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英

歷任山東陵縣二區、三區區委書記，匡五縣六區、鳳凰區區委書記，臨邑縣宿安區區委書記，匡五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濟陽縣委宣傳部長，新昌縣委副書記、縣長，杭州水利發電學校、南京電力專科學校校長，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黨委書記，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黨委書記、校長等。

王士英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2年3月31日下午1時52分在杭州不幸逝世，享年89歲。 ^[1] 

王士英 1965.05-文革 任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成都工業學院）黨校長。 ^[3] 

王士英 1973.06-1978.11 任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現成都工業學院）黨委書記。 ^[3] 

1980.5-1985.2任杭州電子工業學院（現杭州電子科技大學）黨委書記。 ^[2]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侵略軍悍然向北平西南部的盧溝橋發動進攻，中國駐軍奮起還擊，由此揭開了全民抗日戰爭的序幕。

7月中旬，山東省委召開緊急會議，具體討論佈置在山東全省發動抗日武裝起義等問題。省委對戰爭形勢作了分析，部署各地區以黨的組織為核心，以民先隊、救國會等成員為骨幹，收集民間槍支，廣泛動員民眾，配備幹部，籌備給養，準備抗戰。 10月3日，日軍侵佔德州，開始了慘絕人寰掃蕩和清剿，推行燒光、搶光、殺光政策，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年僅14歲的魏立勳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獸行，在親戚和周邊進步青年的影響下，走上了報國救民的道路。

1939年6月，魏立勳經王洪開村的楊一枝（原名王德振）介紹，認識了時任中共冀魯邊區二地委陵縣四區（滋鎮區）區委書記的李曉瑞，並被推薦入黨。李曉瑞先是介紹他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類似現在的共青團），提議推選為滋鎮區三洄河村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給他看《論持久戰》《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書籍。並經常向他講述抗日救國的道理，指導如何在青年中組織、宣傳和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同年9月，魏立勳成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並在李曉瑞的幫助下，建立了三洄河村黨支部，發展了魏乃德、魏立全、魏山閣、魏立吉等人入黨。

1940年3月，魏立勳調任中共陵縣四區洄河鄉中心支部書記（相當於現在的黨總支）。中心支部下屬三洄河村、張有道村、趙家屯村、劉鴨子村、高家村共五個支部和兩個尚未建立支部村莊的單線黨員，公開職務是洄河鄉抗日自衞隊教導員。由於八路軍百團大戰的重大勝利，大大震懾了敵人，日本侵略軍加強了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的“掃蕩”和封鎖，1941年初夏，縣委傳達了中共中央華北局關於準備迎接最艱苦的鬥爭環境實行隱蔽政策的決定。規定我黨幹部不要再兼任公開職務，最好從事社會職業，以掩護自己長期為黨工作。 1942年，魏立勳辭去了鄉抗日自衞隊教導員的職務，化名王士英，並買了幾隻羊，當起了“羊倌”，從事着秘密的工作，在自己普通的崗位上做着黨的眼睛和耳朵。那一段時間，三洄河村、張有道村、趙家屯村、劉鴨子村、高家村的很多村幹部，都和他相處得非常熱和，他白天放羊，觀察地形，蒐集各種情況，晚上就在各個村子裏串門兒，向他們傳達上級的指示，和老鄉們拉家常，開展羣眾性的抗日活動。

之後他多次被組織調任新的崗位，1948年8月出任中共濟陽縣委宣傳部長。 ^[4]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根據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作出抽調幹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區的戰略決策。根據中央指示，中共渤海區黨委要求各地縣委都要配備兩套領導班子，包括縣委、縣政府、縣大隊以及縣級各民運團體、各區委的班子。一套留當地堅持工作，一套隨軍南下。身為濟陽縣委宣傳部長的王士英積極報名，成為130名南下幹部之一。

1949年春節剛過，縣裏給每個同志3天時間，向家裏人告別。這一別，要到哪裏去？去多長時間？路有多遠？什麼時間能回家？在回家路上，他腦子裏想了很多很多，盤算着如何安慰母親。王士英的父親去世的早，自幼和母親相依為命。記得1942年，黨組織調他到陵縣二區（神頭區）當區委書記時，母親曾大哭了一場。現在，又要到千里之外戰火紛飛的江南去，她老人家能想得通嗎？

