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

1977年春天的一天，光明中學的黨支部書記老曹詢問初三年級三班的班主任張俊石，是否同意接收剛從公安局拘留所釋放的小流氓宋寶琦到他班上讀書。張俊石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張老師從公安局瞭解情況後回到學校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在年級組辦公室，圍繞接收宋寶琦的事，數學教師尹達磊提出了反對意見。尹老師對張老師在狠抓教學質量的時候弄個小流氓進來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壞掉一鍋粥”。張老師則表示現在不可能把宋寶琦退回公安局，既然他是班主任老師，那麼，宋寶琦來後他會開展工作。

還沒等張老師開展工作，班上的團支書謝惠敏就來找他報告説，班裏同學對宋寶琦來插班學習一事反應激烈，有的女同學表示明天不會來上學。謝惠敏單純真誠，品行端方。由於投入社會工作的時間、精力多，學習成績平平。“四人幫”被揪出之前，她就是班上的團支書。當時，“四人幫”把持的團市委向光明中學派駐了聯絡員，聯絡員經常找她談話。之後，張老師跟她就開始顯露出某些似乎解釋不清的矛盾。譬如，團組織生活能不能搞爬山活動，女同學夏天可不可以穿短袖襯衫等等。直到“四人幫”被揪出，兩人的矛盾還沒有完全消除。

接到謝惠敏的報告後，張老師先召集班幹部開了個會。謝惠敏提議明天在課後召開針對宋寶琦的批鬥會，以張老師從公安局拿回的宋的物品為依據，狠狠批判他的資產階級思想。但是，在要不要批判宋寶琦犯案時被搜出的長篇小説《牛虻》問題上，張老師和她產生了分歧。謝惠敏主張狠批“黃書”，而張老師卻認為《牛虻》是一本好書。另外，他注意到宋寶琦的那本《牛虻》已被撕掉封面，插圖中女主角的臉上被野蠻地畫上八字鬍。

在宋寶琦家裏，張老師跟這個明天將要進班上課的學生進行了第一次談話。站在張老師面前的宋寶琦一身橫肉，上唇在鬥毆時被打裂過，眼神中充斥着空虛與愚蠢。談話中，張老師感到宋寶琦缺乏起碼的政治覺悟，知識水平大約只有初一程度。宋寶琦將“牛虻”念成“牛亡”，説書是偷來的，看不懂，但又認定它是“黃書”。這引起了張老師的深思：像宋寶琦這樣的人，並非一定是由於讀了有毒素的書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為他們什麼書也不讀而墜落於無知的深淵。

聽説謝惠敏跟班幹部石紅吵架了，張老師又趕到石紅家。石紅出身幹部家庭，從小受家庭氣氛薰陶，是個“小書迷”。她邀請謝惠敏等女生一起到家裏讀書，但謝惠敏認為石紅向大家推薦的外國小説，報紙上沒推薦過，所以是“毒草”，不但拒絕了邀請，還和石紅吵了一架。當張老師來到石家時，石紅正在燈下朗讀蘇聯小説《表》，聽得入神的正是揚言宋寶琦進班她們就罷課的五位女同學。讀完了一段，她們爭先恐後地提出問題：“謝惠敏説我們讀‘毒草’，這本書能叫‘毒草’嗎？”“宋寶琦跟這本書裏的小流氓比，他好點兒還是壞點兒呢？”並向張老師表示：明天她們不罷課了。

走出石紅家，張老師又騎上自行車向謝惠敏家馳去。到謝惠敏家門口，他的一個計劃已經明朗：他要將《牛虻》留給謝惠敏，引導她去正確分析問題，幫助她消除“四人幫”的流毒；他要在全班開展有指導的閲讀活動，來教育包括宋寶琦在內的學生。 ^[3] 

劉心武1961年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十三中任教，目睹了文革期間極左思潮對青少年心靈的毒害。1974年，他調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任編輯。出版社的工作為他提供了比在中學任教時更開闊的政治與社會視野，也體察到了文學復甦的可能性。1977年2月，兩報一刊的社論明確提出“兩個凡是”。按照這種政治路線，劉心武作為編輯負責的兩部作品都因為無法編造出“階級鬥爭”情節而沒能出版，這讓他產生了放棄瞎編、書寫真實、尋求改變的想法。同年夏天，根據在中學工作時的見聞和長期以來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他在家偷偷寫了《班主任》。雖然之前他曾發表過若干配合政治形勢的文稿，但《班主任》卻是他第一篇根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寫出自己真實認知的作品。由題材敏感，經過一番猶豫，直到初秋，他才決心將稿子寄給曾向來約過稿的《人民文學》編輯崔道怡。在郵寄過程中，因為郵政人員不允許他在稿件中夾帶給編輯的信，本就心情矛盾的他曾一氣之下不打算把稿件寄出，但冷靜下來後，他細讀了自己所寫的文字，認為還是應該寄出去。 ^{[4]  [5]} 

