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文會館

1864年1月，美國基督教傳教士狄考文攜其新婚妻子抵達登州，進行傳教活動。但在傳教過程中，他親身領略了成年人的“敵視”情緒，從而萌生了培養兒童的想法。在其妻的協助下，狄考文租了座廢棄的寺院，辦起了蒙養學堂。第一期只招到六名學生，都是貧農子弟。狄考文不僅免去了學生的學費，還提供衣履、靴襪、飲食、筆墨、紙張、醫藥、燈火及歸家路費。這六名學生，除一人讀過一年私塾，其餘皆“不知讀書為何事”者。學堂是啓蒙性質的，學制為六年，由於學生流動性大，真正學完全部課程的人很少。

1872年，九年間共招收85人，“學滿6年者僅4人”。不過這時學堂已有了一些聲譽，在校學生已達22人，為學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同年，狄考文下決心提高學校層次，他為已畢業的學生又設計了4年課程。

1876年，學生鄒立文、李青山、李秉義3人完成了全部10年的課程。狄考文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畢業典禮，並將學堂定名為文會館，宣佈鄒立文等三人為該館的首屆畢業生。為了培養更高層次的人才，狄考文決定進一步提高辦學層次，辦一所大學。

1881年，狄考文向美國長老會總部提交了把文會館建設成為正式大學的計劃書。其內容包括：登州文會館擴建為大學，定名山東書院；在基督教影響下，對學生施以充分的中西學教育；所有課程都用中文教授；設立大學預科；逐步實現學生自備學費，儘快培養一批能勝任教學工作的中國籍教師；學校向中心地區遷移。

1882年，美國紐約長老會總部正式批准文會館為大學，並增派傳教士幫助辦學。學校規模又有了新的擴大。文會館正齋學生，既可以從備齋學生中擢入，也可以從萊州、青州等地的教會中學畢業生中選取。

1897年9月5日，美國傳教士路思義和妻子伊麗莎白斯受美國基督教差會長老會的派遣來到中國，路思義在文會館擔任物理教師。

1897年至1900年間，正是中國大亂的年頭。先是德國人佔領膠澳（青島），繼則一百天的戊戌變法失敗。全國上下，一股反洋仇洋的情緒在滋長。

1900年春，義和團運動興起，所有在華的外國人惶惶不可終日，文會館的課也上不下去了。在登州的傳教士紛紛去煙台轉朝鮮漢城避難。

1904年，登州文會館遷移濰縣，與英國浸禮會在青州創辦的廣德書院中的大學班合併，更名廣文學堂。

1917年，廣文學堂和青州的神學院遷濟南，正式組成為濟南齊魯大學，下設文理學院、醫學院、神學院。

1929年，遵照南京國民政府法令，大學要在政府立案，不準開設神學院，神學院獨立，稱齊魯神學院。

在中國傳統教育根深蒂固的氛圍下，登州文會館一開始就採用了現代的教學制度和教學方法，在辦學目的、方向和體制上衝破了傳統教育的藩籬，使西方新的教學方法得以在山東立足，培養出了中國第一批有資格走上高等學府講堂的能夠用中國語言講授自然科學的教師。

1898年，光緒皇帝採納了維新派的主張，實行變法辦洋學堂，聘任北美基督教新教長老會教士丁韙良為總教習，並授權他選聘劉永錫、於志聖、仲偉儀、王長慶、棊鴻奎、連英煌、朱葆堔等八名登州文會館畢業生任數學、物理和化學等西學教習，還聘請多位漢學教習，共同創辦了京師大學堂。

1901年初，慈禧發佈實行“變法上諭”。當年舊曆七月，下令廢除八股。8月2日，又下令把各地書院都改為學堂，並要各省都設大學堂。山東巡撫袁世凱知道辦洋學堂很重要，清軍修械所的技師都是狄考文培訓出來的，他還參觀過登州文會館的現代實驗室並與校長狄考文和赫士私交甚深，懇請狄考文和赫士幫他創辦山東大學堂。校長赫士博士親自掛帥，帶領文會館教習和畢業學生以及赫士夫人富知彌和文約翰、維禮美森等美籍教習，沿用登州文會館辦學的方法、條規，採用文會館的課本、教材及教學儀器設備，參照文會館辦學的各項經費開支編制預算，於1901年10月，在濟南濼源書院創辦山東大學堂。可見，登州文會館在山東大學堂的初創階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山東大學堂創辦後，清政府諭令全國各省“立即仿照舉辦，毋許宕延”，於是，全國各省都遵照清廷嚴令，紛紛仿效山東辦學的經驗，爭聘文會館畢業的學生為教習。當年，除貴州外全國各省的大學堂，上海、天津等地官辦的格致院、南洋公學、北洋師範、江南大學以及保定、奉天、雲南的武備學堂，各省官辦的師範、方言、法政、農業等學堂都聘請文會館畢業生前去任教習。如李天相、宋景清、朱堡琛、陸之平、周雲路、馮文修等任山西大學堂教習；朱學儒、生格敬、邵次明、王仰之、周益訓、陶立等任雲南大學堂教習。因各省辦大學需要的師資太多，文會館畢業生有限，且多在教會學校裏任職，後來連文會館肄業的學生也都被聘去。當年，慈禧太后還曾嘉獎袁世凱和赫士博士，並授命赫士替清廷制定全國的辦學規劃、方針、政策以及各種規章制度。

