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

1926年5月4日，地處遼海之濱的遼寧省遼中縣的一個小村莊裏傳來了一陣嬰兒的響亮的啼哭聲，一個叫鄒魁升的農民家裏又添了一個男嬰。對於靠租種地主土地為生的鄒家來説，真是喜憂參半；喜的是鄒家又添新丁，憂的是鄒魁升已有兩男、兩女四個孩子，第五個孩子的到來，給本來就十分緊張的生活又增加了一張吃飯的嘴巴。但樸實厚道的鄒魁升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這個兒子，日後竟然會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人——他就是王珏教授。

鄒魁升給自己最小的兒子取了一個有分量的名字——鄒紹臣。

童年時代的鄒紹臣記憶最深的事情，一是下田幫父親和哥嫂幹農活；二是一到下雨天，家裏的房屋就漏雨，他便拿着臉盆幫父親和哥嫂接雨。

鄒魁升雖然識字不多，但他深知讀書對於改變命運的用處，於是，他便把家族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了小兒子身上，省吃儉用把鄒紹臣送進私塾讀書。

看到父親讓大哥去二姐家裏的雜貨店做店員，讓二哥和兩個嫂子種地，卻讓自己去上學，小紹臣十分理解父親的一片苦心。在私塾裏，他學習十分用功，三年之後進小學和高中讀書，後來便考取了遼中縣國民高等學校。當時的遼中縣被日本侵佔，因而學校也是偽滿州國開辦的。學校對中國學生實行奴化教育，每天早晨早操前，學生都要集體學念日本“天昭大臣”的昭書。學校裏有三個日本教員。其中一個教體育的教員是日本退伍兵，對待學生十分兇惡，經常肆意打罰同學，動則用日本戰刀的刀背砍學生的肩部。有一次在體育課上，這個日本人又用戰刀砍學生，鄒紹臣便領頭髮動同學罷課。最後學校追究下來，要定他一個“反滿抗日”的罪名。多虧了一箇中國翻譯給講情，才罰他在供奉日本“天昭大臣”昭書的房門前罰站。從早晨上課，直到晚上放學，整整站了8個小時。這個處罰還算是輕的，否則就要被抓到日本去做勞工了。

這件事情在少年鄒紹臣的心目中埋下了屈辱、悲憤和仇恨的種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行經充滿刻骨仇恨的鄒紹臣，此時的心情無比激動，他很快便聯絡了幾名同學組建了遼中縣青年同盟會，並被推舉為幹事。青年同盟會很快就發展到100多人。鄒紹臣和會長裴恩凱帶領青年同盟會接管了日本人的一個名為興農合作社的單位，利用日本人留下的油印機自已刻蠟版，辦了一份名為《早輝》的小報。他們先後迎接蘇聯紅軍和八路軍進城，並與部隊的政治部取得聯繫，把蘇聯紅軍和八路軍政治部提供的國內外信息刊登在小報上，使《早輝》成為了商户和市民愛看的進步刊物。這段時間，每天一大早，鄒紹臣就和會員們一起把宣傳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救國精神和蘇聯紅軍援助解放東北內容的小報發到商户和市民的手裏。

8月底，蘇聯紅軍和八路軍退出縣城，黨的地方組織接管了遼中縣城，青年同盟會很快與組織取得了聯繫。當時的遼中縣委書記李正亭（解放後任中紀委副書記）送給鄒紹臣兩本書，一本毛主席的《整頓三風》，一本是朱德總司令的《論解放區戰場》。不久，青年同盟會會長裴恩凱被調到遼中縣中蘇友好協會工作，鄒紹臣和一個叫楊彬的同志負責組建遼中縣軍政幹部訓練班，楊彬任指導員，鄒紹臣任隊長。鄒紹臣發動遼中國高中學進步學生和社會進步青年150多人蔘加了訓練班。這期間，由楊彬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預備黨員。一個月之後，縣委開始在培訓班的基礎上組建農村工作團，分四批下派到遼中縣農村開展組建農會和減租減息運動。鄒紹臣和楊彬作為第四批農村工作團到第一區開展工作。一區任務完成後，楊彬到五區工作；鄒紹臣到六區工作，任工委書記（即區委書記）。這時，東北地區被國民黨收編的土匪開始對黨的地方政權瘋狂襲擊。鄒紹臣的入黨介紹人——六區書記楊彬被土匪包圍後殺害，敵人殘忍地用砸刀砸下楊彬的頭顱，掛在街頭示眾。鬥爭越來越殘酷，但鄒紹臣並沒有退縮，而是提高了警惕。一天傍晚，羣眾舉報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人，很像土匪。鄒紹臣摸清情況後先不聲張，然後帶領幾名隊員在凌晨4點直撲土匪住處，他們把門一腳踹開，土匪還在睡夢中就被抓獲了。經審問，此人正是前來刺探情報的，準備天亮回去引敵人來包圍五區。

