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

符號是一個各門科學技術所使用的術語，在各種不同的書籍和論文中都有定義的描述。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在IS0 12620:1999中給予符號作出定義。國家標準GB/T 16786-2007 術語工作 計算機應用 數據類目 標準中予以等價採用（NEQ）。

術語：符號

英文：symbol

定義：用字母、數字、圖符以及它們的任意組合來指稱概念的形式。

來源：GB/T 16786-2007 術語工作 計算機應用 數據類目 IS0 12620:1999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terminology-Data categories,NEQ

西方著作給“符號學”的定義一般都是：“符號學是研究符號的學説”（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這個定義實際上來自索緒爾，索緒爾一百多年前建議建立一個叫做“符號學”的學科，它將是“研究符號作為社會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學”。索緒爾並不是下定義，而是在給他從希臘詞根生造的semiologie（來自希臘詞semeîon）一詞作解釋，用一個拉丁詞源詞解釋一個同義的希臘詞源詞，這在西方是有道理的。

然而索緒爾這句解釋成了符號學的正式定義。在中文裏這話是同詞反覆；在西文中，如果能説清什麼是符號，勉強可以算一個定義。

但“什麼是符號？”是一個更棘手的難題。趙毅衡給了符號一個比較清晰的定義，作為討論的出發點：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反過來説：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這個定義，看起來簡單而清楚，翻來覆去説的是符號與意義的鎖合關係。實際上這定義捲入一連串至今難以明確解答的難題，甚至可以得出一系列令人吃驚的結論。

首先，既然任何意義活動必然是符號過程，既然意義不可能脱離符號，那麼意義必然是符號的意義，符號就不僅是表達意義的工具或載體，符號是意義的條件：有符號才能進行意義活動，意義不可能脱離符號存在。因此，為了定義符號，我們必須定義“意義”。

要説出任何意義，必須用另一個意義；判明一個事物是有意義的，就是説它是引發解釋的，可以解釋的。而一切可以解釋出意義的事物，都是符號，因此，意義有一個同樣清晰簡單的定義：意義就是一個符號可以被另外的符號解釋的潛力，解釋就是意義的實現。

意義必用符號才能解釋，符號用來解釋意義。反過來：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解釋，也沒有不解釋意義的符號。這個説法聽起來很纏繞，實際上意思簡單：一個意義包括髮出（表達）與接收（解釋）這兩個基本環節，這兩個環節都必須用符號才能完成，而發出的符號在被接收並且得到解釋時，被代之以另一個符號，因此，意義的解釋，就是一個新的符號過程的起端，解釋只能暫時結束一個符號過程，而不可能終結意義。正因為每個延伸的解釋都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符號就是這種表意與解釋的連續帶。 ^[2] 

奧地利術語學家、國際術語情報中心負責人（1971-1985）、國際標準化組織第37分委員會（ISO/TC）秘書]赫爾穆特·費爾伯對符號學定義如下：

符號學：研究符號構成物，以及它們與思維構成物的對應。[參考資料7]

錢德勒《符號學初階》，開頭一段用“符號學是研究符號的學説”來定義符號學，接着説，“如果你不是那種人，定要糾纏在讓人惱怒的問題上讓大家乾等，那麼我們就往下談……” ^[3]  。安伯託·艾柯將其定義為“符號學研究所有能被視為符號的事物”；另一個意大利符號學家佩特麗莉説符號學“研究人類符號活動（semiosis）諸特點”，亦即人的“元符號能力”。19世紀末與皮爾斯一道建立符號學的英國女學者維爾比夫人(Lady Victorian Welby)建議符號學應當稱為sensifics, 或significs，即有關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學説，也就是“表意學”。福柯在他1969年關於認識論的名著《知識考古學》中説：“我們可以把使符號‘説話’，發展其意義的全部知識，稱為闡釋學；把鑑別符號，瞭解連接規律的全部知識，稱為符號學” ；懷海德的意見與福柯相仿：“人類為了表現自己而尋找符號，事實上，表現就是符號”

就國內研究者的定義來看，“符號學 ”這個中文詞 ，是趙元任在1926年一篇題為“符號學大綱 ”的長文中提出來的，此文刊登於上海 《科學 》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號這東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號當一種題目來研究它的種種性質跟用法的原則，這事情還沒有人做過。”他的意思是不僅在中國沒人做過，而是指在世界上還沒有人做過，趙元任應當是符號學的獨立提出者。趙元任説與 “符號學 ”概念相近的英文詞，可以為symbolics，symbology，symbolology。西方沒有人用過這些詞，可見趙元任的確是獨立於索緒爾 、皮爾斯 、維爾比提出這門學科。

