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華

1890年12月7日，王國華出生在河南確山縣香山鄉大王莊一個貧苦農民家裏。從15歲起，他便用稚嫩的肩膀撐起了窮家；18歲後，當過油匠、酒匠、窯匠、轎伕，給窮教書先生當過學東（也叫約學）。在養家餬口的奔波中，他懂得了一個道理：富人們吃硬不吃軟。反抗的種子，就這樣在他的心裏萌芽。

1924年夏天，大王莊辦起了紅槍會，王國華當上了場主（也叫會長），他開始真刀真槍地和地主周旋。

1926年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確山農民運動蓬勃興起，王國華成為農運積極分子。

1927年4月4日，楊靖宇領導確山農民暴動，3天之內攻佔了縣城，扣押了反動縣長王少渠。王國華指揮紅槍會參戰，經受了戰火硝煙的洗禮。至今，確山東部地區仍然流傳着《打確山》民謠，從中可以領略楊靖宇、王國華等人的風采：

日頭出來紅滿天，受人欺侮怎心甘。

要是不想當牛馬，拼命和他幹一番。

正月十四把火放，一直燒到三月三。

……

紅纓槍，一大片，紅纓揚起遮滿天，圍住確山五天整，長槍鐵炮打得歡。到底羣眾力量大，八軍劣紳把膽寒，三月初七夜過半，開開西門竄了圈。

民謠中的“三月三”，就是陽曆4月4日；所謂“八軍”，是指盤踞確山的直係軍閥第八軍；“紅纓揚起遮滿天”，也有王國華和紅槍會的身影。

可是，由於蔣介石、汪精衞相繼背叛革命，中國共產黨人被迫由城市轉入農村，王國華也繼續在家鄉積蓄革命力量。

1930年秋，王國華加入了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組織“鞭杆會”，積極領導大王莊農民開展捐糧鬥爭，強迫地主富豪拿出餘糧賑濟災民。由於工作出色，當年他被推選為確山縣中區蘇維埃主席。1931年2月至1932年4月，他擔任了確山游擊隊隊長，開始游擊戰爭實踐，常常襲擾駐馬店城郊。

1932年春，王國華加入中國共產黨，仍舊戰鬥在確山，歷任大王莊支部書記、中區區委書記等職。

1933年6月，王國華擔任中共河南省工委巡視員，負責指導信陽、汝南、確山、正陽、泌縣5縣游擊隊，由搶糧鬥爭迅速轉向武裝鬥爭。同年10月，他作為河南省農民代表，前往江西中央蘇區，參加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次年1月被選為主席團成員。

會議期間，王國華認識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閒談革命經歷時，毛澤東對王國華搞過紅槍會表示讚賞，題寫了“黨不離槍”4個字送給他。王國華接過“墨寶”，很興奮地説：“錦囊妙計，金口玉言啊！”

毛澤東鄭重地説：“這可是革命志士用鮮血為我們凝聚的真理呀！”

切磋游擊戰術時，朱德誠懇告誡：“游擊隊在城市周圍是最危險的，敵人還沒有發覺你們，要是發覺，總要想法把你們消滅。要把游擊隊拉到山區去，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發展！”

由於敵人嚴密封鎖，中央擔心王國華歸途的安全，先讓他在中央黨校、紅軍大學各學習3個月，後又任命他為長勝縣委副書記，學習如何運用游擊戰術和創建革命根據地。

1934年7月，王國華當選為中共河南省委委員。可是，省委代理書記張國誠叛變，省委軍事部長周駿鳴被捕入獄。得知消息後，王國華心急如焚，迫切要求回河南恢復黨組織。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主力紅軍被迫長征。黨中央決定接受王國華的請求，派他回河南搞武裝鬥爭。