形勢越來越嚴峻，時過不久，國民黨的新六軍又開始對遼中進行清剿。這時，縣委要求各個區組成武工隊，然後和縣大隊一起向遼陽地區轉移。成立武工隊後，鄒紹臣便和大家一起在遼南地區的遼陽、海城、鞍山等山區打游擊。這時，考慮到家人的安全，他就把名字改為了王珏。他只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王”和“珏”兩個字加在一起有三個“王”，另外，“珏”字的意義非常好，是潔白無暇的玉。

打游擊期間，王珏利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爭取了當地一個姓張的土匪頭子，這個土匪頭在王珏的教育下，為武工隊提供了很多方便。王珏帶領部隊撤退時，這個姓張的土匪頭送給王珏一匹走馬（是一種很穩的戰馬），一把盒子槍，一雙靴子。王珏帶部隊撤至遼陽的蓋縣山區，繼續打游擊，一直打到1946年的5月。這段時間，王珏有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一次是他帶領幾個隊員下山買糧，正在家民家裏吃飯，忽然一發炮彈就打在他的面眼。原來是遠處的國民黨的部隊，漫無目標地用日本的“60炮”打了一發炮彈。第二次是王珏帶領武工隊員下山買糧後與縣大隊失散，他帶着大家跑了一整夜才在海城的一個叫山岔子的村莊與縣大隊匯合。這時，一股國民黨部隊也來到這個村，武工隊便在這裏與敵人打了一場激烈的遭遇戰。

國民黨軍越來越多，武工隊不斷減員，到了1946年5月，王珏的隊伍只剩下12個人了。根據形式需要，遼南地委決定把他們介紹遼東省委。就這樣，王珏扛着一挺歪把子輕機槍帶領武工隊員，經過半個月的徒步跋涉才找到遼東省委。

1946年6月，王珏被遼東省委分配到鄰江縣任第九區區長，兩年後，任縣委宣傳部長。

在任宣傳部長期間，王珏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解放軍掀起了土改運動，運動由東北開始，王珏負責鄰江縣九區的土改工作。由於土改比較成功，成為了全縣的典型，因而被選送到全縣土改座談會上介紹土改的經驗。在座談會上，王珏第一次見到陳雲同志。王珏回憶説，那天，陳雲同志穿着一身灰色的軍裝，很瘦，但精神。王珏介紹完經驗後，陳雲同志很和氣的問了他土改的一些具體情況。

王珏所在的九區的土改為什麼會取得如此成功呢？原來，早在青年同盟會時期，王珏就受到了經濟學啓蒙。當時的青年同盟會的會長裴恩凱是偽滿州國建國大學的學生，與當時地下黨有着密切的聯繫。裴送了他兩本書，一本是《共產黨宣言》，一本是《僱用勞動與資本》，讀了這兩本書後，王珏很受啓發，從那時起，他就樹立了一個信念：一定要站在窮人的一邊，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戰鬥，為勞苦大眾的幸福而耕耘。

土改一開始，王珏就深入到農民家中調查研究，傾聽農民的真實意見，並給農民講清黨的土改政策。然後再綜合分析，最後再實施土改。結果是農民高興、羣眾滿意、領導讚揚，被推選為典型。

王珏對陳雲早就知道並十分欽佩，這次見面更堅定了他學習經濟學理論的信心。當時，上級發放的學習材料《幹部必讀》是由馬恩列斯著作中選出的，共有12本。當宣傳部長期間，王珏把這12本書全部通讀了，因此對馬列主義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和理解。那時，東北最早出版發行了《資本論》，王珏在去省委開會時買了一部，還珍藏着。由於沒有輔導，當時他只讀懂了第一卷，二、三卷有些地方還讀不懂。

