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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
（民國初期政論性期刊）
鎖定
甲寅雜誌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政論刊物。1914年5月在日本東京由胡漢民發起創刊。因這一年夏曆為甲寅年,故名。月刊。章士釗任主編,陳獨秀曾一度參加編輯部工作。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周鯁生、楊端六等人。 該刊“以條陳時弊樸實説理為學旨”，譏評時政。設時評、評論、通訊、文藝等欄目。1915年自第六期始轉到上海出版，同年10月停刊。1917年1月在北京復刊後，改為日刊，同年2月改為週刊，不久再次停刊。早期發表的政論文章反對袁世凱帝制，擁護共和政體,支持孫中山領導的反袁鬥爭。1925年7月,章士釗出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總長，該刊再度復刊。復刊後失掉了進步性,變為半官方刊物,所發文章反對新文化新思想,宣傳封建主義正統思想,維護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統治。 曾刊登過軍閥政府頒發的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公文。1927年2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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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1 歷史沿革
甲寅歷史沿革
《甲寅月刊》俗稱《甲寅雜誌》，於1914年5月10日由章士釗在日本東京創刊，到1915年10月10日停刊，共發行10號。其辦刊宗旨，“以條陳時弊，樸實説理為主旨……一面為社會寫實，一面為社會陳情”。根據這一指導思想，該刊開闢有“論説”、“時評”、“評論之評論”、“通信”、“論壇”、“文苑”（包括“文錄”、“詩錄”）、“叢談”、“小説”等欄目。章士釗先後在《甲寅雜誌》上發表了《政本》、《讀嚴幾道<民約平議>》、《國家與責任》、《政力向背論》、《調和立國論》、《學理上之聯邦論》、《復辟平議》、《政治與社會》、《共和平議》、《國家與我》、《帝政駁議》、《評梁任公之國體論》等政論文章，鼓吹為政有容，政治調和，反對袁世凱復闢和梁啓超的開明專制論，宣傳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後來他將這些文章，連同此前發表在《獨立週報》上的部分文章和此後發表在《甲寅日刊》上的部分文章，合編為《甲寅雜誌存稿》，於1922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915年底護國戰爭爆發，海外革命黨人紛紛回國參加討袁鬥爭。次年5月，歐事研究會與進步黨人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岑春煊主其事，章士釗任秘書長。在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章一直是岑的代言人。6月，袁世凱暴病而亡，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臨時約法》，重開國會。軍務院亦隨之撤銷。1917年，章士釗應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隨後，他將留英同學楊昌濟推薦給蔡元培，將圖書館主任一職讓給李大釗。同時，他將《甲寅》復刊，改為日刊，並約李大釗、高一涵擔任主筆。在為該報撰寫的《發端》中，章士釗沒有去寫《甲寅日刊》創辦的緣起，卻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尊今”和“重我”。所謂“尊今”，是指“今”或者説現在所處的環境既不可能逃離，又非理想之域，因此必須面對現實，運用調和之策，改造現實。所謂“重我”，即面對現實，勇敢地承擔自己的責任，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是章士釗為《甲寅日刊》確定的辦報方針。在該報上章士釗共發表社論18篇，時評9篇，數量遠在李大釗、高一涵之下。