王國華動身前，周恩來找他談話：“中央決定：你儘快返回河南，儘快恢復被破壞的各級黨組織；創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廣泛開闢游擊區和根據地。你將遇到各種想像不到的困難，甚至於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聯繫到地方黨組織；但是，你不要擔心，我周恩來就是你的黨組織，不論遇到什麼險惡環境和艱難困苦，我代表中央永遠承認你的組織關係。”

面對重託，面對信任，王國華無語凝噎。在王國華長子王雷生撰寫的《王國華墓誌銘》中，對此有生動記述：“主席撥燈，賜送墨寶，黨不離槍，老總教誨，游擊戰爭，恩來叮囑，永做後盾，紅軍北上，臨危受命，返豫鬥爭。”

1935年7月，在尋找河南黨的組織關係大半年之後，王國華終於在唐河畢店找到了中共鄂豫邊工委書記張星江。8月，針對革命處於低潮的狀況，他們認為“把兩個拳頭捏在一起就更有力量”，遂決定把鄂豫邊工委與豫南黨組織合併，組建成中共鄂豫邊區省委，由張星江任省委書記，王國華任宣傳部長，仝中玉任組織部長。

張星江、王國華等議定，按照朱德的指示，在確山、泌陽、桐柏、信陽4縣交界的山區發動羣眾，在這個“三不管”的地方組織武裝鬥爭，創立革命根據地。王國華擲地有聲地説：“咱們要儘快成立正式的紅軍游擊隊，拉起武裝來，黨手裏不能沒有槍。”1936年1月4日夜，一支只有7個人、3支槍的鄂豫邊紅軍游擊隊，衝破重重白色恐怖，在信陽吳家尖山小石嶺村誕生，周駿鳴任隊長，張星江兼任指導員。游擊隊成立當晚，就擊斃了小石嶺村聯保主任，打響了鄂豫邊區人民武裝鬥爭的第一槍。由於王國華得到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指教，他實際上是這支游擊隊的“軍師”。

4月25日，張星江、王國華、周駿鳴等率領化裝成香客的紅軍游擊隊員，趁桐柏縣平氏鎮古廟會之機，從反動民團和豪紳家丁手中奪到長短槍9支。戰鬥中，張星江不幸犧牲，仝中玉繼任省委書記，王國華任組織部長。5月，豫南國民黨軍4個營及2個保安大隊向紅軍游擊隊發動進攻。游擊隊在王國華、周駿鳴等領導下，採取“化整為零”的策略，分赴泌陽、確山和信陽發動羣眾，秘密建立黨和羣眾組織。9月，王國華接任鄂豫邊區省委書記，他對紅軍游擊隊的指導更方便了。

由於王國華年輕時就蓄下鬍子，此時又憑着這把鬍鬚掩飾年齡、身份，加上一身的農民打扮，因此廣大幹部羣眾都稱他為“王老漢”。當時，“王老漢”的名字傳遍豫南，土豪劣紳談到他就心驚肉跳。豫南不法之徒見到滿臉大鬍子之人，都要避讓三分。

面對強大的敵人，王國華等堅持“多交朋友，少得罪人”的方針，制定了打“壞貨”、拉土豪的政治策略。打“壞貨”，就是對欺壓人民的土豪劣紳，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下殺手；拉土豪，就是對比較有錢的地主、富農，民憤不大的，只捉來量力罰款，不致其傾家蕩產。

王國華還非常注意統戰政策，注意對鄂豫邊的綠林武裝施以革命影響。當時，這一帶有兩股“大杆”即著名的綠林武裝，首領一個叫安可祥，一個叫段永祥。安可祥，桐柏縣安棚人，出身貧寒，常愛打抱不平，人送外號“土光棍”，多次率眾攻打土豪圍寨。段永祥，唐河縣畢店人，是個小知識分子，被迫走上拉桿為“匪”的道路。安、段兩人過從甚密，私交亦深，他們常以“打富濟貧”相號召。由於安、段兩團對國民黨地方政權和地方武裝採取對立的立場，王國華遂主動與他們取得聯絡，相約一起和國民黨軍周旋。當時， “王老漢”的聲譽和紅軍游擊隊採取的某些鬥爭策略，也在安、段兩團士兵中產生了一定影響。因此，安、段兩團有時“拉票”牽涉到紅軍游擊隊，經過聯絡他們就會馬上放人。和安、段兩團建立關係，讓國民黨軍有所顧忌，擴大了紅軍的迴旋餘地。

