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是國家第八個五年計劃社會科學基金重點科研課題。遣一課題按計劃分兩步走。第一步是調查四十處方言，編四十冊分地方言詞典。第二步是在四十冊分地詞典的基礎上，編一部綜合的漢語方言詞典。本課題從一九九一年春天起步，一九九二年秋天起，分地詞典先後交稿，陸續出版。一九九八年年底，分地詞典全部完成，出版了四十一本，後來又增加了績溪卷，總共是四十二本。緊接着就開始了綜合本的編纂。經過四年多的緊張努力，這部綜合本終於完稿。 ^[2] 

語言的研究離不開語言的事實。對語言的科學認識，要從語言事實分析歸納出來，又要經受語言事實的檢驗。縱向看，語言是不斷髮展演變的。不同的歷史時期，語言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會有差異。橫向看，語言分為許多的方言。同一時代的不同方言在語音、詞彙、語法等方面也會有差異。通過歷史的比較和平面的比較來認識語言的特點、規律，是語言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 ^{[3]  [4-5]} 

經過八年的艱苦奮戰，由全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6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編寫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本於1999年初全部出齊。這部大詞典由著名語言學家李榮教授擔任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組織編寫，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 ^{[3]  [4-5]} 

第一部分分卷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本由41部分地詞典構成，這41個地點分別是:崇明、蘇州、廈門、長沙、婁底、西寧、太原、貴陽、南昌、武漢、梅縣、烏魯木齊、南京、丹陽、忻州、柳州、黎川、西安、揚州、徐州、金華、海口、銀川、洛陽、濟南、東莞、萬榮、杭州、温州、上海、寧波、萍鄉、南寧、牟平、成都、哈爾濱、福州、建甌、廣州、雷州、于都。每部詞典收詞都在8000條左右，全書收詞總數約32萬條，總字數約兩千萬字，是一部精心設計的煌煌鉅著。41部分地詞典的選點都是經過反覆討論後才定下來的，大的方言區一般選三四種，能從總體上比較充分地反映現代漢語各方言間詞彙異同和語法虛詞用法的基本情況。每部分地詞典的內容都是統一設計的，包括下列五個部分:首先是李榮教授的《分地方言詞典》總序"總序"説明編寫方言詞典的意義和工作程序，指出"分地方言詞典的要求有兩項:一是為綜合的方言詞典準備條件，二是反映本方言的特色"另外還對分地詞典的編寫工作提出了具體的指導意見。 ^{[3]  [4-5]} 

第二部分 “引論”

“引論”內容共有八項。

第一項介紹該方言點的歷史沿革、地理概況和人口構成等與方言變化密切相關的背景材料。

第二項描寫該方言的語音系統，包括該方言的聲母，韻母，聲調，連讀變調，輕聲，兒化，重疊等語音變化情況。

第三項説明方言的內部差別，包括該方言所屬範圍內城市與農村、新派與老派、四鄉之間的社會差別和地域差別，並説明詞典所描寫的方言派別(一般是城區的老派)。

第四項是單字音表。單字音表表頭第一行是韻母，一個韻母佔一欄，第二行是聲調，該方言的單字音聲調都在同一欄內，縱行第一列是聲母，聲母按發音部位分欄排列，聲母和韻母、聲調相交的地方就應該有一個方言讀音，有音有字者列出該字，有音無字者用一個圓圈表示，生僻字、方言字和圓圈都在表下加註釋，無音無字處空白。

第五項説明該方言在語音、詞彙、語法方面的特點，方言特點的確定與編寫者的主觀認識有關，一般是和普通話比較後得出的，有的也説明該方言在所屬方言區中的特點。

第六項是詞典凡例。凡例的繁簡各詞典並不完全相同，但要求各詞典用相同的符號表示相同的條例。

第七項是對詞典例句中常用字的註釋。這是因為詞典中的例句都要求用地道的方言，提前解釋就可以避免出現剛開始使用詞典就要先查詞典這種情況。

第八項是方言音節表。音節表的編排順序按單字音表：以韻母先後為序，同韻的按聲母順序，聲韻相同者按聲調順序，每一個音節都標明該音節在詞典正文中出現的頁碼，實際上是該詞典的音序檢字表。 ^{[3]  [4-5]} 