1977年9月，《人民文學》編輯部小説組責編崔道怡看了劉心武的投稿《班主任》後深受感動，未經複審就回信肯定了作品的題材有現實意義。隨後小説通過了組長塗光羣的複審，但在終審環節，副主編劉劍青難以決定是否刊發。當時編輯部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小説太尖鋭了，屬於暴露文學，不宜發表；另一種意見認為作品塑造了張老師的正面形象，作為揭批“四人幫”的小説，應該發表。兩派不能達成一致，小説被交給主編張光年裁決。張光年把《班主任》的三級審稿人員和相關編輯召集起來進行討論，張認為小説有修改的基礎，題材抓得好，不僅是教育問題，而且是社會問題，寫矛盾尖鋭很好，不要怕尖鋭，但要準確。但小説還不夠尖鋭，抓住了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卻沒通過故事情節尖鋭地展開，沒有把造成這個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寫出來。 ^[6] 

崔把張光年意見轉達給劉心武，劉對作品進行了修改，比如給謝惠敏增加了“不許同學把小麥穗帶回家”的情節，還增加了四人幫的爪牙經常找謝談話的情節；將石紅的出身改為知識分子，添加了她在家中學習的背景。對於修訂稿，崔又做了修改，例如初稿中劉心武表現張老師內心吶喊時寫了“救救孩子”，崔建議加上定語，改為“救救被四人幫坑害的孩子”。最終，小説發表在當年第11期《人民文學》的“短篇小説特輯”頭條位置上。 ^[7] 

光明中學初三年級三班的班主任，共產黨員。為人嚴肅、莊重，學識淵博，做事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具有堅定的立場，深受學校黨支部的信任，在學生們中也極有威望。當黨支部書記要他接收流氓學生宋寶琦時，他毅然答應了，並且立刻去宋家家訪。雖然此舉遭到學校同事和班裏學生的反對，他還是決心盡力挽救宋寶琦和其他被“四人幫”毒害了的孩子。 ^[3] 

光明中學初三年級三班的團支書、張老師的得力助手，是公認的好學生。心地單純而真誠，品行端正，熱愛社會主義，但受“四人幫”的極左思想毒害，思想僵化而頑固，喜歡上綱上線，迷信盲從極左思想。她認為凡是報紙上沒推薦、圖書館不外借的書都是壞書，因此，在《牛虻》是不是一本“黃書”的問題上，與同學石紅、老師張俊石的意見相左。 ^[3] 

家境不錯，但是由於父親疏於管教，再加上十年動亂中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缺乏正確的引導，以至於走上歧途，參與不法團伙的犯罪活動。他營養充足、身體壯碩，但是精神空虛，愚蠢無知，頭腦裏滿是封建時代的哥兒們義氣。這個壞孩子和“好學生”謝惠敏一樣，雖然根本沒有讀過（只是在書中的插畫上亂塗一氣）偷來的《牛虻》，卻堅信那是“黃書”。 ^[3] 

光明中學初三年級三班的宣傳委員，幹部家庭出身，受父母影響，從小就喜歡讀書。她不僅讀過《共產黨宣言》、毛選等政治理論著作，還讀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善於根據馬列主義的原則去思考、分析問題，並積極體現到行動中去。 ^[3] 

光明中學初三年級的數學老師，與張俊石是可以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的同事。粉碎四人幫後，他感到心中一片光明，對教育戰線、對自己的學校充滿了憧憬，認為既然“四人幫”已經被揪出，那麼掃清“四人幫”在教育戰線的遺毒，應該是很快就能辦到的，卻忽視了問題的複雜性。他一心撲在提高教育質量上，因為擔心影響班級成績，所以反對接收宋寶琦。 ^[3] 

小説通過有前科的中學生宋寶琦轉學到光明中學，卻遭到以團支書謝惠敏為首的諸多學生反對的事件，控訴了“四人幫”的愚民政策，否定了文革所造成的文化大倒退。作品通過謝惠敏和宋寶琦兩個表面上好壞分明，實質上都是被極“左”思想扭曲成畸形的中學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極“左”思想對青少年的毒害，從而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

宋寶琦是文革中產生的體格健全但靈魂被扭曲了的畸形兒。因受到文革中讀書無用論的影響，他愚昧無知，精神空虛，並沾有流氓習氣和低級趣味，淪為危害社會的小流氓。他的墮落，不是按一般人的邏輯推理那樣——因讀了壞書而中毒，恰恰是文革中的愚民政策和文化專制使他們什麼書都不讀而墮入無知的深淵。

謝惠敏則是文革中另一類“畸形兒”。其思維方式嚴重僵化，與宋寶琦的人生形態扭曲相比較，如果説宋寶琦的傷害是可見的，主要是“外傷”的話，謝惠敏所受的精神上的傷害更隱蔽，更具有“內傷”的特點。良好的品質和荒謬的思想在她身上緊密結合，顯示了“四人幫”在人的意志和心理素質方面所造成的惡果。同時，謝的靈魂中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恰恰是一般人認為是優良素質和社會主義積極性的東西，那種愚昧無知卻又充滿警惕性、排它性、鬥爭性的精神狀態，那種盲目、虔誠地用別人的頭腦代替自己的頭腦，用僵化的觀念去限制活生生的現實的充滿惰性的思維習慣。她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是一種年深日久的社會心理、民族靈魂中的積垢。 ^{[1]  [8]} 

