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

一個修道院在七天裏發生六起謀殺，巴斯克維爾的威廉修士對謀殺進行調查，線索不約而同指向了修道院最宏偉的建築——圖書館。書的前頁特意附上了圖書館的建築結構圖，是一座迷宮式的神秘建築。威廉以為，歷史事件遺留的痕跡，就像事物的符號，符號與符號之間存在某種聯繫，他可以像解開迷宮規則一樣，根據普遍規律找到那些“痕跡（符號）”之間的聯繫，最終發現真相。圖書館藏書的規則正是像威廉所信奉的宇宙秩序一樣，是按照某種符號規則編碼了所有圖書。然而，威廉雖然憑才智接近了真相，卻發現六起謀殺案並非像他最初推斷的那樣是按照《啓示錄》七聲號角的順序、有計劃的謀殺，它們之間的相互一致完全是巧合。 ^[3] 

在1970年代後期，翁貝託·埃科漸漸地發現，自己搞了20多年的神學、歷史學和文化、文學理論研究，有很多東西光靠理論表達説不清楚，也不過癮，對大眾的影響而小，他就決定藉助小説這種大眾更可以普遍接受的文學樣式，來傳達他複雜而有趣的研究經驗。於是，翁貝託·埃科將自己對中世紀文化和歷史研究的成果與20世紀現代小説的發展結合起來，創作出了一種新小説《玫瑰的名字》。 ^[5] 

作者自述，《玫瑰的名字》原來的名字是《修道院謀殺案》，但後來改成了《玫瑰的名字》，因為玫瑰是含義豐富的象徵，並且也源自書中的主題：一位12世紀修士的詩歌中寫道：“昔日玫瑰以其名留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這個修士着迷於“今何在”的主題，這個主題也衍生出了法國詩人維庸那個名句：“去歲之雪今何在？”總之，一切榮華富貴美貌，最終都會陷入虛無。不過，埃科説：“儘管萬事萬物都會消亡，我們依舊持有其純粹的名稱。” ^[6] 

《玫瑰之名》的主人公叫做巴斯克維爾的威廉，這很容易讓人起柯南·道爾的《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從而聯想起神探福爾摩斯。事實上，威廉同福爾摩斯從外貌到習慣確有很多相似之處。小説中這樣描述威廉的形貌：“他身高超過常人，又因為瘦削，反顯得更高。眼光敏鋭，入木三分，薄薄的略呈鈎形的鼻子，顯出為人的機警。”這與福爾摩斯如出一轍。另外，威廉也時常藉助藥品打發無聊的日子，或緩解緊張情緒。最明顯的相像之處在於威廉也具有超人的洞察判斷能力和廣博的知識。如小説中“找馬”一節，他能通過對微小細節的觀察，判斷出修道院長愛駒的體貌，走失的方向，甚至推測出馬的名字。 ^[7] 

《玫瑰的名字》並不在於再現中世紀曆史或講述滿足讀者閲讀快感的虛構故事。更恰當地説，作品是對各種衝突不斷上演和升級的當代世界所面臨的問題的思考與形象反映，當代世界呈現出文化多元化的格局。《玫瑰的名字》在後現代義化語境中別有深意：既然真理存在於敍述和閲讀的過程中，那麼不同的言説力一式和話語體系都可能顯現真實只有，重各種話語體系的表達權利、即客觀分析其合理性。能防止對某種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的過度詮釋，維護人類不懈追求和探尋知識之路的自由。 ^[8] 

在某種意義上，西方文化一直是邏各斯文化，即一個需要終極意義和認識論的文化。對終極意義的孜孜以求使人們認定：“假如沒有上帝，也要造一個出來。”走出中世紀的神學邏各斯階段以後，現代哲學主流用“理性”置換了“上帝”的邏各斯角色。進入20世紀後，“語言”代替了“理性”，發生了“語言學轉向”。但究其實，所有的轉向，不過是從一箇中心走向另一箇中心，始終是在邏各斯本身打轉。最大的怪圈是整個西方文化賴以建立的價值與詮釋體系—形而上學本身。歷史用事實證明，無論是上帝、理性、還是語言，都不能徹底詮釋這個世界，因為並不存在什麼“邏各斯”。只有從這個角度，方能明白《玫瑰的名字》的深意所在。過去學者紛紛指出，對狂熱的批判是小説的主題。但是應該認識到：不僅對上帝的狂熱是狂熱，對理性的狂熱是狂熱，對符號和語言的狂熱也是狂熱。所有這些狂熱的下面，最根本的，是對邏各斯的狂熱，也就是對惟一中心、惟一終極意義、惟一淦釋的狂熱。艾柯在書中説：“那些深愛人類的人所負的任務，是使人們嘲笑真理，‘使真理變得可笑’，惟一的真理，在於讓我們自己學會從對真理的瘋狂熱情中解脱。”在這裏，“真理”的另一個名字，就是“邏各斯”。