趙毅衡在1993年把符號學定義為：“關於意義活動的學説。”並給出了符號的定義。即“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反過來説，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 ^[2] 

沒有意義的表達和理解，不僅人無法存在，“人化”的世界無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只有用符號才能思想，或者説，思想也是一個產生並且接收符號的過程。因此，認識論、語意學、邏輯學、現象學、解釋學、心理學，都只涉及意義活動的一個方面，而符號學是對意義的全面討論。因此把符號學定義為“意義學”是能夠成立的，也是有用的。

這樣討論的目的，是確定符號學涉及的範圍。很多人認為符號學就是研究人類文化的，實際上符號學研究的範圍，文化的確是最大的一個領域，但是符號學還研究認知活動，心靈活動，一切有關意義的活動，甚至包括一切由有靈之物的認知與心靈活動。人類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須尋找存在的意義，因此符號是人存在的本質條件。

現代符號學的創始人是索緒爾與皮爾斯，他們在20世紀初年分別提出了自己的符號學基礎系統，但是符號學本身一直處於學界邊緣，要等到60年代，索緒爾的符號學以結構主義的名義起飛，在那時符號學與結構主義幾乎是一物二名。70-80年代結構主義突破自身，成為後結構主義，其中符號學起了極大的作用，此後皮爾斯模式代替了索緒爾模式成為當代符號學的基礎。

近年來皮爾斯的符號學代替了索緒爾的符號學，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皮爾斯注重符號的意義解釋，他的符號學是重在認知和解釋的符號學，他的名言是 “符號必須可以被其它符號所解釋（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這本是符號學應有的形態 。

符號學這個中文詞，是趙元任在1926年一篇題為“符號學大綱”的長文中提出來的，此文刊登於他自己參與創刊的上海《科學》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號這東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號當一種題目來研究它的種種性質跟用法的原則，這事情還沒有人做過。” ^[4]  他的意思是不僅在中國沒人做過，在世界上也沒有人做過。雖然索緒爾已經在1913年日內瓦大學的課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 他的講課筆記要到1916年他去世後才出版，而引起學界注意，則要到1930年代。皮爾斯的semioticd學説生前沒有發表，亦是30年代莫里斯進行系統介紹才廣為認知。趙元任在此文中説，與他提出的“符號學”概念相近的詞，可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見，他的確是獨立於索緒爾或皮爾斯提出這門學科，應當是符號學的獨立提出者。

趙元任之後，“符號學”一詞在中文中消失幾十年，再次出現於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時期。與五六十年代相同，這一階段“符號學”依然只出現於外國哲學語言學的翻譯介紹之中。1978年方昌傑翻譯著名學者利科對法國哲學的介紹文章，是符號學重現於中文的第一篇文字。真正中國學者討論符號學的第一批文章，出現於1980年代早期，如胡壯麟《語用學》、岑麒祥《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和他的名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徐志明《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徐思益《論索緒爾的語言哲學》等。此時的“符號學覺醒”集中於索緒爾語言學，關心者大致上也來自語言學界。真正把符號學當做一門單獨的學科來討論的，是我國著名東方學家金克木1983年在《讀書》第五期上發表的文章“談符號學”。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談，論點有點散亂，但卻是中國學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觀點來，不再是僅僅介紹國外理論。