在藝術方面，《班主任》並不是一部成熟之作。

小説的人物結構是一個眾星拱月式的英雄中心結構，以張俊石為中心人物，分別設置了黨支部書記老曹、同事尹老師和工作對象宋寶琦、謝惠敏以及石紅。人物關係設置以正面、側面、反面烘托為主，在塑造人物上有明顯的“三突出”痕跡，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9-10] 

在篇章結構上，作者採用了傳統文學的“有序結構”，小説的九個章節中六個人物依次而出，人物的描繪方式基本是從外貌開始寫到性格、歷史，然後進入情節。情節組織也是環環相扣，用小説《牛虻》作為串聯情節的線索，把情節推向高潮。在這樣的結構中，作者成為一個全知全能的敍事者、結構設計者，不僅能發現人物的外表、行動，能洞察人物的心理活動，而且還直接出來評判議論，闡述小説的中心主題。 ^[10]  而由於作家在小説中所要表達的觀念太多，這諸多觀念又支配着人物設置、情節演進直至細節選煉，再加上短篇小説的篇幅侷限，以至於不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具有更大意義的謝惠敏身上，使人物缺少有深度的個性描繪。 ^[8] 

此外，小説的語言流暢而少凝鍊，直露而少含蓄，時有生硬之感。 ^[8] 

小説發表後受到廣大讀者歡迎，曾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改編成廣播劇 ^[5]  ，並獲得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第一名 ^[2]  ，票數比第二名多了一倍 ^[7]  。1978年，控訴“四人幫”對人民精神造成的戕害的文學作品形成了一個浪潮，史稱“傷痕文學”，《班主任》被認為是“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 ^[4]  。

2018年9月，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最有影響力小説。 ^[11] 

小説在發表之初引起了一定的爭議。有人認為小説背離了革命文學的“歌德”正道，也有人向有關部門寫匿名信，稱劉心武的這篇小説是“解凍文學”（《解凍》是蘇聯作家愛侖堡的長篇小説，被認為是配合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治的作品），應予以制止。 ^[4] 

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馮牧：《班主任》“從反映生活和挖掘思想的深度方面，塑造藝術形象的生動豐滿方面，對我們的文藝創作應當説是有了新的增添、新的貢獻……人民羣眾已經眾口一聲地肯定了這個作品，認為它表達了他們的思想，回答了他們的問題。” ^[12] 

文學評論家朱寨：“班主任中宋寶琦、謝惠敏這兩個形象概括了深刻的社會內容，具有普遍的意義。” ^[13]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曾鎮南：“《班主任》不但觸發了整整一代人對自己一向深信不疑的某些觀念、某些思維習慣、某些精神支柱的懷疑，成為新時期文學對極左思潮進行持久、深刻、有力的批判的嚆矢，成為全民族思想解放運動的文學上的先聲，而且就它對整個文學創作文思想的扭轉與開拓而言，其文學啓蒙意義也不能低估。” ^[8] 

原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語文教研室教員李書磊：“《班主任》從它對謝惠敏的剖析和對文革的批判上來看是新時期文學的開端，而從這種剖析的保留性和批判的表面性來看它又是舊時期文學的總結。” ^[10]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劉心武的《班主任》打開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大門，開啓了新的文學時代。小説通過一位班主任的新的工作和幾個不同狀況的中學生的命運，反映了經歷過十年動亂之後，國人最初的開放意識的萌動，以及向過去告別的勇敢決心。作品真切地感應到中國走向開放和麪對改革的氛圍，為一個大時代寫下了最初的見證。《班主任》用人性和文明的光芒反射出正在走向未來的社會的新希望。它的故事雖然單純，卻有不一樣的價值和意義。” ^[16] 

劉心武（1942～） ，筆名劉瀏、趙壯漢等。四川成都人。196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任中學教員15年，後任北京出版社編輯，參與創刊《十月》並任編輯。1979年起任中國作協理事、《人民文學》主編等職。創作上，1977年發表短篇小説《班主任》，後又發表《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我愛每一片綠葉》等小説，曾激起強烈反響。出版有短篇小説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劉心武短篇小説選》，中篇小説《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説集《綠葉與黃金》、《大眼貓》、《都會詠歎調》、《立體交叉橋》、《519長鏡頭》，中篇小説集《如意》、《王府井萬花筒》、《木變石戒指》、《一窗燈火》、《藍夜叉》，紀實小説《公共汽車詠歎調》，長篇小説《鐘鼓樓》、《風過耳》、《四牌樓》等，還出版有散文集、理論集、兒童文學等作品以及8卷本《劉心武文集》。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