到1936年底，在張星江、王國華等苦心經營下，鄂豫邊紅軍游擊隊發展到100多人，擁有手槍50餘支、長槍100多支。

1936年10月，王國華派李子健北上尋找中共北方局，彙報鄂豫邊紅軍游擊隊轉戰情況。12月13日，李子健受到時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接見，游擊隊的工作得到劉少奇的肯定。劉少奇還送給游擊隊一部留聲機及3支金筆。

1937年7月至9月，在抗日戰爭全面打響之時，王國華擔任了紅軍游擊隊指導員，為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部隊保持政治航向。

對於王國華等堅持的鄂豫邊區鬥爭，《彭雪楓傳》如是評價：原中共河南省委委員王國華和中共鄂豫邊區工委書記張星江取得聯繫，“並在1935年8月決定建立新的中共鄂豫邊區省委，從而領導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建立了以竹溝為中心的鄂豫邊遊擊根據地。這樣，竹溝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15個遊擊根據地之一，成為中原抗戰的戰略支點”。

1937年10月，為適應全面抗戰的需要，鄂豫邊紅軍游擊隊改編為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周駿鳴擔任團長，王國華兼任政治委員。為壯大紅色抗日武裝，王、周指揮獨立團打蔡衝、襲賈樓、攻下馬谷田、出擊王店，部隊迅速壯大，擁有600多人，400多支槍，確山縣西部重鎮竹溝一帶成為紅色武裝的後方。這年秋天，王國華將鄂豫邊區省委和獨立團領導機關遷駐竹溝。

之後，王國華率部在確（山）泌（陽）邊界繼續剿匪和打擊土頑勢力時，在泌陽縣高邑巧遇有過聯繫的安可祥、段永祥兩團和另一股“杆子”朱六排長。為擴大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王國華對他們做了耐心細緻的工作，《彭雪楓傳》這樣一段記述：

當時他們在同國民黨地方武裝交火後已受重創，王國華主動與其聯絡，以友相待，並請他們喝酒吃飯，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進行抗日合作談判。段永祥從中受到很大教育，激起愛國熱情，遂以130多支槍、13匹馬贈給獨立團，併發誓説：“我要搞到3個團的力量，到那時再來歸順‘王老漢’。”説罷，安、段二人和朱六排長，就帶着他們的一路人馬到湖北隨縣一帶活動。

1937年12月，中共鄂豫邊區省委改稱中共豫南特委，王國華歷任副書記、書記，為推動豫南地區抗戰運動奔波。

1938年1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與國民黨談判，將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改編為新四軍四支隊第八團，周駿鳴擔任團長，王國華擔任政治委員，即“豫南新四軍老八團的政治委員”。

豫南的戰略地位，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1938年2月16日，中共河南省委軍事部部長彭雪楓抵達竹溝，負責運籌中原抗戰。《彭雪楓傳》記述，“彭雪楓一到竹溝，就受到聚集在這裏的中共豫南特委和四支隊八團領導人王國華、周駿鳴等人的熱情歡迎。”同時，彭雪楓還通過他們“對鄂豫邊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深入的考察”。

協助豫南特委集中整編新四軍四支隊第八團，儘快開赴抗日前線，是彭雪楓的首要任務。可是，第八團説是一個團，實際上只有一個營多一點的兵力，遠遠不夠一個團的建制。這時，王國華想到了安、段兩團。

