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符號學

在《邏輯研究》第二卷中，胡塞爾一上來就討論廣義的語言-符號現象，並且認為，唯有對此現象的現象學考察，才能真正把握邏輯學的客體。《邏輯研究》第二卷的六個“現象學研究”中，對語言-符號現象的研究開篇。胡塞爾認為，“只有藉助於語言闡釋才能明晰無誤地把握住邏輯研究的真正客體以及這些客體的本質種類和區別”。因此，胡塞爾着手於對於符號-語言現象的本質研究。

作為胡塞爾最重要的弟子和理論上最大的敵手，在重新追問存在歷史的任務中，海德格爾深刻地思考了“符號的存在”：解釋行為在人類（此在）生存中的地位，人類的語言存在，作為特殊符號現象的詩歌之本性，等等。在他奠基性的著作《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指出，人類在世界中生存的基本樣式有兩種：現身與領會（understanding）。對於後者，海德格爾説道，“領會是此在本身的本己能在的生存論意義上的存在，其情形是：這個於其本身的存在開展着隨它本身一道存在的何所在”，也就是説，人類在世最基本的結構就是對於其自身所在的“世界”，對於世界中的存在者，以及對於自身在世的整體，總有着這樣那樣的理解，這種理解構成了人類的存在——它和情緒（也就是現身情態）緊密關聯，因為任何情緒都有所領會，而領會總是帶有情緒的領會。領會通過解釋讓自身成型，而把解釋組建起來的則是“作為”結構，以及“某某作為某某而存在”的結構。把可領會之物的可領會性進行分環勾連（分節與聯繫）的乃是“言語”，言語可以不被付諸聲音等物質形態，而當其被付諸聲音時，就形成了語言。

二戰之後的法國人文學界，現象學哲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與馬克思主義一道，成為了主宰性的思想潮流。從薩特、科耶夫到列維-施特勞斯、羅蘭·巴爾特和米歇爾·福柯，這一時期法國最為重要的思想家中，無一能擺脱上述三種思想資源的影響。而這其中，很多同時身處現象學哲學傳統和結構主義符號學傳統的學人，則對符號問題的真正展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現象符號學”可以説是戰後法國獨特的思想風景：在這個特定的場合，胡塞爾-海德格爾的思想和索緒爾的語言學同時作為顯學而風靡一時。在這其中，讓-雅各·德里達毫無疑問是最為重要的一位。他的哲學從胡塞爾批判開始，但同時，他也是從架構主義語義學中而來的，結構主義思潮的悍將。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明確注意到，符號學研究必須向現象學靠攏，或者説，現象學的研究必須從符號學那裏吸取各種紮實的實證研究。在西方學界，這類研究方式已然是一個主流的進路，相關成果極為豐富：比如B.G.Chan所著World and/or sign: Toward a semio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modern life-world、Göran Sonesson的From the meaning of embodiment to the embodiment of meaning:A study in phenomenological semiotics等。而同時以現象學與符號學為研究領域的專著，也層出不窮：R.L.Lanigan的一系列著作都現象學地考察了各類符號學現象，比如Semiotic phenomenology of rhetoric: Eidetic practice in Henry Grattan's discourse on tolerance、Phenomenology of communication: Merleau-Ponty's thematics in communicology and semiology、Speaking and semiology: Maurice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of existential communication等；Carlo Sini的工作涵蓋了來自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傳統的各類資源，而其主體則是人類的邏輯行為與語言行為，其著作包括：Ethics of Writing、Images of truth: from sign to symbol等；在Winfried Nöth所著的Handbook of Semiotics中，有相當的一部分用於討論胡塞爾；Anne Wagner在其討論法律符號學的Prospects of Legal Semiotics一書中，分專節討論過海德格爾的共在概念；在Shaun Gallagher, Daniel Schmicking等人編輯的文集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將現象學與當今符號學中的前沿分支認知科學結合了起來，而其中的第六部分專門討論符號與意義問題。

在中文世界中，符號學和現象學的視域融合開展得極早，也極為廣泛。作為最早在中文世界開展符號學研究的學者之一，李幼蒸同時也是最早譯介胡塞爾想現象學的學者之一。他不但翻譯了包括《純粹現象學通論》（《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卷一》）和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中的許多重要的現象學、符號學著作，在他自己的符號學研究中，也一直在進行着這兩個領域中進行着匯通：比如，在《理論符號學導論》一書中，他分專節討論了胡塞爾與德里達。另一方面，在持續多年的符號學-敍述學研究中，趙毅衡充分充分吸收了現象學研究的諸多成果，尤其是在其關於身份與敍述時間的研究之中，比如《身份與文本身份,自我與符號自我》（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5月）等。另一方面，許多國內現象學研究的重要學者，也在符號與意義這一領域進行了許多研究。比如，倪梁康的《直觀的原則,還是在場的形而上學?——德里達<聲音與現象>中的現象學詮釋與解構問題導論》（浙江學刊，2004年3月）、《現象學如何理解符號與含義？》（一和二，現代哲學，2003年9月和12月）、《胡塞爾時間意識分析中的“滯留”概念——兼論心智與語言的關係》（現代哲學，2007年11月）、《胡塞爾與維特根斯坦:從意識哲學到語言哲學的範式轉換——與張慶熊先生商榷》（開放時代，2000年11月）、《語言哲學的基本問題:結構還是生成?——卡西爾與海德格爾對洪堡思想的不同解讀》（學海，2008年3月）。陳嘉映不但出版了專著《語言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更發表了許多討論符號學問題的論文，比如《施指與符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5月）、《索緒爾的幾組基本概念》（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4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