登州文會館作為一所教會學校，能夠長期存在並傳播和介紹西方近代科學，並且有所發展，以至於發展成為著名的齊魯大學。這種辦學實踐本身，就有力地衝擊和改變了傳統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思想，使清末教育改革得以率先在山東順利進行，繼而遍及全國。正如於中旻博士在《狄考文與中國哈佛大學》和《翼報》中稱：“對於清末及民國初年，中國教育體制的建立，文會館貢獻很大。” ^[2] 

文會館分備科和正科，讀書九年。

狄考文親自編寫課本，包括數學、物理化學以及聖經、國學、英文；狄考文的妻子則講授歷史、地理、音樂等。狄考文還根據自己學習漢語的經驗編寫《官話類編》，成為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學習漢語的必備教材，也為未來的齊魯大學成為國內唯一一所主要採用漢語教學的高水平教會大學打下基礎。作為中國最早的白話文教材之一，《官話類編》一直到新文化運動後才被新教材取代 。

文會館除講授國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外，還開設心理學、邏輯學等社會學課程和音樂課程。文會館的音樂課程由狄考文夫人邦就烈（Julia A. Brown）負責，1872 年她收集自己的講義出版了《樂法啓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音樂教材，文會館開創了我國近代音樂教育的先河。 ^[3] 

文會館大學部的課程主要有兩大類：聖道文學、天化格算。具體是：四書五經、策論經義、中國史記、萬國通鑑、福音合參、天道溯源、省身指掌、救世之妙、是非學、心靈學、富國策、圓錐曲線、微積分、天文學、代數學、地理學、地理志、地石學、測量學、數學、化學、樂法、體操。

為了加強學校管理，文會館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規章制度讓學生遵守，像禮拜制度、齋舍制度、講堂制度、放假制度，以及一些禁令（包括禁煙、禁鴉片、禁酒、禁謊詐等）和賞罰條款等。

同時，文會館規定了嚴格的考試和升留級制度。考試分為日、季、年試。日試為口試，教習暗記分數；季考為筆試，主要考查學生對“學理”領悟情況；年考以數學、代數、五經為主，不及格罰令復學。正齋學生逐一通過六年的所有課程的考試，頒發列有所學課程的畢業文憑。

在教學實驗設備方面，鍋爐、蒸汽機、柴油機、電動機、發電機、銑牀、電鍍設備、磨光機、螺絲機，化學藥品、瓦斯燈、燒焊用具、各種電池、顯微鏡、望遠鏡等一應俱全。當時在整個中國也沒有幾處設備這麼先進、齊全的學校。也正是在登州文會館時期，狄考文和教師鄒立文合作，最早將阿拉伯數字引入中國。

文會館辦學40年，培養出的正式畢業生僅200餘人，人數雖少，但卻對山東乃至全國的新式教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文會館畢業的學生有馮志謙、郭中印、連志舵、李星奎、王振祥、郭風翰、趙策安、張正道等人。

1864年，蒙養學堂時期，狄考文聘請了一位受洗入教的中國儒師教授經學，他親自教常識、算術，他的妻子教授地理、音樂，還請了一位中國老婦人“司廚”。

1897年，美國傳教士路思義在文會館擔任物理教師。

自1864年到1904年，登州文會館辦學40年，聘請的外國教習是很少的。除三任監督狄考文、赫士、柏爾根外，僅聘過三個外國人為正式教習。學校教授自然科學的教習主要由本校畢業生擔任。前後留校任教的畢業生有20人之多。文會館教習張豐年(化學)、劉永錫(化學)、王錫恩(天算物理)、仲偉儀(漢學)、劉光照、王執中、姜漁渭、劉玉峯、周文遠、李光鼎、羅繩引(漢學)。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 – 1908，美國賓夕法尼亞人，神學和法學博士，基督教北長老會傳教士，著名教育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

1863年底來華，率先在中國建立從小學到大學的現代教育體制。

1890年被基督教來華傳教士推選為“ 中華教育會”首任會長。主持翻譯的《官話和合本聖經》被海內外認為是最規範的白話譯本，其語言成就對新文化運動初期中國新文學起到了催化和示範的作用。

現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原齊魯大學校園）內保存完好的考文樓（教學五樓）即為紀念狄考文的卓越貢獻而命名。 ^[3] 

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1851-1944，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教士。

1882年來華，創辦山東第一家報紙《山東時報》。

1896—1901年任文會館館長。

1901—1903年任山東大學堂總教習。

1904—1919年任齊魯大學神學院教授。

1919年創辦華北神學院，1922年遷往滕縣。首創“ 化學” 學科名詞，編譯出版《天文揭要》、《聲學揭要》, 《熱學揭要》,《光學揭要》等十幾種教科書和著作，對中國現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1942年與其他英美人士一起被日軍關押在濰縣集中營。1944年在集中營逝世。 ^[3] 

柏爾根（Pall D. Bergen），1860 - 1915，美國基督教北長老會傳教士。

1893年到登州文會館任教。

1901年接替赫士出任監督。

1904年隨文會館一起遷濰縣，繼續擔任廣文學堂監督。

1915年病逝於濰縣。

現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原齊魯大學校園）內仍有保存完好的“ 柏爾根樓 ”即為紀念柏爾根的傑出貢獻而命名。 ^[3] 

邦就烈（Julia　A.Brown），1837-1898。

狄考文原配夫人邦就烈，又名狄邦就烈。

1863年隨狄考文到達登州，一生在登州傳教、辦學，把全部心血都獻給了登州蒙養學堂和後來文會館的學生們，深受學生愛戴，被譽為“育英壽母”。

她在文會館開設音樂課程，系統地講授樂理知識、唱歌知識和填詞譜曲知識，開創了我國近代音樂教育的先河。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