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晏清

淞滬會戰時，王晏清作為正在陸軍大學第十五期學習。羅卓英要王中斷學業，暫回部隊參戰。接到電報後，王晏清趕赴上海前線，任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參謀，參加了羅店戰役。日軍從金山衞登陸後，國民黨部隊全面撤退，王晏清隨部退守，參加南京保衞戰。南京失守後，王晏清回校繼續學習。 ^[2] 

1938年任第18軍參謀處長。

1939年任第18軍18師52團團長。

1941年任第18軍11師參謀長、軍令科長。

1945年任幹部訓練團教育處處長、陸軍編練司令部西南分監部參謀長。同年，任青年軍第208師副師長。

1948年任第87軍副軍長，同年8月任第45軍97師師長，9月授少將軍銜。

1949年3月24日在南京率部起義。

1950年起任華東軍政大學戰術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任南京軍事學院情報處副主任。

1954年任南京軍事學院外軍教授會副主任，後任軍事史料研究處副處長。

1958年2月8日王晏清等139名原國民黨起義軍官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王晏清被授予大校軍銜。 ^[3] 

1955年起，當選為南京市政協第一至六屆委員會常務委員。 ^[4] 

1983年作為特別邀請人員，當選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5] 

1988年任江蘇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兼任江蘇省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 ^[1] 

1992年12月12日在南京病逝。 ^[1] 

以下內容均轉引自王晏清所寫回憶文章內容，為表述內容完整和通順，此處未就人稱等進行調整。

淞滬戰役以前，王晏清是國民黨軍第十八軍司令部中校參謀，正在陸大十五期學習。淞滬戰役開始時，羅卓英打了個電報給王晏清，臨時調王到前線參加淞滬戰役。接到電報後，王即赴上海前線，參加了羅店戰役。以後，日軍從金山衞登陸，繞到中國防線後方，國民黨軍隊就全面撤退了。在撤退的過程中，得知羅卓英奉蔣介石的命令，任南京衞成副司令長官，協助司令長官唐生智守南京。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王晏清同羅卓英到了南京，王住在南京鐵道部的長官部。唐生智的長官部就設在鐵道部裏。羅未住在這裏，有時來這裏辦公。

大概是十二月十日，王晏清陪同羅卓英到前沿陣地去視察。沿途經過山西路、鼓樓、大行宮、新街口一帶，眼見十字路口都在構築工事，工事都用沙袋堆起，是準備巷戰的。那時，日軍的飛機正在向中華門投彈，爆炸的聲音震耳欲聾。沿途商店都關門停止了營業。中華門附近，很多房子被炸塌了，遠處傳來老百姓的嚎哭聲，撕心裂肺。其後，從中華門的東側登上城樓，發現附近有一些戰士的屍體，這些戰士都是第八十八師孫元良部的，屍體倒卧在路旁，個個咬牙切齒，怒目而視。他們還沒有打敗日寇，就為國捐軀了。

羅、王等人剛登上城樓就遭到日軍狙擊手的射擊。他們沿城牆邊走到城門附近用望遠鏡觀察，發現有一股日軍在城外行動。同時聽到密集的機關槍聲音；也看到了我軍的人在運動，知道城外還有我軍在同日軍激戰。第八十八師的軍官告説是他們的一個團。正説話時，槍聲異常激烈，這個部隊與日軍成拉鋸狀態。

回去後，羅卓英説：“南京是先總理葬身之所，如果不戰就放棄是恥辱，我們有何臉面見先總理於地下呢?所以必須同敵人決一死戰。”他又説，要守住城，必須以城為依託，牽制敵人，以城外部隊進行機動，裏應外合才能守住城。今天南京是個孤城，城外除紫金山有我們的部分部隊外，沒有大部隊集結，只能利用城牆為依託來消耗敵人。因此，我們守城是持久防禦。他還説，我軍將土是勇於殺敵的，但我們的守城部隊糧彈都缺乏，因此，守南京是倉促的，草率的。要守到哪一天，還要看委座的決策。羅卓英後來又説，人生總有一死，我們死在南京，葬身鐘山之下，必為後代所敬仰，還可以教育後人。他是暗示要與南京共存亡。