《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時期構成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上的“前甲寅”時期。“前甲寅”時期是章士釗政論文的成熟期。1920年羅家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平心而論，《甲寅》在民國三四年的時候，實在是一種代表時代精神的雜誌。政論的文章，到那個時期趨於最完備的境界。即以文體而論，則其論調既無‘華夷文學’的自大心，又無策士文學的浮泛氣，而且文字的組織上又無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響，所以格外覺得精密。” 1922年，胡適進一步指出：“自1905年到1915年，這十年是政論文章的發達時期。這一時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釗……他的文章的長處在於文法謹嚴，論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謹嚴與修飾，而沒有他的古僻；條理可比梁啓超，而沒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與嚴復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譯西洋政論家法理學家的書，故不須模仿嚴復。”胡適還將這一文學流派稱之謂“甲寅派”（實為前期“甲寅派”）。
前期“甲寅派”不僅是個文學流派，同時也是一個思想流派。這一時期章士釗的調和思想也漸趨成熟。他不僅在《政本》、《政力向背論》和《調和立國論》等文章中系統闡述了 “相抵”、“有容”、“相讓”的調和思想，其追隨者李大釗、高一涵、李劍農等也先後發表《闢偽調和》、《調和之法則》、《調和賸言》、《調和私解》、《調和之本義》等文章，對章士釗的調和思想進行翼護和發展。
章士釗還無意中為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播下了火種。對此，常乃惪有過詳細討論，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思想小史》中寫道：“培植這個新文化運動的種子的人是誰？陳獨秀嗎？不是。胡適嗎？不是。那麼究竟是誰呢？我的答案是章士釗。”“民四民五，正是政治上極黑暗的時代，梁啓超在《大中華》上已主張拋棄政治，專從社會改造入手，章士釗在《甲寅》上駁他的議論，仍主張應注意政治。後來的文化運動是跟着梁啓超的主張走的，章士釗的主張似乎失敗，但梁啓超雖然主張從社會入手，他卻並沒有給後來的文化運動指出新路，章士釗雖然也並不知道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但他無意間卻替後來的運動預備下幾個基礎。”具體來説就是“理想的鼓吹”、“邏輯式的文章”、“注意文學小説”、“正確的翻譯”、“通信式的討論”，其中除第二點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未能充分注意外，其餘都是由《甲寅》引申其序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後才發揮光大的，“故我們認《甲寅》為新文化運動的鼻祖，並不算過甚之辭。”這一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1939年張君勱在為《邏輯指要》作的序中則將這一時期的章士釗比之於開創魏晉玄學之風的向秀：“《晉書·向秀傳》曰：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吾以為行嚴先生之性格，清悟遠識，又何殊向秀？其傳播歐洲學説，能發明奇趣，使讀者超然心悟，又何殊向秀？即其文格言之，豈不直追魏晉，而與時下文章之粗糲鄙俗者，何可同日語哉！”
護國軍軍務院撤銷後，南北矛盾並沒有消除。之後雙方在國會內部展開激烈鬥爭。這些矛盾和鬥爭後來又集中反映在府院之爭上。1917年，圍繞“一戰”參戰問題，雙方矛盾表面化。段祺瑞召集以皖系軍閥為骨幹的十餘省督軍在北京舉行“督軍會議”，脅迫黎元洪同意將對德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同時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所謂“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要求通過參戰案。黎元洪在美國駐華公使的指使下，下令將段祺瑞免職。段則馳赴天津，指使皖、奉、浙、魯、陝、黑和直隸八省督軍宣佈脱離中央，並在天津設立各省總參謀部，準備武力倒黎。別有用心的張勳藉口進京調停，乘機擁溥儀復辟。段祺瑞則藉機在馬廠誓師，發兵驅逐張勳，重新掌權。
段祺瑞上台後，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遂舉起護法旗幟，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成立軍政府，發起護法戰爭。但護法軍政府內部矛盾重重。1918年5月，護法軍政府進行改組，實行七總裁制，而以岑春煊為主。岑上台後，急電章士釗南下相助。1919年春，南北和談在上海舉行，章士釗作為南方議和代表，隨唐紹儀赴滬出席會議。