再進一步，因為詮釋是有主觀性、傾向性和目的性的，所以詮釋不可能是完全公正的。但一個合理的社會應該以多元性反對一元性，以寬容代替專制。 ^[9] 

《玫瑰的名字》是一部關於圖書館的書，圖書館在小説中則既有着“迷宮”般的結構，又作為歷史“迷宮”的象徵出現。全書頗可作為中世紀文化史、宗教史的參考書來讀，同時也是一部歐洲讀者所熟知的各種經典書籍、典故的互文交匯的場所。這部小説更像一位歷史學研究者的科研課題，小説只是混雜着學術質疑、思想探險，然而全然是遊戲的話語工具，所有通過情節構織起來的關於歷史真相的思考及對知識探索的懷疑，最終都歸於零。這一過程將現代以來小説贏得的深刻性與生動性都解構為純粹的遊戲手段。 ^[3] 

表面上看，《玫瑰的名字》與經典的偵探小説一樣，設置了一對黃金搭檔—偵探咖福爾摩斯、波洛、威廉等和他的助手華生、黑斯廷斯、阿德索等久並起用偵探的助手作為敍事者。這樣的敍事者非常重要，他們可以與偵探一道，親臨犯罪現場，參與事件調查，為讀者敍述第一手材料，從而拉近敍事距離，造成敍事的真實感，使讀者更容易感受到懸疑和緊張的氣氛。

但是《玫瑰的名字》的敍事者要比表面看來複雜得多。小説一開頭就交待了：“毫無疑問，這是一部手稿。”接下來可以發現，這篇手稿有四個經手人：它首先出於14世紀末一位名叫阿德索的德國修道士的原稿，為拉丁文，是阿德索年老時對其青年時期經歷的回顧；後於17世紀末經馬畢倫校訂；到了19世紀，瓦雷根據馬畢倫的拉丁文本將之譯為法文；最後由“艾柯’將法文本“意譯”為意大利文。雖然故事中的敍事者依然是“我”——阿德索，雖然他也希望“逐字複述所看到、聽到的一切，不敢添枝加葉氣並祈禱“願上帝把恩典賜給我，讓我充當坦率的證人”，但是手稿在其年老體衰時寫就，回憶難免偏差；又幾經周折，很難相信，手稿的原始事件會得到充分的傳譯。這種故意造成的敍事距離，實際上是作者對傳統小説故弄玄虛營造逼真效果的戲仿，旨在含蓄地質詢了理性虛構的小説世界以及其中理性的存在方式。

另外一點與傳統偵探小説不同的是，《玫瑰的名字》在手稿編輯的形式下，給每章前面都加上了標題，對將要發生的事件進行提示，例如第四天的事件：“晨五點到六點，東方呈魚肚白敍述威廉和塞維裏努斯檢驗貝倫加的屍體，發現舌頭髮黑；這在溺死的人來説是異常的跡象。接着他們討論了劇烈的毒物以及過去的一樁被盜事件”。此舉一反傳統偵探小説敍事後顧性的特點，捨棄了懸念的製造。這種做法體現了玄學偵探小説的自我觀照性，“含沙射影式地將批評表現出來”，“不僅是針對傳統偵探小説、偵探小説批評的，也是針對包括現代主義在內的以往文學思潮的”。它試圖説明，傳統小説中理性的最終勝利是因為偵探小説刻意牽着讀者沿着事先確定的路徑前行，因而勝利也只是一場謊言。 ^[7] 

1980年，《玫瑰的名字》出版，小説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在歐洲的發行量超過了500萬冊，還陸續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後來，還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威廉教士由英國演員肖恩·康納利扮演。 ^[5] 

翁貝託·埃科，出生在意大利亞歷山德里亞，意大利符號學家、語言學家、史學家、哲學家和小説家。埃科曾就讀於都靈大學，專修中世紀哲學和文學，1954年獲博士學位，1954—1959年在意大利電視台工作，後分別在都靈、米蘭、佛羅倫薩等大學執教美學、建築學、符號學等課程。埃科的第一部長篇小説《玫瑰的名字》（1980），獲意大利兩項最高文學獎和法國梅迪奇獎，被翻澤成35種文字。其他作品還有長篇小説《傅科擺》（1988）、《昨日之島》（1994）、《波多里諾》（2000）和《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2004）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