到了十二日上午，羅卓英突然要王晏清到江北去聯繫，瞭解一下江北友軍的情況，究竟還有哪些部隊。王一到下關就發現了大問題。王晏清找到海軍艦隊司令歐陽格，對他説明王晏清要到江北去的意圖。他説好是好，就是現在沒有船。王晏清説：“下關沒有船，將來部隊要撤到江北怎麼辦?”他支支吾吾也沒有説清，只是派了只小火輪給王晏清，送王晏清過江。當時江南有很多傷兵沒船過江。事後聽説蔣介石下了命令，要南京的部隊突圍，只許衞戊司令長官部的人員從下關渡江，其他部隊都要執行突圍命令。

但是，在撤退過程中，絕大多數部隊沒有執行突圍命令，一齊擁向下關。第三十六師宋希濂部執行長官部命令，除長官部人員外，一律加以制止，退到挹江門的部隊與第三十六師發生衝突，被打死、踩死的人不少，但還是制止不住。

在下關的江邊上，人們紛紛搶先過江，有的用木盆、門板渡江，江面上人頭點點，像野鴨子一樣。有的蹲在木盆裏，有的趴在門板上，悲慘之狀目不忍睹。

十四日王晏清到了滁縣，羅卓英也到了。王晏清隨他到醉翁亭開會。不久唐生智也來了。大家剛一坐下來，唐生智就嘆了一口氣説：“我打了一輩子仗，從來沒有打過這樣糟的仗。”又説：“我對不起國人，也對不起自己。”他叫把運輸司令周鰲山找來，唐一見周就把桌子一拍，桌上的茶杯都跳起來了，他大聲喝道：“你幹什麼的!你把我的幾千傷兵都丟在江那邊被日本人殺了!”周鰲山嚇得不敢講話，支支吾吾地説：“我有什麼辦法呢?情況變得太快了，我有什麼辦法?”唐生智又喝道：“槍斃你!”周鰲山呆若木雞，後來低着頭走了。

這時羅卓英向唐生智告別，回十九集團軍去了。王晏清也離開了羅，回陸大第十五期學習。

（轉引自王晏清：《我隨羅卓英參加南京保衞戰的片段回憶》） ^[6] 

1948年8月中旬，蔣介石突然來電召見王晏清（在王晏清的另一份回憶文章中，其受蔣介石召見的時間記為1948年9月，但王晏清八月即已任97軍軍長，故應為8月受到召見。相關記載參見王晏清：《南京首都警衞師起義的回憶》，載《江蘇省文史資料集萃 軍事卷》，第311頁。）

王晏清專程南下，按時趕往黃埔路“總統官邸”，覲見蔣介石。

蔣介石：“你從哪裏來？”

王晏清：“從北平來。”

蔣：“你的部隊在幹什麼？”

王：“部隊是新招到的北方失學失業青年，正在整訓。”

蔣：“你沒有當過師長？”

王：“是的，是的。”

蔣“你回去吧！聽我的命令！”

這次召見就算結束了。

蔣經國正在門口代替他父親送客，王晏清對他寒暄了兩何：“蔣主任（他原是青年軍政治部主任）好久沒見了，可好！”蔣經國點名要調王晏清到南京任師長。

王晏清回到北平不久，就接到國防部的調令，調到南京任第45軍97師師長。蔣任命王晏清為第97師師長，是有他的着眼的。主要是王晏清一直在他的嫡系部隊18軍工作，抗日戰爭末期又在青年軍工作，當過三年多副師長（有兩年多是整編師副師長），在副師長職中是比較資深的。由於97師是蔣軍中的御林軍，所以師長一職，必須慎重選擇，由蔣親自決定。王晏清到職後，第45軍軍長趙霞私下告訴他：“97師師長一職，國防部一廳簽呈了好幾個人，總統都沒有批。”

