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元

王子元少年時在家習讀“四書”“五經” ^[1]  ，並隨英國傳教士研讀聖經，學習英語。以後報考西安三秦公學，因考試成績優異，英語特別突出，被該校聘為英語教師。青年時期為尋求救國道路，廣交進步青年及革命人士，與三原於佑任、富平胡景翼結下革命友情。為保護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1918年與胡景翼等組織陝西靖國軍，任外交處長，密赴上海市接於佑任返陝，沿途多駐足當地教會。於佑任平安歸抵三原，出任靖國軍總司令。同年冬又代表靖國軍赴上海謁見孫中山，經孫中山介紹加入中華革命黨，後聘為總統府諮議。1921年靖國軍進入困境，孫中山遣王子元回陝，做靖國軍與馮玉祥之間的聯絡工作。1922年靖國軍失敗，王子元等護送於佑任經四川赴滬。歸陝後，參與地方教育改革，主持兩所教會學校---崇真書院和美麗書院合併，創建了陝西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崇美中學，著名歷史學家武伯綸在該校上學。為繼續深造，王子元1924年赴北京，借讀北京大學，住北京檢閲使馮玉祥將軍處，受馮玉祥、胡景翼之約參加推翻曹錕政府，驅逐溥儀出宮的北京政變。事後馮玉祥被迫任西北邊防督辦，兼任甘肅省督辦。馮任命王子元為華亭縣長，王在任期間，支持了馮玉祥、於佑任“五原誓師”東進討伐北洋軍閥的義舉，解西安圍困。1927年，受馮玉祥之命，赴河南出任豫西和豫北行政長官，並修通豫陝公路，溝通西北與中原交通。1928年，青海省建制，馮任命王子元為青海省民政廳長，代行青海省長職務（時孫連仲省長未到任），對青海省建設做了大量工作，主持編寫了《玉樹開拓計劃》和《現代青海》等專著。1930年馬步芳在蔣介石支持下主政青海，王即離開青海返回陝西。

回陝後，於佑任邀他去南京任職，他不願再涉足政界，欲歸故里從事教育工作。1932年經於佑任推薦，王子元出任“西北農林專科學校”（西北農業大學前身）籌備處主任，從此他投身於西農的創建工作。並代理校長之職。1936年建校基本完成，在正式任命校長時，戴季陶因前嫌，排擠王子元任命他人為校長，王離校返回西安。

1936年王子元返回西安，時年45歲。他反省自己前半生，為振興中華參加革命，從政治國，辦學興國，為人正直，為官清廉，生活儉樸，兩袖清風，但至此報國無望，前途渺茫，深感悲觀。1937年秋，宋尚節博士在西安講道，他帶領家人蔘加，聽後大受感動，幡然省悟，決心將後半生獻身教育事業和基督教事業。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事後許多老友遭受南京政府迫害，人心慌亂。國家危亡及個人遭遇集於一時，他憂憤成疾，精神失常。經治稍愈，於1937年末舉家遷回三原薛家堡。

回到鄉間，他看到農村貧困，文化落後，農民子弟求學極為困難，村中也無教堂，教友禮拜無定處。他鼓勵子女辦農民夜校，並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借用村小學數間草房做禮拜堂，請牧師領禮拜講道，並舉行佈道大會，同時籌劃興辦教育。他捐獻自己的土地和部分家產，聯合教育界老友、地方士紳和基督徒，於1939年在三原縣安樂村創辦振國中學及小學，為照顧農村子弟入學，該校收費較低。為籌措辦學經費，王子元辦工廠，將工廠所得全部用於辦學，在經濟拮据時，常將自家糧棉賣掉添補學校。儘管如此，學校仍接收十餘名免費並供食宿的工讀生，使這些日寇侵佔區的青年和赤貧農民子弟獲得讀書機會。他要求師生“互敬互愛、捨己為人、努力學習、振興中國。”由於王子元的愛國民主思想和進步教師的作用及基督教的影響，國民黨在該校無法插足，三青團也難以開展活動，許多進步書刊卻能在學生中傳閲。該校教學質量高和校風嚴謹在當時聞名一方，原西安市工商聯副主委任志競，西安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教授王澤民均畢業於該校。