第三部分 條目

詞典條目。每一部詞典條目的多少不完全一致，一般都在八千條左右，原則上是大詞典編委會規定的三千五百個統一的條目都得有，在此基礎上儘量多收有當地特點的方言詞。每一個條目詞都包括字形、注音、釋義三個部分。因“子”尾、“兒”化、輕聲、重疊等構形方式形成的同義詞採用參見的方式出條。字形上，漢語方言詞典採用繁體字。這主要是普通話中已規範簡化的字形有限，而各地方言都有一些方言字、俗字和生僻字，這些字大都沒有規範的簡化字字形，如果採用簡化字，勢必比照普通話的簡化原則來自造簡化字，其結果是，字形雖然簡化了，但仍可能出現新的不便和麻煩。因此，比較簡便的解決辦法是仍然使用繁體字。此外，使用繁體字也便於文史工作者直接引用和打開海外市場。41部分地詞典都是用國際音標註音。這是由於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變化，各地的漢語方言差別很大，單就聲調而論，少的只有3個，多的有12個，漢語拼音是專對北京話制定的，對大多數漢語方言不適用，而我們國家到現在還沒有為各地的漢語方言制定全國通用的漢語拼音，因此只能用國際音標註音。 ^{[3]  [4-5]} 

第四部分 義類索引

索引正文前有索引目錄，索引目錄先把詞典條目分成天文、地理、時令/時間、農業、植物、動物、房舍、器具用品、稱謂、親屬、身體、疾病/醫療、衣服穿戴、飲食、紅白大事、日常生活、軍/政/法、交際、文化教育、文體活動、動作、位置、代詞等、形容詞、副詞/介詞、量詞、附加成分、數字、其他等三十大類，有的大類下面還分小類，如“日常生活”下面又分“(1)衣”“(2)食”“(3)住”“(4)行”這樣四小類，大類小類後面的頁碼都是該類詞條在索引正文中的頁碼。索引正文按大類〉小類〉詞條的順序列出每個條目在詞典正文中的頁碼。分類後難免有的詞條有兩屬甚至三屬的情況，編制索引的目的就是為了便於查找，因此，兩屬或三屬的詞條就兩處或三處出條。 ^{[3]  [4-5]} 

第五部分 首字筆畫索引

首字筆劃索引的編排原則有三條：一、按詞典正文條目首字筆劃的多少由少到多依次排列；二、筆劃相同的字按前五筆橫、豎、撇、點(包括捺)、折的順序排列先後；三、一個字因讀音不同而在不同頁碼出現的分別註上頁碼。字的筆劃順序都按國家公佈的規範來確定。索引中字右邊的頁碼是詞典正文頁碼。 ^{[3]  [4-5]} 

分卷本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繼《現代漢語詞典》後向社會奉獻的又一詞書精品。和《現代漢語詞典》相比，這部詞典有以下幾個特點。《現代漢語詞典》的收詞範圍主要是全國通用的規範詞語，同時，也根據實際情況收一些方言詞和古語詞，以規範性為主，兼顧實用性；《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各分卷本主要收當地方言中比較地道的方言詞，也不排斥已進入當地方言的普通話詞語，以實用性為主，兼顧規範性。二，《現代漢語詞典》用漢語拼音注音，社會通用性比較高，屬於通用型語文詞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本用國際音標註音，各分地詞典主要服務於所描寫的方言區，社會通用性比較低，屬於專用型語文詞書。三，從使用繁體字、用國際音標註音、本字不明者可以用方框代替等情況來看，《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的學術性比較強，對使用者的文化程度要求比較高。總的説來，這兩部詞典各有側重，不能相互替代。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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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1日，中國辭書界的最高獎項———第五屆“國家辭書獎”18日在滬揭曉，《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等8種辭書獲得一等獎。評獎活動由新聞出版總署主辦，中國辭書學會承辦。 ^[7] 