原來97師是由以下三個團組成的：289團，它的前身是軍委會警衞團，直接擔任蔣介石的警衞工作，290團，前身是陳誠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和軍政部部長時的警衞團，直接負責陳誠的警衞工作，291團，前身是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警衞團，後來顧祝同任陸軍總司令，又改為陸軍總司令部警衞團，直接擔任顧祝同的警衞工作。蔣介石把這三個團編在一起，組成首都警衞師，由總統府侍衞長石祖德兼任師長，平時擔任“總統官邸”高級官員住宅和重要倉庫的警衞工作，是蔣介石及其高級官員的看家部隊。

1948年8月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全面失利，兵員補充，供不應求。首都防務捉禁見肘，才不得不把這支御林軍改編為野戰軍，與102師合編為第45軍，負責南京近郊的警備任務。歸首都衞成總司令張耀明指揮。（王晏清：《御林軍的起義槍聲》） ^[7] 

（以下為王晏清回憶文章，為保留會議內容原貌完整性，此處直接引用）

1948年8月，我調到南京接任第九十七師師長以後，不時到母舅鄧昊明家敍談。那時國民黨政府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都在惡化，已顯示出政權不能維持很久的跡象。我和鄧對形勢的估計也是相同的，後來經過鄧的介紹，與地下黨的同志發生了聯繫。從李益之同志那裏，我瞭解到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區的真實情況，知道統一戰線政策的內容。我表示願意辭去國民黨的職務，投奔共產黨，因為我看到國民黨一點希望也沒有了。黨的同志幫助我，説應當從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出發，考慮率隊起義。我接受了這個意見。過後，我又會見了地下黨負責同志史永，他勉勵我説，黨對我立志起義的事很重視，要我努力作出貢獻。史又談到黨對起義人員很優待，只要對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的。這些話，都給我很大的鼓舞。

李益之傳達黨對我的指示.“1.在解放軍渡江時開放江防正面60華里，迎接解放軍渡江；2.希望能以強有力之一部兵力佔領下關，阻止在浦口的第二十八軍向江南撤退，以便在江北岸殲滅該軍；3.同時以一部兵力佔領飛機場，斷絕國民黨的空運，使其重要人員和物資不能乘飛機逃走。”

為了執行黨交給我的任務，我曾與本師知心的同志進行了研究，決定當解放軍迫近江北岸時，派人與解放軍聯繫，以免誤會。又決定當解放軍渡江時，命令各團不許開槍射擊，待解放軍安全渡江後，本師即以一個團開到下關並向浦口開炮轟擊，使國民黨第二十八軍腹背受敵。此外，還決定以本師另一個團開到飛機場斷絕國民黨空運；同時師司令部直屬部隊和另一個團，即開入南京城，掃清殘餘的國民黨軍隊，保護文物倉庫物資和市民生命財產，以迎接解放軍進城。

我經過反覆考慮，決定從私人談心着手，進行組織起義的工作。1948年12月間,我發現二八九團團長楊鎮洲、副團長鄧健中頭腦清楚，有正義感。我便到他們團部和他們談起心來，他倆對當時貪污成風，上下爭利，濫發紙幣，物價飛漲的情況表示不滿，對“共”軍事亦無信心。我們彼此的看法一致，從此便結成知心的密友。在師司令部，我也和一些同志談心，所見也完全相同，從此我就不感到孤立。關於起義計劃我們都共同商量進行。

1949年1月，我在一次全師連長以上軍官的集會中講到，抗戰勝利後再打內戰毫無意義，現在雖有長江天險，也無必勝把握。有些軍官聽了我的話，認為是真心話，但有些頑固反動分子便大不以為然，並把我的話密報衞成總司令張耀明那裏。此外，我為了爭取一些友軍共同參加起義，又冒失地派參謀趙昌然找他的知己朋友聯繫，以便在必要時能採取一致行動。趙便向憲兵部隊進行工作，策動憲兵部隊歸我指揮。結果憲兵部隊也把這個情況反映給了張耀明。