轉眼間到了1950年6月，經組織上推薦王珏考入中央馬列主義學院（中共中央黨校的前身）學習。在中央馬列主義學院，王珏選學了他喜愛的經濟學。恰好《資本論》的翻譯者郭大力先生正在馬列學院任教，是馬列學院的經濟學教研室主任。在這裏見到郭大力，王珏異常興奮，因為他此前讀過《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沒有完全讀懂。卻能跟隨郭大力學習，他感到機會難得，同時也興趣倍增。

郭大力的講解十分易懂，王珏一邊聽課，一邊認真學習研讀，終於將《資本論》中的難題解決了，終於通讀了《資本論》。

1954年1月，王珏提前畢業留校任教。從此，他便開始他的經濟學研究與探索之路……

王珏留校在中央馬列主義學院經濟學教研室工作時，蘇聯著名的《資本論》專家左托夫正在中央馬列學院主講《資本論》。王珏為左托夫當助教，另外一名叫吳振坤的同志給左托夫當課堂翻譯（後來也成為了《剩餘價值學説史》研究專家和著名的經濟學家）。當時，左托夫主講，吳振坤作課堂翻譯，王珏主要是輔導學員學習，幫助學員解決具體問題。這種工作一直持續了兩年。

1956年，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專家撤走，左托夫回國。王珏就開始給學員講《資本論》了。給學員講《資本論》本身對自己就是一種很好的學習。王珏邊備課邊講解，同時更加深了自己對《資本論》的理解。

1957年，“反右”運動，1958年全國又開始“大躍進”、“大鍊鋼鐵”，中央黨校便停課不招生了。教員就下放到各地掛職鍛鍊。王珏被下放到上海鍋爐廠任黨委副書記。到了1959年，中央黨校恢復招生，王珏又被抽回中央黨校重新開講經濟學。

從1954年留校任教開始，直到1964年受到無端的批判，王珏做了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情。他用了十年精力，精心研讀《資本論》，寫出了90萬字的《資本論解讀本》，作為教材在校內印發學員，成為國內最初解讀《資本論》的教材。“文革”結束後，王珏把《資本論解讀本》加以整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重讀資本論》。

《重讀資本論》出版後，受到了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同時也深受廣大學員的喜愛。該套書籍的出版，為國人學習《資本論》這本深奧的著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中國化讀本。

幾十年來，王珏教授一直沒有停止對《資本論》的繼續研究。他説，學習理論的目的在於應用，要應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學習和研究《資本論》的目的，不是把它搞清楚就算了，而是應用它的原理研究和解決中國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實際問題。生活在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不可能也不會準確地預見到當今世界乃至中國的具體情況。只有與時俱進地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才能解決中國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

一提起“文革”，我們已習慣稱之為“十年文革”。然而對於王珏來説，他所經歷的“文革”卻是12年。

王珏的“12年文革”主要是禍起他的《資本論解讀本》。

王珏的《資本論解讀本》1964年初就受到了批判。當時，正在批判原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王珏是株連對象。楊獻珍的罪名是用“合二而一”反對毛主席的“一分為二”思想。給王珏邏織的罪名是用《資本論》抵制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犯了嚴重錯誤。最讓王珏心痛的是，剛剛印刷的《資本論解讀本》教材只有少數發到了學員手中，其餘大部分都在這次批判中被送到了印刷廠銷燬做了紙漿。批判之後，王珏被下放到京郊農村勞動。

1966年下半年，“文革”全面爆發。王珏又被從京郊農村“請”回了中央黨校，接受“搶救”。談話的人對他説：“你的問題很嚴重，現在要對你進行搶救，否則，你的問題就由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了。”造反派給他定了三條罪狀：一是反對毛澤東思想，二是走白專道路，三是散佈修正主義觀點。把他關在黨校西側的辦公室內反醒，要他寫檢討，交代自己的問題。門口有人看守，出門必須請假。