2003年12月25日，第六屆“國家圖書獎”在北京頒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出席了頒獎大會。《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等辭書類2種，榮獲“國家圖書獎。”獲“國家圖書獎”的圖書共有30種。 ^[8] 

從漢語語言學發展的角度看，《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本是二十世紀漢語語言學史上的重大工程之一，其學術意義可以從以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分卷本共四十一部，每部詞典的條目都在八千左右，合計四十一個方言點相同或不同的詞彙總量約為三十二萬條，總字數約三千萬，是中國迄今為止最大的語詞詞典之一，堪稱煌煌鉅著。這部詞典出齊以後，把漢語方言詞彙調查和研究的水平推向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高度，“漢語方言詞彙調查落後於語音調查”的説法從此可以休矣。 ^[5] 

第二，這部詞典大幅度提高了我國漢語方言詞典的編寫水平，為方言詞典的編寫提供了一批示範性的作品，這必將進一步推動漢語方言詞典的編寫和漢語方言詞彙調查研究工作向前發展。 ^[5] 

第三，《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本對漢語方言學的貢獻不限於詞彙方面，對方言語法的研究也有重大貢獻。把四十一部分地詞典中”着”的用法全都抽出來比較研究，就可以把現代漢語中介詞”着”的用法差別大致歸納出來。於此可見《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分卷本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5] 

第四，這部詞典的學術意義並不限於語言學。李榮先生在《分地方言詞典總序》中指出，“文史方面的學者，也可以取用其中的材料。”這説明，方言詞典對文學史和歷史的研究也有比較大的參考價值。比如幾年前對《金瓶梅》作者的考證，爭論的各方几乎都是根據《金瓶梅》中使用的方言詞語來推測其作者的。同時，對一些相關的學科如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也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民族接觸，人口遷移，民風民俗，社會變化，都會在語言中反映出來，而四十一部分地詞典中的三十多萬條詞語，為相關學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豐富的語言材料。 ^{[5]  [9]} 

41卷本《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是國家新聞出版署1990－2000年10年規劃重點書目、國家“八五”社會科學重點規劃項目。《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所選擇的方言地點，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漢語方言區域，包括上海、廣州、武漢、南京、西安、哈爾濱等一批中心城市。這樣大規模地編纂漢語方言詞典，在我國還是第一次。據悉，該詞典新穎實用的編纂方式已受到海內外方言研究者普遍稱譽，其科學的記音方法將不少行將消失的老派方言資料保存了下來。專家們認為，這一浩大工程不僅是語言科學研究中的一項重大成果，更是民族文化積累中的重要基礎工程。 ^{[5]  [10]} 

中國政府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採取了許多積極有效的措施並取得多項成績。中國科學院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於1956年組織了7個語言調查隊，隊員700多人分赴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空前規模的語言普查。至1959年，調查隊已調查了15個省和自治區42個民族1700多個調查點的情況，並對這些語言的語音系統、語法結構、詞彙系統、語言系屬等作了初步研究。為適應當時的需要，部分民族語言的詞典、語法和教科書編寫出版。這次普查蒐集到大量珍貴的語言資料，發現了許多過去從未見過的語言現象。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組織編纂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41種分卷本全部出齊。 ^[1] 

李榮，1920年生，音韻學家、方言學家。筆名董少文、昌厚等。浙江省温嶺市人。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1946年自昆明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畢業後，曾在北京大學和山東大學文學院任教。1950年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所長、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雜誌主編等。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漢語的語音、文字、詞彙、語法等，其中尤其是對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漢語音韻的研究和對現代漢語方言的調查與研究的成績最為突出。 ^{[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