我想，為了進一步取得國民黨的信任，最好能同解放軍發生一次小規模的戰鬥，打個小勝仗。楊鎮洲、鄧健中等同意我的意見。我命令本師在江北的部隊，派偵察人員迅速察明江北解放軍的活動情況。2月中旬，我得知解放軍山東子弟兵團有部分人員在橋林鎮（距江邊20華里）附近活動，便於2月20日向橋林鎮發動一次假掃蕩，軍長趙霞不知究竟，還商請了海軍派艦協助渡江。2月19日夜，進攻部隊均到達江北七壩集結完畢，當夜各部隊開始前進，於20日挑曉到達橋林鎮附近。突聞左翼傳來炮聲，知道鄧健中營的迫擊炮已開始射擊。原來鄧健中指揮之突擊營接近橋林鎮時，即發射迫擊炮彈一發，用意在於“通知”子弟兵團迅速撤退。不久，右翼的突擊營和由正面進攻的楊鎮洲所部也開始射擊，發出稀疏的槍聲。我在橋林鎮南側用望遠鏡觀察，看到子弟兵團部隊紛紛北撤。20日上午6時戰鬥停止，雙方無傷亡，但俘獲子弟兵團戰士七名。20日上午，我的部隊即由軍艦協助撤回江南。我找了幾位被俘的戰士談話，瞭解到他們是到橋林鎮來採購糧食，因脱離主力太遠，警戒疏忽而被俘的，後來他們都安全脱險了。此時我即呈報軍部和衞戌總部雲.“我師掃蕩橋林鎮，共軍堅決抵抗，激戰一小時，敵被迫撤退，擊傷擊斃共軍多人，俘共軍七人，繳獲步槍數支及手彈數十發。”

1949年3月上旬的某一天，京滬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集合師長以上的高級軍官講話，他談了一些反人民戰爭的形勢，説京滬一帶有幾十萬大軍防守，又有長江天險，共軍既無海空軍，插翅也難渡…隨即他又板着面孔説：“現在我們內部有人思想不穩，對共無信心，我們大家一齊到中山陵總理靈前去宣誓。”我聽了大吃一驚，即把這些情況通知李、鄧，要他們提高警惕。他倆不久即赴上海隱蔽。

1949年3月23日，南京衞成總司令張耀明集合第四十五軍營長以上幹部講話，宣佈第四十五軍軍長趙霞撤職，遺缺由衞成副總司令陳沛兼任。張在講話中含沙射影憤慣地説：“我們軍隊中有這樣的軍官，革命志氣消沉，在幹部中散佈失敗情緒，瓦解軍心，替共產黨作宣傳，不願幹就給我滾，決不容許在內部揭鬼！”他圓睜雙眼，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接着又怒氣衝衝對我説：“王師長，今晚到我家裏去，我有話和你談。”中午舉行會餐，我和陳沛、趙霞同在一桌，趙霞在席上痛哭流遞，訴説他過去如何忠於職守，立了不少汗馬功勞，蔣總統賞識了他委以軍長重職，今大敵當前，正圖立功報效,不料無故被撤職，怎不痛心。我單獨和趙霞談話，對他的撤職抱不平，又安慰他一番，趙便把我當作知己，他告訴我：“你有個參謀趙昌然，在外邊亂説，你要注意！”我恍然大悟，原來是他泄露了機密。