為解決農村青年上大學難的問題，他於1948年在教育界和農業界老友支持下，創辦了“西北農工學院”。

作為基督徒，他希望青年能信奉基督教，但堅持信仰自由。在不影響正常教學秩序的情況下，每學期有1到2天時間，請有名望的牧師如賈玉銘、馬可等給學生講道。信教學生每晚舉行讀經祈禱會，有時協助信教教師到附近農村作傳道活動。每年聖誕節舉行大型慶祝活動，同時演出進步歌曲和話劇，附近教徒和羣眾參加者甚眾。

為解決當地教會無大型禮拜堂，在教友共同努力下，學校專蓋一座四間連通的大教室（後改建成六間）既作學校禮堂和教室，也作當地禮拜堂。寒暑假期間，舉行大型佈道會，會期一般為7天。講道人都是省內外知名牧師。各地信徒參加者有時可達五六百人。教友捐助錢糧，自辦飲食，不足則由王子元家補充，堅持創辦符合中國民情的教會。

由於學校的聲望和當地教會的復興，引起差會中外國傳教士的注意。他們多次找王子元商議，希望將學校教育和教會工作與差會聯繫起來，可給予一定的經費援助，遭到王子元斷然拒絕。他堅持主張中國教會應由中國信徒自己辦，按聖經和基督教宗旨創辦中國自己的教會。不接受外國經費，不依附外國教會組織，不受外國教會支配，基督徒必須有民族自尊心，他的主張受到廣大教友的歡迎和支持。該地教會不再與差會聯繫，也不請外國傳教士講道，因而也引起當地差會中的中國傳教士的誤解。

1949年三原解放，王子元堅定不移地依賴和擁護共產黨。他常對人説：“除無神論這一點外，共產黨為國為民的一切主張都是我一生所盼，至今得以實現。”他認真學習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響應黨的號召，將西北農工學院和振興中學交給國家。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作人民陪審員時，深入羣眾作調查研究，使一起逼人致死案的原兇得到應有的懲罰，10年被懷疑對象得以解脱，在當地影響很大。1955年任三原縣第一屆政協委員。

1950年吳耀宗牧師等發起“三自愛國運動”，王子元十分擁護。他説：“中國教會必須實行自治、自養、自傳，我辦教會十餘年的經驗充分證實，這是中國教會復興的必由之路。”振國中學交國家後，校園內的禮拜堂一併交出。為使附近教友有禮拜之處，他各處奔走，經政府同意，當地教友共同努力，建起一座四間的教堂，並堅持“三自”的原則自辦教會。由於缺少講道人，當地教友請他主持禮拜，因他不是神職人員，堅持不登台講道。為此，1952年下半年，在教友的推薦下，經朱仲玉牧師按立王子元為長老，此後他才正式主持該教會工作，在各地講道。

1959年，王子元以自己竭誠愛國之情和基督徒虔誠之心，關心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教會工作的困難，親赴北京，拜訪黃炎培，邵力子等老友，陳述和平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想法和落實黨的宗教政策的意見，抱着對共產黨無限信賴之心，擬上書毛主席和黨中央。諸老友給他講述時局情況，勸他慎重從事。歸陝後，他仍寫了意見書上呈中央。在極“左”路線影響下，1960年4月以“保護性拘留”之名將王子元拘監待審。在獄中，他堅信自己渴求和平統一祖國的願望和要求落實黨的宗教政策的意見是正確的。1962年雖身陷囹圄，仍向黨中央寫了《和平解放台灣呼籲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的願望不能被理解，為此他經常禁食禱告。1964年元月19日含冤病故獄中。1978年，王子元的冤案經過認真複查，已徹底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