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金融學

金融學研究如何在不確定條件下對稀缺資源進行跨時期分配。金融理論的核心是研究在不確定環境下，經濟行為人在配置和利用其資源方面的行為，這裏既包括跨越空間又包括跨越時間的情況。時間和不確定性是影響金融行為的中心因素。這兩者相互作用的複雜性成為刺激金融研究的內在因素，這種複雜性需要複雜的分析工具來捕獲相互作用的影響。金融學理論發展史上載入史冊的偉大成就，包括莫迪利亞尼-米勒理論(Modigliani-Miller theory,簡稱MM理論)、均值方差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套利定價理論(APT)、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Black-Seholes)等，而建立這些學説和模型的學者中的大多數人因而榮獲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毫不誇張地講，金融學理論與金融實踐的結合改變了整個人類社會經濟運行的輪廓。

過去20年間，金融市場經歷巨大增長。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其中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日交易量均達到數萬億美元。撤銷管制導致的自由化和全球化產生了大規模資產流動，已經引起金融上許多問題。金融數據的大量存在與市場不斷增長的複雜性和綜合性促使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尋找對市場行為建模更為有力的工具。為迎合消費者需求，複雜的金融工具被創造出來，這些均要求先進的估值模型和風險評估模型，同時，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也要求一種可以將收益和風險用數量化方法表示的系統。

1980年代中期以後，當代金融學理論與實踐應用呈現出幾個突出特徵。而金融學的發展也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定性描述階段、定量分析階段、工程化階段。

金融資產證券化是指把流動性較差的資產，如金融機構的一些長期固定利率放款或企業應收賬款等，通過商業銀行或投資銀行予以集中重組，以這些資產作抵押來發行證券，實現相關債權的流動化。

金融市場全球化已成為當今世界一種突出的重要趨勢。金融全球化是指國際金融市場正在形成一個密切聯繫的整體市場，在全球的任何一個主要市場上都可以進行相同品種的金融交易，並且由於時差的原因可以實現24小時不間斷的金融交易，例如由倫敦、紐約、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組成的市場。

金融自由化是指1970年代中期以來，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一種逐漸放鬆甚至取消對金融活動的一些管制措施的趨勢。其主要表現為：減少或取消國與國之間對金融機構活動範圍的限制；對外匯管制的放鬆或解除；放寬對金融機構業務活動範圍的限制，允許它們之間的業務適當交叉；放寬或取消對銀行利率的管制。

任何一門學科的現代化和精確化進程，都必然導致以數學作為自身的語言。從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現代金融學的現代化標誌，體現在金融學的數量化上。金融科學數量化是指金融學理論研究模式趨向於數學化(指推理演繹數學化)、應用研究定量化(指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和運用計算機技術求解模型數值問題的廣泛化，從而促成了金融數學的誕生和發展。金融數學是一門新興的金融學與數學(特別是最優化理論、高等概率論、隨機微積分、偏微分方程等)的交叉學科，又稱數理金融學。

金融科學工程化是指將工程思維引入到金融領域，綜合地採用數學建模、數值計算、網絡圖解、仿真研究等設計、開發和實施新型的金融產品，進而創造性地解決各種金融問題。從本質上講，金融創新是設計一種新型證券或新型程序，這種新型證券或程序必須能夠使發起人或者投資者去實現某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從而達到增加價值的目的。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於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儘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後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着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後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於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後，Von 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瞭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佈或者是多項式分佈。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於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 (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係。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並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並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後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市場有效性假説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説進行了檢驗， 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説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着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説或者CAPM 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係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係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於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 (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説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於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 “星期一效應”，以後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範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説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 “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後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 (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後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並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 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於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願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願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於税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於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税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於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着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説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後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後，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關於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願意支付紅利而不願意將利潤用於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 (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於受累進税制的影響，更願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於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税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並且在以後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應並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麼更願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儘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於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後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並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説，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模型(Coarse Signaling)，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範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範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麼願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 (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願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於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説，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後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説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後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 (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代理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代理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複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於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於代理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於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並且Hart認為由於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併、股票的發行以及委託代理關係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併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 80年代以後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 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後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採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 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並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並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 (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於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於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後的短期存在着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後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説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着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於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於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説，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 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後的短期高回報是由於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後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後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後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於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後隨着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並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於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後，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後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於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於Modigliani 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於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於， 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於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後 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並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於金融市場的複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