張耀明約我談話的時間臨時改在次日8時，地點也改在總司令部。屆時，我到了總司令辦公室，只見警衞森嚴。我在室內站立了不久，張耀明就邁開大步進來了，他一見我就大發脾氣説：“我過去把你當小老弟，現在看來，你不是人！”我早已心中有數，但只得緩和地説：“我犯了什麼事？”他氣憤地遞給我一張紙條説：“你自己做出來的事，還不知道嗎？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接過紙條細細看了幾遍，心中砰砰直跳，紙上寫着：“王匪晏清受共產黨金條收買，喪盡天良，密謀叛變，該匪在部隊中散佈不滿，素亂軍心，並派參謀趙昌然發動憲兵部隊參加叛變，允許發給憲兵部隊槍支和符號，更企圖佔領飛機場，捉捕我軍高級指揮官·····”我頓時感到事態嚴重，於是情急生智，抓住特務控告唯一不正確的論點提出申辯：“如果這個密告是事實，我確受了共產黨的金條收買，請提出證據，並立即派人到我家搜查，如有金條,甘願法辦。”他接着説：“你集合軍官講話，説什麼這個仗打得沒有意義，你當師長能這樣講話嗎？”我只得委婉地解釋説：“由於那次講話的情緒不好，發了幾句牢騷，如果真有什麼壞意，我會這樣愚蠢集合大家公開宣傳嗎？”張此時火氣似乎小了一些，我又奉命打電話給趙昌然，叫他來司令部。張見電話接通了，即起身離去。臨行要我在他的辦公室等候，非有他的命令不得離開。這時我想破門而去，但窺見門外已佈置憲兵崗哨，就沒有魯莽從事。

我正在室內胡思亂想時，忽然副總司令覃異之走進來，面色和悦。我向他訴説：“我在十八軍工作多年，是陳誠、羅卓英的老部下，希望你主持公道。”他笑而不答。不一會，趙昌然進來了，我以目示意，暗示情況嚴重。隨即我把他介紹給覃，覃立即把他領到室外別處去詢問了。

中午，就在總司令辦公室吃了午餐。下午5時，覃異之對我説：“你回家去等着，隨傳隨到。”我到大門口，不見司機，我要衞士去找，覃異之趕到大門口催我快走。事後瞭解，覃接湯恩伯電話要把我送老虎橋監獄，覃回答湯説：“王師長已走了。”

我急忙坐上自己的吉普車返家，經仔細觀察寓所，未發現特殊情況。當即令司機檢查車子，加足汽油，五分鐘後就離家駛往駐地在車中，我作了提前起義的思想準備。

當日下午6時，我抵達江寧鎮師部。7時許，我召集楊鎮洲、鄧健中等密議，我把趙霞撤職和我被軟禁的一切經過告訴了他們。他們也認為只有提前行動。我又找來警衞營長葉宏昌、主任參謀黃克慄、軍需王道一、中校附員蕭漢傑等告以立即起義的意圖。但葉宏昌説，匆忙渡江參加共產黨不是好辦法，第一渡江困難，其次共產黨不一定相信我們，不如把部隊帶到我的家鄉太湖一帶去打游擊，創造獨立局面。蕭漢傑聽説要起義，嚇得面色慘白，不知所措。他説這樣的大事要鄭重考慮。楊鎮洲聽後就暴跳起來説：“這傢伙在潑冷水，先把他押再説。”我立即為他解釋，説他是我小學中學和軍校的老同學，膽子小，但不會壞事的。接着王道一説：“現在已到月尾，軍需主任已到城內去領薪飾和主副食去了，明天就可回師部，要渡江也要等到明天再説，不然主副食都成問題。”黃克慄則主張立即渡江起義。我又和少校參謀施新漢、胡達修個別談話，他倆表面贊同，內心猶豫。最後我發表意見説：“現在再也不能猶豫，若等到明天，則一切都完了。到江南打游擊，條件不夠，是空想。目前唯一出路就是起義參加解放軍。”隨即我要大家立即分頭準備，於8時30分準備完畢.開始渡江。

在起義的問題上，一般官兵缺乏思想基礎，故在宣佈行動目的和任務時，只説是奉命渡江掃蕩，侯部隊到達江北後再宣佈真正的意圖。當時我們也大致明瞭國民黨軍隊的兵力和部署，在蕪湖以東丹陽以西，一時不可能抽調一師以上的部隊來打我們，即使抽調一些部隊，最快也要明天拂曉以後才能到達。