對於這種橫加在自己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王珏一直不服氣。造反派説他是“一本書主義”，他反駁説：“你們錯了，《資本論》是三本書，不是一本書”。在一次批判會上，面對造反派對他的批判，王珏氣得站起來把筆一摔説：“真沒想到，馬克思與毛主席之間還有階級鬥爭！”

1969年8月，王珏又被下放到河南西華縣“五七”幹校勞動。

1974年，中央開辦了一個工農中委（即中央委員）讀書班，主要培訓工人、農民階別的中央委員。王珏被抽回中央黨校做輔導員，直至1977年粉碎“四人幫”後黨校覆校。

王珏的夫人宋志蘭也一直在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工作，她對丈夫堅持真理的精神十分欽佩。宋志蘭生前説：“我一直支持他（王珏）的觀點，我當時也給學員講《資本論》，我認為老王的觀點沒有錯”！

宋志蘭與王珏是在抗戰時期結為伉麗的，王珏任區委書記時，宋志蘭是區委副書記，他們是一見鍾情，是地地道道的患難夫妻。談起自己的夫人，王鈺十分慶幸地説，他這一生，只所以不怕批判，一是他個人的秉性使然，另一個原因就是夫人一直與他共甘苦、共患難，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理論觀點和事業。

2012年5月3日，王珏的夫人宋志蘭因病辭世，享年83歲。夫人宋志蘭走了，期頤將至的王珏仍在人生道路上不懈地求索着。如今，王珏先生雖然聽力和視力都下降非常厲害，但是聽力和視力的下降都未能阻止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思考與求索。

在經濟學界，有一種“王珏現象”，這就是，王珏的經濟學觀點和理論，一般要等三至五年後才被認可。這種現象足以證明，王珏是一個觀點超前的經濟學家。

從事經濟學研究和教學六十餘年來，他一直堅持獨立思考的理論品質，以科學、嚴謹、求真的態度，使馬克思經濟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用中國話語建構中國的市場經濟理論。

王珏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有一個三段式結構：一是吃透原著；二是深入調研；三是獨立思考。在這三段式結構的基礎上，所研究出來的理論成果，因此就具備了三個特點：一是馬克思理論的支撐；二是觀點超前；三是經得起人民羣眾的實踐檢驗。

王珏教授的觀點之所以超前，並且有些觀點能反映在中央的重大決策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能夠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結合起來，使他的觀點適應了改革開放的實際要求。

王珏教授説，他的經濟學理論觀點都是以馬克思經濟理論作為後盾，與中國當前的改革實踐相結合，在理論與實踐的碰撞中受到啓發，然後經過獨立思考，在思想上形成一套符合邏輯的觀點，再反覆思考，自己先想清楚了，才出去講；先在黨校校內講，再到校外講，講完之後看大家的反映怎麼樣，多數人認同之後，再把它寫成文章發表出來，這樣一個理論觀點才最後形成了。對於自己的觀點，王鈺教授自始自終都完全負責，不錯的永遠堅持，錯了也大膽地承認並及時改正；不講假話、空話，講真話、實話；不怕站在少數人的隊伍裏。

1994年，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中南海的一個座談會，討論“十五計劃”及改革發展方向的問題。在會上，王珏教授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要“抓大放小”的觀點。當時，江澤民同志説：“王珏同志，你提出的這個意見很重要，但這個觀點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對這個觀點，還有許多不同意見。”1995年，中央就支持並推行了“抓大放小”。

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前，理論界有一場“要素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爭論。當時，持“要素價值論”觀點的佔多數，王珏是持“勞動價值論”觀點的少數。但，王珏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馬克思一生的兩大貢獻是“歷史唯物論”和“剩餘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剩餘價值”的基礎理論，論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就是否定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最後，中央支持和肯定了“勞動價值論”觀點。

有一個時期，理論界出現了一股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提出質疑的錯誤思潮，對此，王珏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的觀點，並專門發表了《堅持現代企業的改革方向不能改變》的理論文章，對否定改革和不要改革錯誤觀點提出了批評。

作為《世界經濟發展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六十餘年來，王珏在市場經濟、生產力經濟、鄉鎮經濟、區域經濟、股份制經濟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已出版和發表的著作約1300萬字。代表性著作有《重讀資本論》、《論現代公有制》、《中國的繁榮需要現代企業制度》、《經濟體制改革規劃綱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叢書》等。

