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誠

1951年，大學畢業的王忠誠隨醫療隊到中朝邊境的志願軍後方醫院參加救治傷病員工作。由於神經外科在我國尚屬空白，面對一個個腦損傷的指戰員根本無法救治，只能看着他們在痛苦中犧牲。王忠誠在悲憤中立下誓言，一定要攻克神經外科的難關，創立中國的神經外科。

1952年，王忠誠參加了“神經外科培訓班”，成為我國第一批神經外科醫生。在艱苦的創業條件下，王忠誠的同事們親自到亂墳崗挖屍骨做標本，對照研究神經解剖圖譜。當北京成立我國第一個神經外科時，王忠誠告別年青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隻身從天津來到北京，開始了新的征程。為了改變擁有5億人口的中國只有十幾個神經外科醫生的落後狀況，王忠誠瀝盡十年心血，經過千百次在腐敗屍體上的穿刺實驗，根據2500餘份腦血管造影資料分析和豐富的臨牀手術經驗，終於在1965年著就了新中國第一部神經外科學專著——《腦血管造影術》。在簡陋的實驗條件下，他受到X光放射的嚴重傷害，曾患過六次肺炎，白細胞低到了三千。

1997年，在艱苦而漫長的歲月中實現着誓言的王忠誠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榮獲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並獲得獎金100萬港幣。領獎台上的王忠誠在榮譽的光環中看到的卻是那些早已遠去的志願軍戰士的身影，想到的是等待他手術的病人。回到北京，他不顧路途疲勞，立即為病人做手術，並把100萬港幣的獎金全部捐獻給了國家，用於醫學研究。

手術、實驗、著書立説幾乎成了王忠誠生活的全部，他患上了嚴重的腰椎病。1999年，上級考慮到王忠誠的身體健康，決定讓他停刀。王忠誠雖然不願接受這一決定，但還是以共產黨員的姿態服從了。恰逢此時一位病情複雜的病人住進了醫院，這種病例非常少見，手術的成功率是零。王忠誠毅然決定為病人做完手術再停刀。同事和學生都勸他放棄，擔心萬一手術失敗會影響他所保持的腦幹腫瘤手術成功率的世界記錄。王忠誠卻説：“醫生的名譽再重，重不過病人的生命”。艱難的手術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也給王忠誠的手術生涯劃上了圓滿的句號。他的腰椎病發展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天壇醫院黨委經過慎重考慮，決定請王忠誠在國外進修的兒子王勁回國為他實施手術。在父親的鼓勵下，王勁勇敢地承擔了重任，手術獲得了成功。王忠誠恢復後激動地對老伴説：“看見沒有，我兒子讓我站起來了。”

2001年9月，王忠誠在澳大利亞榮獲世界神經外科學會頒發的最高榮譽獎 ^[2]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4]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2] 

影片中包括三個紀實性的片段：第一段是影片開始，扮演王忠誠的兩位演員高明和劉小溪觀看王忠誠院士做手術。手術結束後，王院士領着這兩位演員去看自己一張拍攝於朝鮮戰爭的照片，由此引出他畢生事業的起因：因為不懂神經外科，而無力挽救一位志願軍戰鬥英雄。第二段是影片進行到三分之一處，王忠誠將100萬元獎金捐獻出去，兩位演員又採訪王院士，請他介紹自己的金錢觀。第三段影片結束的時候，兩位演員再次和王院士見面，王忠誠説他愛人很喜歡看高明演的戲，同時表明自己的心跡：“我是個醫生，我只會看看病” ^[7]  。

同時，電視電影《王忠誠》是首部“磁轉膠”電影 ^[8]  。

《王忠誠》中三個紀實性段落建立起了整個作品敍事的結構，而其他的扮演性段落屬於過去時空和現在時空，交代了王忠誠的科研事業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以及王忠誠對於家庭、學生的態度。紀實性段落和扮演性段落交錯在一起，一方面讓觀眾和王忠誠真實接觸，感受他的平凡與偉大，另一方面也確證着扮演性段落的真實性。這種紀實性段落與扮演性段落拼貼的敍事方式，在中國以前的故事片當中非常鮮見。這樣的處理方式表明導演對於王忠誠的事業追求和人生態度採取了一種非獨斷論的開放心態和立場。兩個演員扮演的王忠誠和真實的王忠誠交錯出現，觀眾在觀看這部影片時不斷地經歷着一個認同和疏離相交織的過程，從而改變了那種純認同式的觀賞方式。這是一種很現代的態度。

影片表現王忠誠遇到疑難手術時，往往用大量的篇幅進行鋪墊，讓觀眾誤以為手術進行得會像情節劇那樣的起伏不定。但導演把手術過程處理得很順利，有點“高高舉起，輕輕落下”的味道。影片中還有一段是超現實主義的手法，很好的表現了王忠誠的矛盾、內心的鬥爭。

《王忠誠》不是詩電影，不是散文電影，和報告文學也不一樣，它排斥戲劇性，它運用紀實性段落，它讓真實的主人公和扮演者在一起交流，它還借鑑了超現實主義，影片是雜文式電影的一次有益嘗試 ^[7]  。（《電影》雜誌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