關於駐江寧鎮的二八九團和師直屬部隊，渡江起義問題不大，但駐板橋鎮的二九O團和駐銅井鎮的二九一團的起義問題引起了我的顧慮。二九○團已有一個營在江北七壩，我們渡江後可強迫它一致行動，該團團長黃子安還率領兩個營和團直屬部隊在板橋鎮若明告他是起義，他必不從。我考慮還是以掃蕩為名，把他們騙過江再説。因此我即用電話通知黃子安，囑其立即率隊渡江到七壩與我會合。關於二九一團的行動，由於該團距師太遠，一時不易趕來七壩，以該團團長王義彎平時政治態度，即使過了江也不易與我們一致行動，故決定到江北後看情況行事。

不久前，曾接到衞成總部通知：“凡未經本部批准，在夜間由江南渡到江北的船隻，都由負責封鎖長江的軍艦予以擊沉之。”我們以木船偷渡，若被軍艦發現開炮轟擊，則將不堪設想。鄧健中説，軍艦位置在我們的有效射程之內，如軍艦射擊，我們幾炮就可轟掉它。這時沿江一帶的漁船，悉為衞成總部強迫集中下關。鄧健中自告奮勇到江邊尋找可能私藏的漁船，並受命擔任設置迫擊炮陣地的任務。

夜8時30分，部隊向江邊移運。我率師司令部人員於9時30分到達江寧鎮河口，發現已有30餘隻漁船在江邊集結。遂命令先到的部隊先行渡江，帆船一隻接着一隻駛向江北。停在江面上的軍艦不斷用探照燈對我們的帆船照射，銀白色的光柱在昏黑的水面忽起忽落，來回移動。很明顯，他們已經發現部隊正在渡江，但並未向我們射擊（據事後瞭解，他們怕我們開炮還擊）

夜10時許，我和師部人員到達江北七壩，得知後續部隊正在渡江，楊鎮洲、鄧健中等均已到達江北，鄧已指派部隊在江邊構築工事，以防萬。我和大家商量對二九一團如何處理，大家都認為能整個師起義最好。我因為要對各營長以上幹部分別下達命令，又要準備率隊北上，沒有時間與二九一團通話。於是我要鄧健中用電話傳達我的命令，通知該團於今夜渡江到橋林鎮與師主力會合。結果該團拒絕渡江，且把我們的行動報告四十五軍軍部。

我在江北分別同營長以上人員談話，明確告以渡江的真正企圖，他們都表示同意。這時，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是立即同解放軍取得聯繫。我取出名片寫上：“人民解放軍同志：我是國民黨第九十七師師長，我師於今天起義參加人民解放事業。你們收到此信後，請即派人到橋林鎮聯繫，並請通知前方解放軍部隊不要發生誤會為荷！”我於夜10時許派出第一組聯絡員，命他們一直往北走，找到了解放軍立即回報，並儘量於25日清晨6時前趕回師部。惟恐第一組不能完成任務，又繼續派出第二、三、四組。此時副官主任李南先由江南趕來七壩，他對我説“聽蕭漢傑説你率領部隊起義，特趕來參加，蕭已搭車回南京通知你家屬趁夜逃走。”我對他説：“你來得正好，目前急須同解放軍取得聯繫，我雖派了幾組聯絡員前往，不一定能完成任務，你立即去執行這一任務，務於明晨回報！”李欣然受命而去。

夜11時，考慮部隊不能在七壩停留過久，因天明時大批軍艦可能到江邊實行炮擊，如加上飛機轟炸，會引起混亂和傷亡，於是決定乘夜趕往橋林鎮，乃命師直屬隊先行，二八九團繼後。二九〇團正在渡江，我通知黃子安團長，渡江後即到橋林鎮會晤。