80年代中後期，隨着“文化熱”的迅速升温，國內學界對符號學的興趣陡增，各界學者開始應用於不同學科之中，為符號學在中國發展做了一個良好開端。1985-1987年出現了一系列在各種學科中運用符號學的文章，如安和居《‘符號學’與文藝創作》、安迪《短篇小説的符號學》、胡妙勝《戲劇符號學導引》、艾定增《運用建築符號學的佳作：評西雙版納體育館方案》、徐增敏《電影符號與符號學》、李幼蒸《電影符號學概述》、周曉風《朦朧詩與藝術規律：對於現代詩歌的一個符號學探討》、曾大偉《試論符號學理論與接受理論在教學上的應用》、鄭偉波《從符號學角度看翻譯等值的限度》、郭昀《情報與符號：從大情報觀看情報載體》等等。符號學呈現了跨學科的特徵，覆蓋面之廣已經令人驚奇。此時也出現了一些對這門學科作總體介紹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符號學的起源》、陳波《符號學及其方法論意義》。到這個十年將結束的時候，符號學在中國呈現爆發的形態，開始出現綜合與匯流。1988年1月，李幼蒸、趙毅衡、張智庭等在北京召開了“京津地區符號學討論會”，這是中國符號學界的第一次集會；1988年12月，李先焜發表《符號學通俗講座》（最後幾講由陳宗明負責）；80年代後期，中國符號學的最早幾本專著開始出版：林崗於的《符號·心理·文學》（花城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我國第一本將符號學應用於文學研究的專著；接下來是何新將符號學應用於藝術研究的《藝術現象的符號-文化學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以及俞建章、葉舒憲的《符號:語言與藝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肖峯的《從哲學看符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可能是第一本符號學哲學專著；以後又出版了楊春時的《藝術符號與解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趙毅衡的《文學符號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符號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5]  。

符號學（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由法國和意大利為中心重新興盛至歐洲各國，它的源頭不外乎胡塞爾的現象學，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和皮爾斯的實用主義。如按理論形態也可分為：其一，卡西爾哲學符號學（新康德主義），以及皮爾斯哲學符號學；其二，索緒爾影響下的羅朗·巴爾特的語言結構主義符號學；再細分：一曰：以索緒爾説“語言學只是符號學一部分”，二曰：以巴爾特所言“符號學只是廣義語言學的一部分”，這符號學是擴大意義的語言學，更準確地説“元語言學”理論；其三，前蘇聯學者勞特曼的歷史符號學，正好是索緒爾共時研究的反對等等①。李幼蒸認為：“今日最為通行的一般符號學理論體系共有四家：美國皮爾斯理論系統，瑞士索緒爾理論系統，法國格雷馬斯理論系統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號學。”②符號學作為一個跨越學科研究的方法的學科，當然少不了思想學術的革命性。後現代思潮裏，國人更易接受巴爾特之類。可我研習國學多年，跟隨潮流的意識早已淡漠。靜心而論，那些西傳之學，國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厭倦。我們必須明白，在西方學界裏的權威，可能在我們的語境裏是錯謬之極，符號學就有其特性，故願能尋到一種較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僅是粗劣的嘗試。

廣義敍述學General narratology

傳播符號學Communication Semiotics

電影符號學Semiotics of Cinema

遊戲符號學gamesemiotics

體育符號學semiotics of sport

廣告符號學semiotics of advertising

音樂符號學musicalsemiotics

認知符號學cognitive semiotics

主體符號學subjective semiotics

藝術符號學Semiotics of Art

性別符號學Semiotics of Gender

FerdinanddeSaussure

索緒爾是瑞士開創現代語言學先河的語言學家，他本身並沒有作品傳世，有名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是索緒爾的教學講稿，由兩位學生組合編輯而成。現代符號學（SemiologyorSemiotics）的詞語語源也是索緒爾按希臘語的“符號“衍生出來的用語。索緒爾建立的符號學是作為一種對人類社會使用符號的法則進行研究的科學，有別於傳統語言學（Philology）對語言的歷史演變進行異時性（diachronic）研究，現代語言學集中處理在當下時空之中，語言內部的指涉法則，這種並時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緒爾開創先河的提法，往後影響了法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英國哲學家維根斯坦、美國衍生語言學家NoamChomsky等。

由於索緒爾把語言符號分成兩部分來處理，為研究文化符號或者意識型態的學者，提供了有系統的分析方法學，80年代至90年代間，在歐美文化批評界符號學盛極一時。全球學院訓練的文化批評者仍有不少使用符號學方法進行文化現象的結構分析。

單一符號（sign）分成意符/能指（Signifier）和意指/所指（Signified）兩部分。意符是符號的語音形象；意指是符號的意義概念部分。由兩部分組成的一個整體，稱為符號。

意符和意指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具有任意性，沒有必然關聯。例如英文中的"tree"的發聲及串字組合，因約定俗成的習慣被指涉為"一種以木質枝杆為主體的葉本植物"的概念。