自從事經濟研究和教學六十餘來，王珏有十大理論觀點引起了經濟學界和中央高層的關注，這十大觀點分別是：1、宏觀經濟的發展，必須充分尊重價值規律，按價值規律辦事（1978年）；2、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市場調節的經濟（1980年）；3、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和它的具體形式應區別開來（1984年）；4、社會主義應使無產者變為有產者、投資者（1986年）；5、股份制的現代企業制度應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模式（1987年）；6、社會主義應建立財產勞動者個人所有與社會佔有相統一的社會公有制（1994年）；7、國有企業改革要依靠工人階級，培養利益主題（1997年）；8、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以民有經濟為基礎，國有經濟為主導（1998）；9、國有企業改革應“抓大放小”（1994年）；10、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形式的發展過程可能是國有、民有、勞動者個人所有（1999年）。

做學問求真務實，敢於説不；做人則生性豁達，淡泊名利。這是王珏教授一直到90多歲高齡仍容光煥發的重要原因。1988年，王珏隨中國經濟學家考察團去美國，在美國的一個華人金店裏買了一枚金戒指，戴在手上，後來有人就此批評他説：“這哪裏像黨校的教授，分明像香港的教授”。對此，王珏一笑了之。他仍然戴着那枚金戒指。王珏對筆者説：“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從無產者變為有產者，工人階級既是勞動者也應是財產所有者。”王珏對自己一生的自我評價是：前半生為勞動人民的解放而鬥爭，後半生則是為共同富裕而耕耘。

2017年，在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之際，91歲高齡的王珏向中央組織部繳納了2萬元的特殊黨費，並起草了一份近2000字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言書。

2018年5月4日，迎來王珏教授的92歲壽辰，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他向中央黨校一次性捐助10萬元扶貧基金。

自1950年7月到中央馬列學院（中央黨校的前身）學習，之後留校任教，王珏先後擔任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央黨校特級教授，中央黨校學位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本應60歲正式離休的王珏，在歷任校領導的極力挽留下，一直工作到85歲高齡才正式離休。2010年8月，王珏因聽力和視力嚴重下降，向中央黨校校委提交了離休申請報告，2011年3月組織上批准了王珏的申請。2013年3月1日，為了感謝王珏教授六十年來所作的貢獻，中共中央黨校為他頒發了“為中央黨校貢獻六十年榮譽獎”證書。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是對廣大理論工作者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王珏教授用中國話語重寫《資本論》，用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語言所寫的八卷本經濟學專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叢書》的理論研究和探索，對於我們完成“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艱鉅任務將會有所啓示。

中國能有一萬個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無所畏懼地從國內外實際出發加以實踐的人，科學社會主義就等於實現了95%。——這是寫在王珏教授八卷本經濟學專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叢書》封面上的一段話。“無所畏懼”四個字用在王珏教授身上，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了他的經濟學研究風格。談起自己的理論觀點，王珏説：“我的一些理論觀點經常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但我仍然本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信念，不斷努力，多出成果，等待實踐去檢驗，這是我的選擇。”

王珏教授的這個選擇，正是一位“理性的守夜人”的選擇。

1926年5月4日生於遼寧省遼中縣。

1935年3月至1945年7月在遼中縣初小、高小、國民高等學校學習。

1945年8月任遼中青年同盟會副幹事長兼組織幹事，9月任遼中縣高中學生會主席，10月正式參加革命，11月參加中國共產黨。

1945年10月至1950年7月曾歷任遼寧省遼中縣委工作團副團長，遼中縣五區（小北河）工委書記（聯合會主任），在遼南地區打游擊時擔任武工隊長，遼東省臨江縣九區（松樹鎮）、五區（林子頭）、一區（城廂區）區委書記、縣委委員、宣傳部長。

1950年7月開始：1950年8月考入中央馬列學院（現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53年底留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後改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文革後改為中共中央黨校。）任教。歷任政治經濟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歷任的行政職務是：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後改為部）室務委員、副主任、主任、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市場經濟報社社長等。