這一時期，章士釗逐漸由主張政治調和轉向主張新舊調和。1917年5月，他在東京中國留學生組織的神州學會發表的演講中就指出：“從前歐洲思想之變遷，乃食文藝復興之賜，現在思想，仍略含有復古的臭味。吾國將來革新事業，創造新知，與修明古學，二者關聯極切，必當同時並舉。”稍後，他在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會改組會和北京大學成立2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的演講中繼續就新舊調和問題系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演講稿曾刊於《北京大學日刊》和《國立北京大學廿年紀念冊》。其中在北京大學舉行的成立20週年紀念會上的演講稿經增改後以《進化與調和》為名重刊於《甲寅週刊》。1919年9月27日，章士釗應邀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發表的演講中，再次對其新舊調和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還將自己演講的要旨概括為兩句話：“一曰新舊調和，一曰社會自決。”章士釗的新舊調和主張引起了新思潮陣營的猛烈批評。為了迴應這些批評，他在廣州師範學校演講時以《新思潮與調和》為題，對新思潮與新舊調和的關係做了系統討論。新文化運動以反傳統為主旨，而撬動這場運動的章士釗此時卻主張新舊調和，這使其站到了運動的對立面。不過，章士釗真正走向“反動”——即迴歸文化保守主義，則是在1921年歐遊之後。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段祺瑞重新執政。曾經反對過段祺瑞的章士釗，此時竟應邀北上，出任執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不免讓人大跌眼鏡。與此同時，他第三次恢復了《甲寅》。不過此時的《甲寅》已不是月刊，也不是日刊，而是週刊。早在當年1月5日，章士釗就在上海《申報》上刊出《創辦甲寅週刊招股廣告》：“吾國政情羣態，日趨繁邃，新思異見，相應以興，宜覓相當之徑途，使之表見。邇來京滬各地之輿論機關，日刊月刊，組織初備。惟介乎二者之間，時之遲速，篇之廣狹，質之凝流，各各合度，而又政治學藝，眾流齊匯，夾敍夾議，趣味濃深，中流以上，無不寓目，如英之《司配鐵特》，美之《新共和》等週刊之品，尚未有聞。士釗……擬創辦一規模較備，適於營業之週刊，顏曰《甲寅》。以昔年曾為是志，頗廣流傳，雖文士之結習未忘，冀讀者是遺愛猶在。股額定十萬元，每股五元，計二萬股，不分零幣。……招足半額，始行開辦。”這個廣告曾惹得陳獨秀差點笑掉大牙。陳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更奇怪的是他（指章士釗）近來忽然登報發起集資十萬元辦《甲寅》週刊。行嚴君！以十萬元辦一週刊，在歐美大工業資本社會原不算什麼，連工業後進的日本還不配，何況中國？”出乎意料的是，章士釗還真的把《甲寅週刊》辦起來了。
在《甲寅週刊》上，章士釗先後以孤桐的筆名和本名發表了《代議非易案》、《創辦國立編譯館呈文》、《創設國立女子大學呈文》、《答適之》、《文俚平議》、《評新文學運動》、《反動辨》、《創設教授院議》、《特定學區議》、《答稚暉先生》、《再答吳稚暉先生》、《三答稚暉先生》、《論南京倡投壺禮事》、《何故農村立國》、《論業治》等文章。
《新聞報》和《甲寅週刊》時期構成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上的“後甲寅”時期。
這一時期章士釗雖然在政治上仍未放棄自由主義，但在文化上已經完全迴歸保守主義。縱觀這一時期章士釗的思想，已經不再是主張政治調和或新舊調和，而是在精神上主張以農業立國；在制度上預言代議制度不適於中國，並試圖改造之；在文化上反對新文化運動，特別是白話文學；在教育上主張恢復讀經和整頓學風。吳稚暉曾用普通大門上貼的春聯，即“敦詩説禮，孝弟力田”八個字來概括其“全般政策”。新思潮陣營更將其視為新文化運動的攔路虎，稱其為“老虎總長”，稱《甲寅週刊》為“老虎報”。
章士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播種者，操筆弄政，一次次攪動了中國思想界，譽滿天下；到如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並通過《甲寅週刊》在其周圍形成一個文化保守主義羣體，不時攪起一股股論潮，招來新思潮陣營一次次的批評、責難甚至詛咒，謗滿天下。其文字的魅力也遠非昔日可比。當時就有一位讀者在來信中指出：“此章君乙丑之文，非甲寅之文也……甲寅之歲，章君為文，乃流居異域，處士橫議之文也。今年乙丑，章君為文，乃執政府兼長兩部，台閣之文章也。文固出於一人，而時地不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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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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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方克立主編：《中國哲學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98頁。
- 2. 章士釗與《甲寅月刊》 ．團結網[引用日期2023-0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