VladimirPropp

M.M.Bakhtin

RomanJacobson

N.S.Trubetzkoy

RussianFormalism

YuryMikhailovichLotman

ClaudeLevi-Strauss

RolandBarthes

GerardGenette

TzvetanTodorov

JuliaKristeva

C.S.Peirce

ThomasSebeok

Umberto Eco

皮爾斯認為，根據與對象的關係，符號可以分成三種：像似符號（icon）、指示符號（index）、規約符號（symbol）。前兩種是具有理據性的符號。

像似符號

像似符號指向對象靠的是“像似性”（inconicity）：“一個符號代替另一個東西，因為與之像似（resemblance）”任何感知都有作用於感官的形狀，因此任何感知都可以找出與另一物的像似之處，也就是説任何感知都是個潛在的像似符號。

畫五顆五角星代表五星級；在畫的香煙頭上打“×”，表示禁止吸煙。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些是約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煙頭。倘若兩者完全一樣，那還是符號嗎？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絕對不是五角的，那煙頭也不是照片。符號傳遞信息一看便知，絕不能模稜兩可，讓人捉摸不透。

指示符號

指示性，是符號與對象因為某種關係——尤其是因果、鄰接、部分與整體等關係——因而能互相提示，讓接收者能想到其對象，指示符號的作用，就是把解釋者的注意力引到對象上。指示符號的最根本性質，是把解釋者的注意力引向符號對象。

如車轉彎前的路標，風向旗表示風向，温度計的水銀柱表示氣温，畫一個上帝在門口，可以代指教堂等等。有專家，譬如美國的皮爾斯把它稱作索引式符號。所謂索引式符號就是通過相關聯繫推測符號的信息，勿須解釋。歐洲人的劇院用假面具來代指就是鮮活的例子，這些必須是約定俗成的。

規約符號

靠社會約定符號與意義的關係，這種符號被稱為規約符號。規約符號，是與對象之間沒有理據連接的符號，也就是索緒爾所説的“任意/武斷”符號。

譬如，交通運輸上用紅色和黃色喻指警示之意。數學當中的“+”“—”“=”等。又如通訊電碼、斑馬線之類，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運輸領域。皮爾斯把它命名為象徵符號，有些專家又稱為指號符號。

總而言之，符號越相象或越接近對象就易於識別，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號識別也就越難。譬如説，歐洲人常在杯子上纏繞蛇來代指醫藥，東方人難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對象的共識性符號。如果是文化類型，要根據能指或受指的思維去做。如果二者都無法，就必需使用強制性的規約符號。不過做設計也不需如此嚴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靈感的，瞭解得越多產生靈感機會就越大，故知識是創造靈感的觸點。

索緒爾認為，語言雖然只是人類使用的符號之一種，卻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號體系，語言學研究的應當為符號學提供模式，因此，符號表意的根本原則是任意性。二十世紀前期，“索緒爾式語言學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當結構主義符號學潮流湧成一個聲勢浩大的運動時，語言學為之提供了一個系統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論框架。

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學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學派提出的符號學體系，大都建構在索緒爾原理之上，他們的符號學實際上是“語言學式的”符號學。語言學模式，使符號學難免落入結構主義的封閉格局。索緒爾理論很難擺脱封閉系統觀。

這種模式考量所有的符號類型，而不以語言學為模式。由此發現符號表意的理據性不同，這個出發點促使符號學向非語言式甚至非人類符號擴展；更重要的是，皮爾斯模式提出了符號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號向無限衍義開放。

二十世紀大部分時期，雖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堅持，皮爾斯模式還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號學界“重新發現”皮爾斯。西比奧克，艾科等人，把符號學推進到後結構主義階段。皮爾斯理論成為當代符號學的基礎理論，成為符號學最重要的模式。有論者甚至認為符號學發展到當代，索緒爾的貢獻只能説“相當微小”，“符號學之父”竟然已經被符號學近年的發展邊緣化了。

卡西爾建立了一種象徵哲學，作為普遍的“文化語法”。卡西爾的象徵思想在其弟子朗格的文藝美學中得到充分發展。他們的論點精彩，卻難以進一步在其他學科領域中推演，與這一模式相近的還有美國文論家伯克的“符號行動”理論。伯克的立場接近新批評，五十年代初推動新批評拓寬視野。 ^[6]  卡西爾學派不太關注符號學作為方法論的可操作性，他們的模式成為一種歷史遺蹟，在此後因後繼無人而從符號學中消失。但他們對於文化的重視，今日看來依然是值得珍視的學術財富。

