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道遠

畢道遠 (1810—1889) 字仲任，號東河。清朝八大書法名家之一,淄川縣萬家莊(今淄博市周村區王村鎮西鋪村) 人。清廷官吏。1839年(道光十九年)中舉人，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中進士，初任翰林院散館檢討、山西正主考官、記名御史、司經局洗馬。1851年 (咸豐元年) 充國史館纂修，後歷任翰林院侍講、侍讀學士、文淵閣校理、順天鄉試同考官、廣西正主考官，國子監祭酒、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兵部侍郎、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總督倉場。1882年(光緒八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順天鄉試副主考兼署兵部尚書。後任禮部尚書、經筵講官、武英殿總裁、玉牒館副總裁兼管順天府府尹。

他遇事敢直言。1861年(咸豐十一年)，英法侵略聯軍兵臨北京城下，咸豐皇帝急召諸王公大臣商議對策。眾大臣依違兩可，惟獨畢道遠“以死社稷時，大忤肅相之意”。任山西正考官期間，將所得俸祿大部資助貧寒學士。三任總督倉場期間，奏請同治皇帝改革江浙漕糧海運天津的辦法。同時，他廉以持己，嚴以御下，革除陋規，從而澄清了多年積弊，使那些玩弄手法，暗中作弊的胥吏均不得私肥。畢道遠居官清正，治家儉樸。其夫人邵氏30餘年布衣荊釵，自己擔水、舂米。因其功德並重，光緒恩准在紫禁城騎馬，晉見皇帝無須引見。他性情倜儻，風趣幽默，喜歡作詩，其書法名重一時，有若干作品傳世。

畢道遠任山西鄉試主考期間，一些人想方設法給他送禮，都被他嚴詞拒絕，他不但不收考生絲毫禮物，反而把自己的俸祿全部補給貧窮考生，一掃科考場上的腐敗風氣。“畢太史進山西，只選才不收禮”的歌謠不脛而走。道光皇帝把載譽歸來的畢道遠擢為司經局洗馬侍講侍讀學士，把培養太子的重任交給了他。

畢道遠三任總督倉場期間，管理認真，不徇私情，不受屬官賄賂，從而杜絕了多年積弊，黴糧不入倉、倉糧不黴變。由此，京中有歌曰：“畢公督倉場、不食發黴糧”。

畢道遠雖身居高位，但總能貼近百姓，謙恭對人。每次回祖籍探親祭祖，他總是將其八人大轎留於濟南或章丘城，不顧年事已高，百餘里路騎毛驢而行，距村數里即下驢，藍布衣、老布鞋，手拿旱煙袋，見父老彬彬有禮，毫無官態。

光緒年間，畢道遠為建八支家祠事回萬家村，因他不是在本村長大，人們多不認識他，這次聽説他來了，便爭相前來看看尚書大人的尊容。由於工地上人很多，許久未能辨認出來。後經人指點，方知那位身穿粗藍布衣，吸着旱煙與工匠交談者便是畢道遠，人們方知尚書大人竟然如此儉樸。“青袍尚書”由此得名。

還有一次，他獨自在村頭散步。村邊有個大崖頭，下面一推車人招呼他幫助拉上車去。他立即放下煙袋，幫着把車拉了上來。後有人告知那推車人説，那幫你拉車的是畢尚書，推車人既驚恐又感動。後來就到處誇耀説：“畢尚書幫我拉小車了!”一時“尚書拉車”成為美談。

畢道遠公正嚴明，從不枉徇私情。任國子監祭酒期間，老家有一位族弟做生員多年，鄉試多次不第，便想借助畢道遠的面子，與山東的主考官通融一下，中個舉人。他向畢道遠婉轉表達想法，並遞上自己的文章。畢道遠笑笑未置可否。第二天，畢道遠帶族弟到了衙門，一一介紹與同僚相見。然後，不經意般拿出族弟的文章，遞於同僚們説，我這裏有一篇文章請各位欣賞指教。同僚們傳看一遍，道遠問，這樣的文章可否中個舉人?大家笑了笑，有人説，差點距離。道遠問，差多少?差不上十萬八千里吧?那族弟如坐針氈，羞愧而去，回家後發奮苦讀，後來憑努力考取拔貢。

畢道遠不僅為官清正，而且治家嚴謹，以儉樸著稱，他身居高位四十餘載，但家中既無尚書府第，亦無出租田地。其邵氏夫人隨任在京三十餘年，畢道遠要求其“居官家若民家”，布衣荊釵，諸樣家務事皆是自理，毫無官宦之家習氣。其堂叔畢隆撫讀書未仕，隨其在京管事二十餘載。及年老返鄉時，畢道遠之屬吏有送銀兩盤纏者，畢隆撫為保道遠清廉政聲，分毫不受，歸田清貧度日。畢道遠在京一切日用全靠個人俸祿，其儉約之行，屢膺朝中讚譽。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