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綜合理論

現代演化綜論（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也稱為新綜合、現代綜合或是新達爾文主義，是達爾文的天擇理論與孟德爾遺傳定律的結合，同時也將基本的孟德爾遺傳學，改造為數學化的羣體遺傳學。或者説，現代綜合理論將兩個重要發現——演化單位（基因）與演化機制（天擇）——進行了結合，也統合了許多生物學的分支，例如遺傳學、細胞學、系統分類學、植物學與古生物學等等。

建立並發展現代綜合理論的科學家主要是數學家費雪（R.A. Fisher）、生物學家萊特（Sewall Wright）與霍爾登（J. B. S. Haldane）、摩根（T. H. Morgen）、杜布藍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朱利安·赫胥黎、恩斯特·麥爾（Ernst Mayr）、辛普森（G. G. Simpson）以及斯特賓斯（G. L. Stebbins）等人。

由於現代綜合理論相對原始進化論，強調基因的遺傳、突變和天擇，否定生命可以有能動性選擇適應環境的獲得性狀遺傳，這是“命由天定”思想對進化論的否定和改造，數學化的羣體遺傳學只是改變問題的性質成為數量統計，而其依據的羣體進化論本身就取材於進化結果統計，因此能較好地解釋各種進化現象，故進化論一直處於全世界科學主導地位，它再也不只是最初的科學假説了。現代綜合進化理論要攻克其解釋不了遺傳突變分子鐘系統會發生“有序的一致性持續突變”的進化問題。

進化的趨同、趨異，間斷平衡的提出，都源於生命對環境變化的強大的適應能力而非數量取勝的基因突變。進化度高的動物產子數相對更少但影響獲得性狀遺傳的未成年期更長，共同的環境變化導致相同的獲得性狀產生一致性持續遺傳，這是更符合事實的解釋。

謝平（2014）指出，拉馬克的進化論可精煉為“內在複雜化趨勢、用進廢退與獲得性遺傳”，達爾文的進化論則可濃縮成“隨機變異、生存鬥爭與自然選擇”，但遺憾的是，綜合進化論並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核心或“標籤”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