巴赫金開創了從形式研究文化的傳統，有人稱之為“語言中心馬克思主義”，但他的成就長期湮沒無聞；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諾夫等人為首創立的莫斯科—卡爾圖學派，發揚光大之。這一派堅持用符號學研究社會和文化，尤其是他們的“符號場”理論，從大處着眼研究文化，擺脱了形式論常有的瑣碎。但是這一派的理論模式主要借鑑自信息論與控制論，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論，技術色彩濃厚。如何處置科學模式與人文思索之間的張力，至今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

以上四個模式都為現代符號學理論做出了貢獻，也各有符號學進一步發展必須擺脱的弱點。符號學從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繭而出，它的成熟是符號學界自我學習，自我改進的結果。當今符號學的出發點，應當是皮爾斯理論，而不是索緒爾理論，這點無可否認。 ^[5] 

二十世紀上半期，是模式的奠定和解釋階段。除了上述四個模式的奠基者，還出現一批最早的推進者：莫里斯把皮爾斯理論發展成系統；朗格在美學和文藝學中推進卡西爾理論，伯克與卡西爾理論遙相呼應；而巴赫金理論由於政治原因被擱置。早期推進最突出的是索緒爾理論，由於得到布拉格學派（穆卡洛夫斯基、特魯別茨柯依等等）、符號語言學派（葉爾姆斯列夫、馬丁奈、班維尼斯特等等）的熱情推進，索緒爾符號學在六十年代前率先成熟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出現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符號學作為一種理論正式起飛。索緒爾符號學直接發展成六十年代結構主義大潮。雅各布森、列維-斯特勞斯、巴爾特、格雷馬斯、託多洛夫等人，把結構主義發展成為六十年代最顯赫的學派；符號學開始捲入其他思潮：馬克思主義（戈德曼、阿爾都塞）、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蒂娃）、現象學/解釋學（梅洛-龐蒂、利科）等。這些人大都不承認自己屬於一個名叫“結構主義”的運動，但是他們卻毫不諱言對符號學的熱情。在稍晚時候，莫斯科-塔爾圖學派開始在蘇聯形成；而艾柯、西比奧克等人開始發展皮爾斯這一支的符號學。

第二階段的特點是符號學成為人文社科規模宏大的方法論。這個階段的特點是索緒爾模式一家獨大。

出現於七十年代中期，到今天仍在展開。這個階段的特點是皮爾斯的開放模式取代了索緒爾模式，由此結構主義自我突破成後結構主義。除了皮爾斯模式，巴赫金與塔爾圖模式也開始擴大影響，一些被遺忘的奠基者，如維爾比夫人的貢獻，也被大規模整理出來。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理論符號學沒有提出更新穎的模式，而是整合各種模式成為一個新的運動。據守模式對符號學不利：當代文化的迅猛發展會使任何模式迅速陳舊。模式意識淡薄，可能會使符號學運動缺乏明星，沒有權威卻能使這個學科四面出擊，向任何需要符號學一顯身手的方向推進。因此，第三階段符號學的特點，一是與其他學派結合，二是廣泛應用於具體課題。 ^[5] 

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在趙毅衡教授的帶領下獲得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出版的項目，出版有《廣義敍述學》（趙毅衡 著）、《先秦符號思想研究》（祝東 著）、《廣告符號學》（饒廣祥 著）、《遊戲學：符號敍述學研究》（宗爭 著）、《社會文化符號學》（張碧 著）、《新聞符號學》（李瑋 著）。趙毅衡教授的《廣義敍述學》一書是繼其《符號學》一書之後的又一部力作，2014年春天伊始，“江西師範大學敍事學研究中心”展開了為期一年的圍繞《廣義敍述學》的學習、研究和討論，同時這本著作還在南開大學、蘭州大學等很多高校引起了熱烈反響。《廣告符號學》出版後，也以專題的形式在四川大學符號學交流會上引起熱烈的討論，作為應用符號學的典範，該書得到了新聞傳播方向師生的高度喜愛，也為符號學“接中國的地氣，解中國的難題”提供了參考。

《當代符號學譯叢》譯叢八本已經由四川教育出版全部出版

《存在符號學》Existential Semiotics，by Eero Tarasti

《符號學對哲學的衝擊》The Impact ob Philosophy by Semiotics, by John Deely

《社會符號學》Social Semiotics, by Robert Hodge & Gunter Kress

《符號自我》Semiotic Self, by Norbert Wiley

《香煙，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東西：符號學導論》Of Cigarettes, High Heels, and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by Marcel Danesi

《酷：青春期符號與意義》Cool: The Signs and Meanings of Adolescence (Toronto Studies in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by Marcel Danesi