1938年2月初，安、段等人果然在隨縣一帶搞到3個團兵力，可惜在由鄂返豫途中損失了1個團，餘部安全撤避唐河一帶。王國華得到消息後，連忙和彭雪楓商量。兩人一致認為，這是收編他們的良好時機。據《彭雪楓傳》記述，他們立即指示中共唐（河）東區委書記劉中興進行工作，爭取安、段兩團參加新四軍。劉中興接到指示後，親自到段永祥家陳述日軍侵華暴行，指出中原緊急形勢，希望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能同新四軍共同抗日。段永祥當即表示，願與新四軍共赴國難，團結抗戰。經過彭雪楓、王國華派人做工作，加上“王老漢”的影響，段永祥認識到共產黨是國家民族的希望，還親自説服安可祥接受黨的抗日主張，跟着共產黨走。最後，安、段兩人均表示願意接受黨的領導，加入新四軍，並願開赴前線對日作戰。於是，彭雪楓、王國華決定該部由唐河一帶開至泌陽鄧莊鋪受編，安可祥、段永祥同到竹溝領命。

2月底，安、段率部開至鄧莊鋪，彭雪楓、王國華立即派人同安、段進行收編談判。由於長期受到王國華影響，安、段兩人深明大義，全部接受了新四軍所提條件。此後，安、段部即奉令開至竹溝以西的酒店、冷水鋪一帶駐防，安、段二人也親自到竹溝受命，並受到王國華的歡迎。一見面，段永祥還不無愧疚：“我是衝着‘王老漢’您來的！只是我的保票打了折！”隨後，第八團將安、段所部分別編為第四、第五2個大隊，不久，在時機成熟後，彭雪楓、王國華又對其進行了精簡整編，剔除其中的投機者，留下700多人，整編為第八團第二、第三2個營。同時，又以其原有的槍支、馬匹為基礎，組建了第八團騎兵連、手槍連。這樣，第八團迅速壯大，總兵力已達1300餘人。改編安、段所部，令彭雪楓對王國華佩服不已，“蘇聯有個夏伯陽，中國有個王老漢。”

3月29日，第八團在信陽邢集誓師東征。這支隊伍成為新四軍四支隊中的堅強戰鬥集體，不久又擴編為新四軍第五支隊，後發展為新四軍二師第五旅。同時，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批准，在竹溝設立了第八團留守處，王國華擔任主任。

後來，劉少奇來到竹溝，充分肯定王國華改編安、段二團一事，幽默地稱讚他是“改造土匪的博士”。

籌建和開辦竹溝軍政教導大隊，是當年彭雪楓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領受的又一重要任務。誠如《彭雪楓傳》所言，“竹溝軍政教導大隊的籌建和開辦，是在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竹溝留守處準備建立和建立以後而以留守處的名義開始的”。作為竹溝留守處主任，王國華做了大量具體的工作。比如，所招學生多是豫南人，這與王國華在豫南的巨大影響有關。《彭雪楓傳》就有記述：那時，“單是瓦崗寨一個地方，有一次就有30多個十六七歲的青年，由他們的父母送來，硬交給留守處主任王國華。”

從1938年3月到1939年11月，王國華擔任竹溝留守處主任僅僅1年8個月，就在竹溝領導培訓了3000多名各級黨政軍骨幹，大大充實了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的力量。同時，竹溝還是新四軍成長壯大的重要基地，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先後派出16批計4800多人，從竹溝東進、南下，發展為新四軍的第二、四、五師，成為堅持華中抗日鬥爭的主力部隊。此外，新四軍的第三、七師，都有這裏輸送去的人員。正因為竹溝的重大革命作用，使國民黨頑固派對其極端仇視。

1938年5月，國民黨信陽當局藉口有人狀告竹溝留守處“不法”，命令第一八八團夏華國部“輕裝開赴竹溝”進行“徹查”，尋機武力解散留守處。團長夏華國親自出馬，率整整一個連的兵力來到竹溝。而新四軍留守人員僅有保護傷病員的一個排，雙方實力懸殊。彭雪楓、王國華決定“以誠相待，以理服之，以情動之”，不得已才兵戎相見，先禮後兵。

