現在讀者面前。王小波運用幽默調侃的方式，機靈的戲謔解構生活中的障礙。增加了小説的趣味性。 ^[8] 

王小波在《白銀時代》用的敍述手法有兩種不同的敍述情節，內容同樣是寫師生戀。敍述者在第一種的敍述裏是一位在寫作公司小説室裏寫故事的人，他和老師戀愛；而他在第二種的情節敍述裏是在小説室裏寫的小説，寫的也是師生戀。敍述者的“我”和小説的“我”是重迭的，敍述者的“老師”和小説的“老師”也是重迭的，在《白銀時代》裏，作者描寫敍述者的“我”和小説的“我”混擾着寫，很難分辨出中間的界線。 ^[9] 

作者為什麼除了用敍述者直接寫師生戀，還要通過寫小説的工作去詳細的描寫師生戀的細節？那是因為師生戀這個觀念在正常的社會里面是受非議的，形成了對正常價值觀的顛覆作用。

社會已經有一系列的價值觀，作者通過第二種的敍述聲音顛覆既有的價值觀。既有的價值觀和小説所展示的第二種的敍述聲音形成了角力，意圖打敗、或是意圖掩蓋正確的價值觀。然後王小波又在《白銀時代》用隔一層的敍述手法寫小説裏的師生戀，使得雙重的情節敍述在不同意識的角力中，和社會的模式衝突時設立一個緩衝區，甚至使得“師生戀”這種意識形態在虛構和想象當中醖釀着。

甚至在描寫人物方面，王小波用了許多物化的象徵，他幾乎對所描寫的人物，都利用了動植物和鳥類的比喻和象徵；尤其是寫人的時候，用了許多的比擬手法，然而不是擬人，而是擬物。王小波把人和鳥獸類、人和花草樹木的關係拉得十分靠近。人物雖然生活在都市，但是他不直接描繪都市生活，他用比喻、隱喻和比擬手法，把人比擬成物。

作者安排敍述者“我”的存在是原始的生物的生命，他是侏羅紀的蛇頸龍，這蛇頸龍具有原始的特性活下來，如果要絕種就絕種，是不必刻意經營。其它角色如女同事是棕色的齧齒動物、是豬、是母蝗蟲、蜘蛛精、蝙蝠，那是企圖為了生活將她自己轉化，以致能適應生活的模式，如女同事想寫小説，但根本沒有能力，於是要去體驗生活，成了吃掉大量習題的母蝗蟲；而上司是克利奧佩特拉的角色，是有權柄的；老師是個希臘裔的貴人——克利奧佩特拉本人。這是物化意象清楚造成人物生命的模式。 ^[9] 

作者用小説的虛構和想象，用物化的角色去詮釋小説的社會意識、人際關係，甚至世界觀。而小説人物是活在“白銀時代”，受白銀時代的文化意識所影響，甚至隱藏的作者是受白銀時代所影響。 ^[9] 

王小波的作品，充滿了對知識分子、藝術家的諷刺與批判。他在《2015》中，寫到“領導教訓舅舅説：好的作品應該讓人看了心情舒暢，不該讓人頭暈。小舅舅就頂嘴道：那麼開塞露就是好作品？”他用這種黑色幽默的語言表現出了對作為知識分子的“領導”的諷刺。同時，也體現了王小波在寫作時，敏捷的思辨能力。與同樣諷刺知識分子的王朔相比，王小波在小説中對知識分子的挖苦、調侃要較王朔更勝一籌。然而，他卻得到了知識界的認可。其原因是王小波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善意的。他是在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支配下的叛逆與嘲諷。而王朔的尖鋭的諷刺卻是在順應現實與躲避慘烈的人生的前提下體現的。所以，王小波的敍事語言更具有建設性。 ^[8] 

王小波在《白銀時代》中，擺脱了對於傳統文學語言的盲從，以旁觀者的角度重新回顧和認識歷史，對現存體制、科學意識、倫理觀念等方面問題的做更深的探討和表達。在《2015》中，作者在描寫小舅家裏的賊時寫到，“作為一個善良的賊，他對失主的道德修養一直很關心。”在傳統道德評價中，賊自身就是不講道德的，作者不僅用“善良”來形容他，而且還讓賊去關心失主的道德修養，充滿了戲謔和反諷的色彩。 ^[8] 