2021年9月3日22時30分，著名經濟學家王珏因病在北大國際醫院逝世，享年95歲。

王珏長期從事馬克思《資本論》的教學和研究。在《資本論》教學、研究、傳播與應用等方面做出了開拓性的工作。在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和創新，深入淺出地講授《資本論》的基本理論，使廣大高中級黨員幹部很快地理解並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思想精髓。他把《資本論》教學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資料、講稿以及教學心得歸納整理，撰寫了90萬字的《（資本論）解讀》，成為國內的輔導教材。

1980年，王珏同志在全國黨校系統經濟學年會上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觀點。同年，他在浙江省委黨校授課時提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特徵，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屬性，突破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禁區，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是有本質區別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體現的是人民內部的經濟關係，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當時，他的這一觀點在經濟理論界引起了巨大反響。

1985年，王珏在全國黨校系統經濟學理論研討會上又進一步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我們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同時，還必須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以上諸環節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由此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這些觀點在經濟學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

1986年，針對當時國有企業承包制改革遇到的瓶頸，他提出改革必須從政策調整向制度創新轉變，股份制應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長期致力於國有企業改革、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理論和對策研究，組織中共中央黨校課題組，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觀點。

上世紀90年代初，針對改革中調整和量化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問題，向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建議。

上世紀90年代初，王珏相繼提出積極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建立現代公有制，推進“勞者有其股”的觀點。他認為，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是不能改變的，但是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運行體制的變化，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可以進行多樣化的積極探索的，這種探索的核心是建立適應現代化需要的現代公有制，以及保障勞動者擁有財產權利（即“勞者有其股”）。

離休後，王珏仍關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16年向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捐款10萬元，用於培養和支持更多年輕學者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自2011年起，王珏連續8年每月向中國扶貧基金會“愛心包裹”項目捐款一至兩千元。2016年3月、2018年5月，連續兩次以個人名義向原中央黨校兩個定點扶貧縣河北省武邑縣、江西省安遠縣捐款共計20萬元，用於資助貧困學生。接受資助的學生也取得了很好的學習成績，其中在江西安遠參加2017年高考的19名被資助學生中，有5人考上了一本大學，7人考上了二本大學。王珏同志曾説過，“扶貧工作被列為三大攻堅戰之一，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扶貧工作的高度重視。我把自己的離休金節省下來，去資助那些貧困孩子，儘自己的一點綿薄之力，也算是為黨和國家作點貢獻。我雖然年齡大了，但我將帶領和教育我的子女，一如既往為黨和國家的事業盡心、盡責、盡力” 。王珏同志捐助貧困學生的義舉得到了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校（院）委、教職工和貧困縣當地幹部羣眾的讚揚和敬佩。 ^[4] 

深圳市、長春市、吉安市等8個市的高級顧問。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河南省、四川省等近20個省市黨校的顧問和兼職教授。華東工學院、河南大學、上海財大等十幾所院校的客座教授。海南農墾總公司、深圳三九集團、賽格集團等十幾家企業集團的高級顧問。《經濟研究》、《經濟學家》、《改革與理論》等十幾家經濟類重要雜誌的編委和顧問。

已出版和發表的著作（包括專著、合著、主編）和論文約一千萬字。主要代表作和論文：

1．《<資本論>內容提要》（後更名《重讀<資本論>》再版）在中國是第一本完整、系統地介紹《資本論》的著作，在60年代初為推動《資本論》的學習起了積極的作用。

2．《簡明政治經濟學》在80年代初成為廣大幹部和社會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較好教材，獲得通俗讀物獎。

3．《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四十年》。這部書系統、詳實地整理了四十年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的主要觀點並進行了點評。這種比較完整的資料理論書籍在中國還不多見，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獲得優秀出版物獎。

4．《王珏經濟文選》。這本書選錄了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屆三中全會之間發表的重要論文共80篇。書中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股份制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模式；勞動者股份所有制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市場經濟不是社會基本制度而是社會經濟的運行方式；中小企業改革模式應是股份合作制等基本觀點。這些觀點逐步取得決策者的共識，反映在黨和政府的決議之中。

5．《中國的繁榮需要現代企業制度》這篇文章把現代企業制度提到國企改革的戰略高度，獲得國家級的優秀論文獎。

2019年12月12日，獲全國離退休幹部先進個人表彰。

2021年5月，入選中央和國家機關優秀共產黨員擬表彰對象名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