《音樂，意義，傳媒》Music, Meaning & Media，edited by Pekkilla et al

《傳媒符號學》Media Semiotics: An Introduction, by Jonathan Bignell,

主編：南京師範大學國際符號學研究所張傑

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趙毅衡

一、Eero Tarasti: Sings of Music: A Guide to Musical Semiotic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2

塔拉斯蒂，《音樂符號：音樂符號學導論》，共224頁，譯成中文大致是13萬淨字數。作者：赫爾辛基大學教授，國際符號學會現任會長，著名音樂符號學家，世界知名的符號學權威。這本書是他及1996年開創學科的《音樂符號學》之後另一本著作，比較普及化，尤其是對不太熟悉歐洲古典音樂傳統的讀者來説，比較容易讀懂。

譯者：陸正蘭，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藝術系副教授，“音樂符號學”課題負責人。

二、Susan Petrelli and Augusto Ponzio，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佩特里利與彭其奧：《打開邊界的符號學：穿越符號敞開網絡的解釋路徑》，共620頁，正文556頁，譯成中文大致是30萬淨字數。

作者：彭其奧與佩特里利都是意大利巴里大學教授，當代符號學“意大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國際著名的符號學家，“符號倫理學”的創始人。這本書是當代符號學的名著，檢查了符號學在新世紀展開的新的幅度，尤其是倫理符號學，環境符號學等新的領域。

譯者：王永祥，南京師範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Chinese Semiotics刊物執行編輯

三、Marie-Laure Ryan:Avatars of Stor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

瑞恩：《故事的變身》，原作275頁，譯成中文大致是16.5萬字（淨字數）

作者：瑞恩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教授，近十多年來對符號敍述學，以及“可能世界理論”等敍述學的擴展做出了引起學界廣泛注意的貢獻，被認為是打開了傳統敍述學的疆界。尤其在數字敍述，遊戲敍述等諸種新領域，是國際學界領軍人物。此書《故事的變身》影響巨大，在國內學界尚無成熟的遊戲敍述研究。

譯者：張新軍，湖北鄖陽醫學院外語部教授，負責“瑞恩研究”國家社科課題。

四、Darlene Juschka，Political Bodies/Body Politic: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Equinox, 2009.

裘什卡，《政治身體/身體政治：性別符號學》232頁，譯成中文大致是14萬字（淨字數）

這是世界上第一本用符號學研究性別問題的書，非常重要。作者是加拿大雷吉納大學女性與性別研究系教授。她在本書中處理了一系列在符號學發展史上有開拓性的問題。其導論部分是性別研究符號學的框架勾勒。符號學在這個領域的進展，將吸引大批學者和學子。

譯者：程麗蓉，西華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授，文藝與傳媒碩士點負責人。著名性別研究學者。

“符號學譯叢”是“中國符號學叢書”的姐妹工程。叢書秉持嚴謹的學術態度，開闊的國際視野，緊密關注國際符號學研究的新動向，致力於及時、準確地把國際符號學研究的新成果呈獻給國內讀者。其譯者既有久負盛名的翻譯家，也有嶄露頭角的優秀青年學者。譯叢書包括C.S.皮爾斯、茱莉亞·克里斯蒂娃、茲韋坦·託多洛夫、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蘇珊·佩特麗莉等重要符號學者的作品，為中國的符號學研究打開了國際性的理論視野。 ^[7] 

李斯卡的著作《皮爾斯符號學導論》是當代皮爾斯符號學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四川大學出版社“符號學譯叢”的重點項目。該書一手資源豐富翔實，理論解釋深刻、清晰，較為準確地勾勒了皮爾斯符號學思想的概貌，從而成為國外符號學者的案頭讀本。

現已出版有：

（1）《皮爾斯：論符號 : 附李斯卡:皮爾斯符號學導論》[美]皮爾斯（著 ）趙星植（譯）

（2）《符號疆界 : 從總體符號學到倫理符號學》[意] 蘇珊·佩特麗莉 （著） 周勁松（譯）

（3）《影像化的現代 : ——語言與影像的符號學》[日]宇波彰 （著） 李璐茜（譯）

（4）《符用學研究 : 符號學譯叢》[法] 丹尼斯·韋爾南 （著） 曲辰（譯）

（5）《生命符號學 : 塔爾圖的進路》[愛沙尼亞]卡萊維·庫爾 （著） 彭佳 等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