王小波的未來世界中到處是各種刑具，除了十字架，還有皮鞭、電椅及瓦斯等。這些工具載着邪惡的陰影，帶給了人們痛苦與災難。它們對人們施以酷刑的結果既沒有毀滅人的身體，也沒有讓人向天國靠近，卻讓人們心甘情願地受奴役和屈從安排。在這樣的世界裏，人的正常訴求遭到排斥與否定，到處充滿痛苦、夢魘與迷茫。人們幻想中的烏托邦是一個寓言，是一個陰霾潮濕的世界。“我”經常夢見自己在灰濛濛的沙漠裏，被釘在十字架上，老師用鋒利的木樁刺穿“我”的心臟，夢中，“我”鮮血淋漓，在劇痛中顫抖，但卻沒有恐懼之感。這個夢的寓意就像《白銀時代》中所説的：“在劇痛中死在沙漠裏，也比迷失在白銀時代裏好得多。”這是一個生活在白銀時代裏最清醒的聲音，這種聲音裏流露出的是他真切的生命體驗，但這種聲音同樣是脆弱的。最後，“我”帶着殘酷的痛苦離開了荒漠，又回到了白銀世界裏。在經過酷刑的折磨後，“我”回到了原來的生活，繼續麻木着，像行屍走肉一樣。人有勇氣反抗荒誕，卻無法改變荒誕本身。烏托邦是荒誕的，是不可改變的。這種“反抗無效”的情結，表達出王小波對烏托邦社會的不滿，對人類未來生存境遇深深的憂慮；同時傳達出他的一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宿命感。 ^[10] 

十字架作為一種刑具是代表死，那麼耶穌在十字架上死後3天又復活就代表“生”。肉身雖然死掉，但精神卻復活了。所以，王小波認為十字架是鳳凰浴火重生的象徵。作者對烏托邦世界有着清醒的認識，對其中的專制與極權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不甘心人類在烏托邦的統治下受盡痛苦死去。所以，他選擇了十字架這種刑具，希望人們在肉身死亡後煥發出新的精神生命，以重生的新鮮生命去迎接一個嶄新的世界。這裏寄託了他對理想世界的希望，人們可以不再受奴役，在一片自由的天地裏快樂的生活。王小波在反烏托邦的同時，又對人們寄予了期望。批判自由的淪喪，呼喚人性的迴歸，也渴望自由和人性的復活。他是借十字架的復活意義彰顯其對美好未來的信心。

王小波以“性”這一意象作為進入那個時代夢魘般迷宮的指引，憑藉其獨特而生動的狂歡化敍述，在一個特殊的年代裏凸現了高貴的人性力量，同時也與殘酷而罪惡的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反諷。

在白銀時代裏，生存的本相就是“無我”，人是一個乾癟的符號。所有的生活都在一套循環的模式裏進行着，服從是人生存的前提條件，人被圍困在極端嚴密的荒謬情境中。這種被管制與束縛的極狀況就是，連最隱私的夫妻生活都要在權力的安排和指揮下進行。在《未來世界》中，性生活都被編號和按順序進行，從M1到M2，再到M3……活生生的性慾望變成枯燥的、毫無感情的性交，最後導致女人們變成了性冷淡的患者，男人則變成性無能。極權不僅禁錮了人的行動與思想，還管制了人的感情生活。人的性生活被壓抑，這無疑是權力實施的最極端狀態。對這個荒誕的時代，性權力不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力。對此，王小波文學想象的方式就是描寫肆無忌憚的性愛，以此來對抗烏托邦的禁慾主義傾向。 ^[10] 

評論家朱航滿：“白銀時代”系列是王小波寫作生涯中最後的完整作品，敍事的動作性微弱到極點，色調也空前灰暗，這是由作品的主題和題材決定的——關於“寫作”或“創造”本身遭遇閹割的故事。 ^[11] 

符號學教授趙毅衡：“（在《白銀時代》中）王小波的未來雖然都是秩序混亂的烏托邦，他討論的主題至為嚴肅，但是他的文字覺悟憤世嫉俗的調子，或先知式的警示。他不斷訕笑人類的未來，時而拋出皮裏陽秋的妙言，使他的敍述一直沒有丟開從容灑脱的風度。具有強烈現實批判性的未來小説，達到如此絕妙的反諷境界，確實不容易。” ^[12] 

王小波，1952年5月13日出生於北京。1968～1970年雲南農場知青。1971～1972年山東牟平插隊；後擔任民辦教師。1972～1973年北京牛街教學儀器廠工人。1974～1978年北京西城區半導體廠工人。1978～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經濟系學生。1982～1984年中國人民大學一分校教師。1984～1988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生，獲碩士學位。1988～1991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1991～1992年中國人民大學會計系講師。1992～1997年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逝世於北京。終年45歲。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