5日2時，全師除二九一團外全部到達橋林鎮集結完畢。我才把起義意圖告知黃子安，黃雖表示同意，但面色慘白，顯得勇氣不足，當時有人建議把他槍決，但我因黃未表示反抗，不忍斷然處決。此時，發現軍官們三三兩兩，竊竊私議。4時許，我考慮部隊停在橋林鎮距江邊只有20華里，易發生事故，遂決定繼續向新店廟前進（新店廟距江邊約40華里，部隊按二八九團、師直屬隊、二九O團次序前進。當部隊離開橋林鎮4華里時即已天亮，發現國民黨飛機在上空發傳單並掃射，二八九團部隊當即自行疏散隱蔽休息。傳單上寫道：“九十七師官兵們：你們師長王晏清，勾結共黨，背叛黨國，該師官兵在我軍中有悠久之光榮歷史，一向深明大義，盼能攜械歸來，決予重賞！有擊能王匪者賞銀洋3萬元，有擊斃次要首者賞銀洋1萬元，並連升三級。”

由於二八九團已停止休息，師直屬隊也隨着停止休息。我在橋林鎮北約2華里之村莊內睡了約兩小時，吃了早飯，此時有些幹部來報告説某營長跑了，某連長也不見了。我在附近的高地用望遠鏡瞭望橋林鎮以南，發現有一羣一羣的人向南奔逃，判斷是二九〇團的部隊。此時最使我焦慮的是昨夜派出向解放軍聯繫的人，這無一組前來回報。據事後瞭解，副官主任李南先於25日上午7時即與解放軍偵察人員取得聯繫，偵察人員把他送到團部，團送到師部，師又把他送到軍部，因而費了一整天的時間。當時我和大家研究，若把部隊一直開到新店廟，勢必與解放軍引起誤會，這樣對起義部隊來説，極為不利，現在趁部隊分散休息之際，我親到前面取得聯繫，二八九團由楊團長掌握，師直屬隊由警衞營長葉宏昌掌握，待我與解放軍取得聯繫後，再令部隊前進。

於是，我帶了鄧健中和師部的參謀人員、警衞人員，並就近指定二八九團的一個排隨我前進。臨行前我囑附他們，如遇解放軍，即使解放軍先開槍，我們也不能還擊。我又派主任參謀黃克慄先我出發，直奔新店廟。

在前進途中,發現了幾個便衣武裝人員.查知是我部派出的聯絡員，謂黑夜不辯方向，走了許多彎路，故現在才到此地。我們進抵新店廟南約三四里處，黃克慄面帶笑容回來了，他我已在新店廟與解放軍張師長取得聯繫。我即派員奔回橋林鎮通知楊鎮洲速把部隊帶來。不久楊鎮洲來了，他見了我搖着手説：“糟了！糟了！”方知部隊於兩小時前已潰亂，紛紛向江邊逃回。我即建議解放軍派隊追回，但因當時解放軍到達新店廟者僅有一部分前鋒部隊，尚未部署妥當，故未果行。九十七師官兵隨我到達解放區的，有團長楊鎮洲、副團長鄧健中、參謀主任黃克慄、副官主任李南先、軍需王道一,師部警衞人員和二八九團一部分共約百餘人。

我於起義後到達滁縣第八兵團司令部，承司令員陳士榘同志、政委江渭清同志、聯絡部長廖卓之同志等熱情接待，江政委親到招待所幫助我鼓勵我。爾後到達三野政治部，又得到唐亮、鍾期光主任和聯絡部長徐宗田等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感到了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4月22日，我隨大軍渡江解放江南，5月3日又回到了人民的南京。

我起義後，我的愛人曹悟和子女四人被國民黨特務看押在東門街17號寓所。特務們日以繼夜地逼迫交代我與哪些共產黨人來往，她閉口不言。特務用槍口對着她，她也不屈服,幾次想跳樓自殺，因兒女牽衣哭泣未果。經過一個月的苦難生活，我的全家隨着南京的解放而解放。（王晏清：《南京首都警衞師起義的回憶》）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