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評傳

該書由前篇《何晏評傳》和正篇《王弼評傳》組成，評述了王弼和何晏的一生，揭示了正始玄學的形成動因、理論內涵和歷史意義：在經學危機、道家復興和佛教東漸的條件下，何晏初步創立了貴“無”本體論玄學。王弼則在這一基礎上，運用本末體用方法成功地解答了有與無、有為與無為、名教與自然等一系列學術難題，以形名學邏輯習慣，得意忘言，刷新了《老子》《周易》和《論語》，奠定了魏晉玄學的理論基礎，將中國文化引入儒道融合的新時代。 ^[3]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王弼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1] 

該書作者自覺確立起了一種宏闊的研究視野。作為一部評傳，作者並未簡單地、近視地就王弼而論王弼，而是站在漢魏學術遞嬗歷程的宏大視界上，來審視王弼的思想，這就有力地保證了該書的深度和力度，使得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能夠有所創發、有所突破。正如作者所言，漢魏之際的學術鉅變，誕生了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正始玄學，標誌着中國思想文化形態從兩漢經學向魏晉玄學的歷史性轉折：“毫無疑問，何晏、王弼的學術成就有賴於他們各自的天才稟賦和人生機遇，但更是漢魏之際特定時代矛盾的產兒。因此，在分別對何晏、王弼個案作評介之前，必須瞭解他們所面臨的時代課題以及將他們推向歷史舞台的社會動因。”為此，該書中，作者以漢魏之際的學術鉅變為題，獨具匠心地首列了引論一篇，詳細探討了此所云時代課題與牡會動因，它是讀者步入王弼所構築的思想殿堂的“嚮導”。不唯如此，作者在書末還進而從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的背景上，以終極關懷這一深層的哲學問題為切入點，從總體上評價了王弼的千秋功過，使該書的思想水平得到了昇華。

該書在思想的具體研究方面，深入、準確、細緻地理清了漢魏之際學術遞嬗的軌跡，層層逼顯出王弼所宜解決的時代課題。作者指出，漢魏之際的學術鉅變，經歷了一個由經學式微、道家復興、佛教東漸到儒道融合、玄學誕生的艱難歷程。而玄學的基本特徵即在於，依循儒道兼綜的理路而使儒道融而為一。然而，正如作者所言，“作為中國的兩大思想流派，儒道各自有着完整的思想體系，從宇宙觀、人生觀、命運觀到政治、倫理思想各個層面都存在差異：儒家重社會倫理，道家重人性自然；儒家強調有為，道家強調無為；儒家講天命，道家講性命……如何調和這些矛盾，使儒道兩家哲學得以內在融合，創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哲學，是整個魏晉時代所面臨的共同課題。也是魏晉玄學所回答的學術主題。”王弼以及何晏正是因為就此作出了出色的回答，才演奏了正始之音的主旋律。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還獨創性地認為，東漢時期漢譯佛經中所頻頻出現的“無所有”這一範疇，啓發了何晏使其成為繼佛經之後第一個明確運用“無所有”表示宇宙本體的中國哲學家，這對正始時期玄學本體論的建立具有重大意義；王弼正是由於吸收並改鑄了何晏的“無所有”範疇，進而提出了“以無為本”和“以無為用”的命題，才完成了中國哲學的本體論變革。因此，作者斷言：“來自印度的佛教哲學曾在漢魏之際影響了玄學本體論的形成。”此一識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外，儒道的衝撞、融合，必然帶來知識分子處世心態和思想性格的變化，就此，作者將漢魏之際的名士細分為漢末名士、魏初名士和正始名士三代，詳加探討，勾勒出了在這一鉅變時代名士思想性格雙重裂變歷程的大致輪廓。 ^[4] 

王曉毅，1954年生，1978年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1988年畢業，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史。對魏晉玄及其與儒道、佛的關係，用力較多。已出版專著《中國文化的清流》《放達不羈的士族》《嵇康評傳》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