據《彭雪楓傳》記述，“以誠相待，以理服之，以情動之”都是由王國華唱主角：

第二天上午，夏團官兵從東寨門列隊進入竹溝。……王國華帶領留守處工作人員和竹溝各界羣眾，敲鑼打鼓，夾道歡呼。……夏團官兵穿行在歡呼雀躍的人羣中，看到的是一張張友好善意的面孔，聽到的是一聲聲扣人心絃的抗日口號。幾年以來，夏團官兵很少見到如此熱烈的場面，受到如此隆重的禮遇。

能夠見到大名鼎鼎的“王老漢”，夏華國感到榮幸。一見面，王國華語重心長地説：“我叫國華，你叫華國，都是中華民國子孫！”夏華國聞言，感慨系之。

夏團進駐竹溝的第二天，彭雪楓請王國華和夏華國見面，申述留守處的不白之冤。彭雪楓獻計説：你是留守處主任，同他見面時只要理直氣壯，據理力爭，我們是會勝利的。但是，又要表現出我們的悲憤和沉痛，必要時可以學一學劉備借荊州。就是説，要以理爭取夏團，保證竹溝萬無一失！

王國華同社會上各種人物都打過交道，具有豐富的統戰工作經驗，這次也是舉重若輕。在同夏華國見面後，他義正詞嚴地對竹溝留守處的成立經過作了詳細陳述，隨之嚴厲質問當局為何背棄蔣委員長的旨意，聽信謠言，出爾反爾，為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張目，而對抗日的竹溝留守處卻查而禁之，甚至驅而逐之。繼而，他鄭重指出，貴我兩軍，都是國軍，如若相向對抗，自殘手足，無論誰勝誰負，竹溝不就完了？竹溝完了與否，姑且不論，然對貴軍何益，對抗戰何益？這真使吾等堂堂中華男子、愛國軍人心寒啊！説到這裏，王國華有感而發，不禁失聲。他的痛切陳詞，觸及了夏華國的隱痛，喚醒了他的愛國良知，於是，他連忙起而勸説道：“老漢所言極是，可是我是不能不來的。來了反倒很好，真情可以上達嘛！作為一個軍人，我只知效命疆場，進行抗日；而要抗日就得團結，要團結就不能摩擦。竹溝留守處對我既然如此熱情，摩擦緣何之有？”就這樣，由於王國華向夏華國解釋了不白之冤，遂使夏團“由戒備一變而為友誼”，初次面談，獲得成功。

隨後，彭雪楓趁熱打鐵，回訪了夏華國，並請夏團連以上軍官會餐。最終，夏團滿懷友誼離開竹溝，並竭力為留守處辯誣，遂使留守處又堅持了一年半左右。

1939年11月11日凌晨，國民黨軍1800多人突襲竹溝。王國華等迅速在西寨門建立指揮部，帶領軍民進行了英勇的反擊。在拼殺兩天一夜、眾寡懸殊的情況下，他當機立斷組織突圍，由西門突圍南下，前往四望山根據地。

新中國成立後，王國華謝絕了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留他到中央工作的建議，回到家鄉河南工作，歷任省農協副主席、省土改委員會主任、省委監察委員會主任、省政協副主席、副省長等職。那時，他已經60歲了，又因身體不好，處於休養狀況，基本上不參與省委的工作決策。但是，他還是經常到農村和基層檢查和調研工作，一是堅持時刻與羣眾保持聯繫的生活與工作作風，二是可以及時給一線工作的同志提供可靠真實的調研情況。

1970年2月8日，王國華在鄭州去世，終年80歲。去世之前，他斷斷續續地對兒子們説：“永遠不要忘記過去，忘記光輝的革命歷史。” ^[1]