回家後，王士英給娘磕了個頭。跟娘彙報了自己的革命經歷，又從淮海戰役的偉大勝利講起，説到江南人民盼望解放軍過江。母親反問道：“你是不是也要南下？”王士英支吾半天一時竟無從回答。忠孝兩難全哪！半天，母親説：“咱院裏（魏氏族院）你立森哥昨天回來了，他説了要南下，你大娘為這事哭得大淚小道的。聽説東院裏芳亭也要南下，我就想到你也會南下。 ”王士英搓着手，“娘，你要是捨不得兒去，咱再向組織要求要求。 ”“咱不去，誰去呀！你是黨培養的幹部，應該做大事。”隨後士英娘拿出了一件新棉大衣和一個紅布包，遞給王士英。“這是我用剛織出的布給你做的棉大衣，還有一塊銀元，是土改時分的，娘沒捨得花，你就帶上吧。”娘説着，眼淚撲簌簌的掉下來，母子們抱在一起。真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情景。

1949年3月1日，王士英踏上了隨軍南下的征程，以步行、坐敞篷火車、乘汽車、渡輪船等方式，經過2個多月的奔波，於5月初來到了千里之外，當時仍戰火紛飛的江南。 1949年5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兼省長譚震林、副書記譚啓龍召開了南下幹部帶隊負責人會議，介紹了浙江基本情況和接管任務，決定由王士英率領濟陽、樂陵等30位南下幹部，經紹興轉到餘姚，與四明山區幹部王超、呂平會合接管新昌縣，組成了新昌縣委會和新昌縣人民政府領導班子，王士英任中共新昌縣委副書記（主持縣委工作）兼新昌縣縣長。這一年，他才25歲。

王士英等南下幹部克服語言不通及對當地歷史與現狀不熟悉的困難，尊重並團結當地同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為清剿殘匪、鞏固政權、開展土改等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王士英稱新昌是他的第二故鄉。 ^[4] 

1952年5月，王士英奉調浙江工業幹部學校任校長，從此成為我國技術教育事業的一位堅強戰士，併為其作出了畢生的奉獻。幾十年來，他先後擔任校長、黨委書記的五所學校都是國家重點發展的技術專業學校，為我國的工業現代化建設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文武結合具有很強開拓能力的技術人才。

1952年，正處在全國人民對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滿懷憧憬、滿懷希望、激情滿懷的熱烈期待之中。為了迎接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王士英以而立之年的勃勃英氣，團結了一批高水平、高素質的教職員工，使學校的教學、改革等工作得到全面蓬勃的發展。

以浙江工業幹部學校為“母體”的多個新型學校不斷派生。 1952年秋，將土木科劃出來，單獨成立杭州土木工程學校，不久該校劃歸交通部領導，一部分遷上海，成為上海建築材料工業學校，後改為上海建築材料工程學院。一部分遷南京航務工程學校。將紡織科劃出成立浙江紡織工業學校，後幾經改變成為浙江絲綢工學院的前身。其餘機械、電機、化工仍在原址，改為杭州工業學校，王士英任校長。 1953年初，杭州工業學校又作了調整，將化工科與温州高工的化工科和蘇州高工的化工科合併成立杭州化工學校，直屬中央化工部領導，不久該校遷衢州，成為衢州化工學院，也即浙江工學院的前身。機械科、電機科則劃歸當時的燃料工業部，成立杭州水力發電學校，王士英仍任校長。

步入杏壇以來，王士英一直沒有離開電子科技領域。1956年3月調任南京電力專科學校校長；1960年3月調任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黨委書記；1965年6月調任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校長、黨委書記；1979年，王士英又戲劇性地回到了他親手建造的原杭州水力發電學校校址，籌辦杭州電子工業學院（現為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1980年5月學院成立，王士英任黨委書記，直至1985年離休。

在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任職期間，王士英接待了各國駐華使節代表團、日本及歐洲的教育代表團、青年代表團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國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代表團。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12月，深受全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陪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來到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參觀。

原來，西哈努克親王意將自己的三個兒子送到中國學習鍛鍊，尤其希望最小的兒子凱瑪努拉克“進入一所技術學校學習一門手藝”。周總理再三權衡，深思熟慮，當時的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進入了備選名單。首先無線電技術在上世紀60年代是最新技術，王子如果能成為一名無線電方面的技能人才，對柬埔寨國家建設能有幫助；同時當年的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不僅是國內名校，而且是國內中專校中能被國際認可學歷的僅有的兩所學校之一，所以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自然成為了王子未來學習不二的選擇。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西哈努克訪問中國期間，周總理專程安排了他參訪未來王子上學的學校。

王士英全程陪同，並代表學校將學生實習裝配的一部收音機贈送給西哈努克親王。周總理還親切地詢問了學校的工作情況，作了重要指示，特別強調要減少教師的非業務活動，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要關心師生的健康。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