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據性

索緒爾承認，任意性原則，哪怕在語言的詞彙層面上也不是絕對的，至少有兩種詞不完全任意。一是具有“語音理據性”（phoneticmotivation)的象聲詞，感嘆詞，只是這兩種詞在語言的詞彙總量中很少，可算普遍任意性中的例外；二是具有排列方式的理據性複合詞或詞組，如“十五”“蘋果樹”。全世界的語言中都有“聲音像似”（phoneticiconism)。但是這種語音像似，在任何語言中都過於零散，無法構成語言的基礎。

皮爾斯的符號學一開始就不以語言為符號範式，於是符號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就顯示出各種“本有的”連接。皮爾斯認為，根據與對象的關係，符號可以分成三種：像似符號(icon)，標示符號(index)，規約符號(symbol)，前兩種是有理據性的符號。

此後，符號學界發現語言中理據性範圍相當大。烏爾曼進一步指出語言中有三種根據性：語音理據性（即擬聲理據）；詞形理據性(衍生詞理據）；語義理據性，指的是各種修辭性語言，尤其是比喻與轉喻（Ullmann1962:81)。有論者認為，一旦語言“風格化”，就可能獲得根據性(Merrim1981:54)。瑞恰慈就認為儀式性(ritualistic)的語言是有理據的（RichardsOgden&Wood1923:24—47)。費歇甚至認為語法是一種“圖表像似”，因為語法實際上是意義的同型結構，與意義相應（Fisher2010:279—298)。由此，烏爾曼幾乎推進到了最後一步：“每一個習用語，都有任意武斷的詞，也有至少部分有理據，即透明的詞”(Ullmann1962:7)。但是在這些中外論者看來，語言中理據性再多，也都是部分的、偶發的。

近年有些符號學家提出應當建立普遍理據性，或符用理據性。（趙毅衡）

參見：任意性，克拉提魯斯論

延伸閲讀：Ullmann1962，1964,Fisher2010；趙毅衡201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